摘要： 理解“钱问”中的“受封建思想影响”问题，需要回顾我国大学的历史。而我国大学的曲折历程，则反映了大学性质的复杂性。由于大学长期被看成是社会的工具，因而自然就难以有属于自己的坚定信念和高贵灵魂，也自然培养不出具有敢想敢干、特立独行品质的创新性人才。我国大学要培养出具有远见卓识的创新性人才，就必须消除自身的工具性，而这又是大学自身难以完成的。
关键词： 创新性人才；封建思想；教育方针；工具化
近年来，科学界、教育界的许多学者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对于促进教育进步很有作用。然而，在人们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却鲜有人提及，那就是钱老在“中国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受封建思想影响”，亦即我国大学到底是受了什么封建思想影响，才无法培养出创新性人才的。而综观“钱问”的所有内容，这个问题显然是个核心性问题。因为人的活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有什么样的思想，才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另外，对教育活动起基础和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制度，无疑是由人制定的，也就是建立在人（制定者）的思想基础上的。那么，这些教育决策者们是受了什么样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才导致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者使“杰出人才老是‘冒’不出来”呢？
一、 我国大学曾经有过不被封建思想影响的时期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我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历程。而审视我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则可知我国的现代大学，并非是在本土文化、思想、制度的土壤里自发生长起来的，而是从国外移植来的。由于我国现代大学在开办之初，所主持创办教育的人大都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人员，他们既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功底，也具有在国外学习的背景，因而能够很好地将国外大学的制度和文化与国内的教育传统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了很好的效应。他们在大学教育思想方面，基本上都坚持了国外大学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使大学保持了普世性的特点和水平，实现了我国早期大学对本土教育思想和观念的超越，使教育出现了新的景象。可以说正是这些对发展教育有殷切希望和献身精神的文化和教育精英们的努力，才形成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并不低，而且成就显著的早期历史。
纵观我国早期的有些大学，在创办10年或20年之后，就能够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学府，其学术水平被世界许多国家的大学所承认，其学生可以与欧美许多国家的大学进行交换，显然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而形成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除了当时一些管教育的人（比如：张百熙、吴汝伦、傅斯年等）以及许多办教育的人是对教育有坚定信念、对教育原则有坚定持守、对教育事业专心致志的教育家外，就是其时的许多大学，基本上都是依据《大学令》（1912年颁布）设计的制度框架，按照世界大学通行的原则建校和运行的。在学校的基本制度方面，虽然有“中体西用”的局限（比如：校长需要由政府任命），但在大学的微观制度和文化方面，则基本上都保持了与世界大学通例比较一致的“学术共同体”特征，各校内部管理都实行的是通行于世界大学中的“教授治校”制度。尤其是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梅贻琦先生主持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其校内的最高决策机构都是体现大学活动特点的教授会和评议会，教师特别是教授在治校过程中是发挥了实际作用的。而在这种与西方大学基本一样的“教授治校”制度中，其精神主旨是民主、科学、自由、理性，很少或者说已经完全没有了封建思想的影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大学中，人们对封建思想是充分警惕的，其时一些享誉学界的风云人物，都是以反对封建思想而闻名的，其中以陈独秀、蔡元培（在他的主导下，中小学废止了读经，以德育代替经学）、胡适的影响最大。可以说正是在他们的启蒙和引导下，我国在上世纪初期才出现了以反封建文化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同样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许多青年学子才决然与封建的思想及家庭决裂，走上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道路的。所以，钱老所说的“受封建思想影响”（是指封建思想在大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显然不是指这一时期的大学，而是指这一时期以后，且与其形态完全不同的大学，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大学，或者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何以能够被封建思想影响呢？
二、 前三十年时期的大学形态与封建思
想
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大体上可以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时期。而回顾前三十年时期的大学教育形态，一是当时的“以俄为师”教育方针，使专业化人才培养的教育方式代替了我国传统大学的通识教育方式，导致我国的大学教育既中断了与本土传统大学的联系，也隔阂了与世界大学的联系，进入到实用主义教育的狭窄通道。仔细分析当时的变化，可见其时的“高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是有理由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实践逻辑的，在正常的教育中也是应该包含这些内容的。但是，将这种思想作为大学教育的唯一原则，则使大学脱离了传授和研究普遍知识的基本特征，脱离了大学培养品行纯正、道德高尚的高素质人才的传统和宗旨，成了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工具。而教育方向的这种变化以及这种方向变化所引起的制度变化，使一言堂、家长制、官本位等封建制度有了存留的空间，可以说正是这种思想的“不合时宜”，所以我国教育多年来就一直在这种“革命思想”和文化传统之间摆动。
二是在当时的教育领域中，基本上是没有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这个说法和意识的。因为当时是将知识与原罪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前面常常要被加上“资产阶级”的定语，学术权威前面则要被加上“反动”二字。亦即“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所以，当时知识高深的人心理压力是很大的，许多知识分子感到自己的人格、尊严、权利、工作是没有保证的，因而他们的内心时常处于恐慌和忧虑之中。人们在表面上所做的活动，基本上都是为了自保的突出政治、紧跟形势、积极表现类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时，人们欢欣鼓舞的原因。
三是当时社会上最受重视的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革命干部和工农干部，他们中有些人在对大学的接管中担任了各级学校的领导职务，使大学中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由于他们与大学教师们在文化背景、社会经历及对大学性质认识上的不同，因而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摩擦和矛盾，并且引发了“反右”运动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比如：党政不分问题，外行领导内行问题，党员教师与非党员教师权利不平衡问题等。而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及胡适思想批判》、《反右》、《反右倾》、《文革》等运动的“洗礼”，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再敢对教育理论的是非提出任何异议和质疑了，人们对大学及教育的认识也已经没有了基本的是非评判，有的只是唯领袖“教育思想”是从的紧跟和效忠。对于领袖人物的一些即使违背教育常识的话，比如：“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其另一层意思是文科大学可以不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一样，是属于剥削阶级的”等说法，人们不仅能听之任之，而且还顶礼膜拜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朕即真理”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意识，“为尊者讳”已经演变成“为政治讳、为领导讳、为领袖讳”。在这样的形势下，谁如果还来谈创新人才培养，那无疑是自讨苦吃。
四是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精神意蕴（未必以1957年提出时为限，其思想在较早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期已经显现），就是认为教育应该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教育体制，必然是有利于政治指挥教育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自上而下、以行政命令为基本方式的科层化领导体制（亦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教育部作为全国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对全国所有学校进行基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管理和指导。而其以一个标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对全国所有学校进行主导的行政性质，也必然使其管理行为中产生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而其时将教育不断裹挟其中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则更加强化了这种现象。只是这种“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遵命办学”体制，在将教育管起来的同时，也将教师和学生管起来了，使他们都没有了教学和学习的自由，没有了大学教育中必需的质疑和批判精神。这样的情况，不仅教师和学生不满意，就连这种教育体制的主导者毛泽东自己也不满意，因而曾经号召学生起来“造反”。现在看来，这样的体制不但阻塞了教育家出现的可能性，而且抑制了教育本性的传播和发挥。因为教育的观念和方向，不是来自于教育自己的经验和教育对自己宗旨和使命的体悟，而是来自于教育之外的社会要素。而这些社会要素对教育实质性的决定性质以及他们本身的反复性和多变性，更使教育成为随波逐流的浮萍，成为没有自己精神家园的精神流浪者，饱受社会的批评和诟病。
综观这个时期的大学，受封建思想影响最大的问题是，大学中出现了强烈的个人崇拜及为尊者讳的现象。其主要表现是教育不按自己的规律活动，而是遵照政治的规则和逻辑在活动，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这样，在教育领域中，就出现了一种互相矛盾的
现象，一方面，作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无疑都知道教育是一项纯洁、神圣、需要有高尚品行的人才能承担的专门事业，教育活动应该遵循基本的教育规律，社会其他方面的人一般都对教育心怀敬畏，尊师重教被誉为民族的文化传统。另外，人们都明白教育的目标和品行是自洽的，是由教育者在对教育本性的理解和遵循中体悟出来的，教育外部的社会要素是不应该对其进行规定和赋予的。教育在价值目标和精神主旨方面的自明性，是应该得到社会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另一方面，教育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则被改造成为准行政机构，必须接受政治下达的各种指令和要求，并且要积极地配合社会的各种政治活动，全力地为政治服务。而教育在对政治的趋从中，所从事的各种与教育品质无关甚至相悖的事情，则使教育堕落成政治的奴仆和工具。随波逐流、
曲学阿世，成为教育常规的精神状态。而教育堕落在人们身上的体现是，在被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文革”之前的一些折辱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中，许多理应维护社会文明和道德的人却都参与了迫害同事、同胞，甚至自己老师、亲人的事情，他们中甚至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标兵、英雄、闯将”等。揭发、批判、侮辱人、伤害人，成为许多人精神档案中无法抹去的内容。而这个问题对大学而言是基础性、根本性的，是影响大学的思想根源，而我国大学的现状也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三、 后三十年时期的大学形态与封建思想
恢复高考制度及改革开放政策，曾经使大学充满了
活力和希望，其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以及实质性进行的一些教育体制改革举措，使原来处于地下或边缘状态的教育本性开始复活，并且成就了
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黄金时代。然而，由于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彻底的反思、清除和革新，使形成“十七年”及“文革”现象的意识、思想、制度、文化都被保留了下来，使改革开放后对高校教学秩序的恢复仅仅停留在“恢复”的水平上，其时进行的一些改革，在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便退了回来。在对大学而言最为根本的大学性质问题上，并没有突破以往的认识，甚至没有达到蔡元培先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水平，大学和教育依然被看成是可以任凭社会随意摆布的工具。只是这个工具的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亦即由完全地为政治服务，变成了既为政治服务，又为经济服务。同时这种变化还导致了一种新现象的产生：权钱交易和权学交易以及大学人普遍性地趋权、趋利。
毋庸置疑，引发这种现象的契机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市场经济潮流。其时高校的经济利益追求合法化，教师“下海”、学校“创收”成为潮流。而高校在招生、收费方面的“双轨制”，使大学中的教育活动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大学开始逐步市场化。而其后的高校扩招和上学收费，高校可支配的资金数量巨大，使大学的特征明显市场化、功利化、庸俗化。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发展是大学中的权力腐败、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而随着大学腐败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对大学的负面评论也在升级，由过去的市场化、功利化、庸俗化，上升为官僚化、衙门化、权贵化，也引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授受于政治体制的大学领导和管理体制，也具有与政治体制一样的集权特征，其在缺乏健全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掌权者滥权行为普遍是一种社会常态，官僚主义会越来越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钱问”出现后的数年中，高校中的腐败形势不但没有丝毫好转，反而愈演愈烈，相继出现了武汉大学副书记和副校长双双贪污受贿、武汉某学院书记和院长双双贪污受贿的案件。而且更该令人深思的是，高校的腐败现象盛行与品格堕落，却是在高校高调声称要“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的口号声中发生的。而一些大学校长一边竭力捍卫行政化体制，一边却高喊要培养创新性人才。而在精神荒芜、道德贫瘠的文化环境中，是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的。
纵观后30年来大学的变化及发展，可见基于基本的自然因素，大学虽然在物质形态及人文形态（数量）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大学本质和精神方面的变化却不大。具体表现为：一是作为大学指导思想的政治化意识没有变化，大学还依然被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和对待。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确定的教育为政治服务宗旨，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洗礼，其具体提法也有了变化，比如：从为政治服务改变成为经济建设服务，但其为政治服务的精神意蕴并没有改变，特别是其被作为政治工具来看待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二是管理和领导制度的集中性质没有改变。在60年的岁月长河中，大学发展虽然经历过几个形态不同的阶段，在有的阶段中还曾提出过一些明确的制度改革目标，强调要进行领导及管理制度改革，比如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党政分开体制改革，但由于受基本的政治制度改革、文化生态及一些偶发事件的影响，致使在解放初期确定的以解放区大学领导和管理思想为基础的制度并没有改变，还是在“用管理政府机关的方式管理大学”，使大学的准行政机构性质无法改变。
三是功利性的文化意识和观念没有改变。90多年前，蔡元培先生改造了“由升官发财意识主导、满眼乌烟瘴气”的旧北京大学，开创了我国现代大学的历史，也奠定了我国现代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思想根基。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大学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但没有被发扬光大，反而被人为地中断了。而中断这种大学思想传统的，是其时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也就是为政治服务的革命化思潮。在这种革命化思潮的主导下，大学被卷入到各种政治运动中去，完全失去了引领社会文明风气和道德风尚的资格和能力。后来虽然随着各种政治神话的破灭，大学有机会重塑自己的精神和思想，但由于其无法在社会上自立（故有学者撰《世上已无蔡元培》而悼之），终于成为没有灵魂、没有信仰的精神流浪者。随波逐流、投机取巧，成为其行为的自然状态。因此，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神州的时候，便自然演变成了经济功利主义者，成为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温床。
回到本文所论述的“钱问”上来，可见钱老的态度是意味深长的，其问题是耐人寻味的。其一，以钱老在民国时期的大学、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新中国大学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是完全可以将这个问题说透的。因为对于中外大学之间的异同，没有人比他更有发言权；对于我国大学的问题，也没有人比他看得更透彻。然而，钱老却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像在上课时启发学生思考一样，把问题留给了听者和世人，让大家来进行思考。其二，“钱问”的意味深长之处还在于，钱老没有将问题说给别人，而是说给了总理。是事有凑巧，还是专门为之？这或许与看望钱老的人是总理而不是教育部长的背景有关，但也不排除钱老的心里非常明白：教育在我国并不是一项独立的事业，而是在政治强力支配下的一项活动，其主导者是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及中央政府，而不是名义上“管”教育的教育部长。而钱老将这个问题说给总理，是他非常明白这个问题只有在国家领导人的层次上才能够真正解决。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影响教育发展的封建思想消除了没有？或者说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没有？而谁，才能在行动上解答“钱学森之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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