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李时勉的教育理念

　　李时勉（1374―1450），明代著名政治家，学者和教育家，名懋以，字行，号“古廉”，江西安福（今枫田镇新屋场）人。在政治领域，李时勉少时即负有大志，“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1]P4421因此，他勤学苦读，博览群书，并于永乐二年（1404），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就学文渊阁。先后担任了刑部主事、翰林侍讲、侍读学子、掌院学士兼经筵官（负责为皇帝讲课）等职。正统六年（1441），擢北京国子监祭酒。一生经历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七朝。在学术方面，李时勉先后参与了《太祖实录》、《成祖实录》、《宣宗实录》等朝廷重要史书的编纂工作，并著有《古廉文集》十一卷留予后世。在教育领域，李时勉曾担任国子祭酒六年之久，培养了大批学生。此外，晚年他以老疾退养，辞归故里，在安福邑西三十里的梅砻之地隐居，也不放弃授徒教学，为庐陵文化的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景泰元年（1450）四月，李时勉病卒于家乡，时年七十七岁，谥号“忠文”。

　　从庐陵大地走出去的李时勉深受家乡前贤的影响，为人刚正耿直，敢于直言规谏，多次犯颜直谏，触忤君主。永乐十九年（1421）夏四月，奉天、文华、谨身三殿发生火灾。明成祖下诏求直言，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对时政提出十五条意见，极力反对反对迁都及郑和下西洋等方面，“忤上意”。[2]P747随即便因人进馋下狱。洪熙元年（1425）五月，李时勉上书仁宗。“疏入，上甚怒。乃下锦衣卫狱。”《明史?李时勉传》曰：“仁宗大渐，谓夏原吉曰：‘时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1]P4422宣德年间，李时勉又一次以改建国学不附庸权贵王振而为其所拘陷。由此而先后三次下狱，廷杖，贬官，革职，甚或奔赴刑场，几近于死，但终其一生，劲直之节，始终如一。因此，后人对李时勉的政治关注甚多，事实上，李时勉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有着刚正耿直思想个性的李时勉在其一生最重要也最引以为豪的教育管理事业上也敢于有所作为，作为著名教育家，其许多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对于今天仍极具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勤于治校，关心学生

　　李时勉管理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仅六年而已，正统六至十二年（1441-1447），但于六年间却成绩斐然，勤于治校，关心学生，“以直节重望为士类所依归”[1]P4424，使得当时人才辈出。《古廉文集?提要》中说“其在国学，以道义砥砺诸生，人才蔚起，与南京祭酒陈敬宗，号南陈北李。而时尤为人望所归，明以来司成均者，莫能先也”。[2]P659李时勉到任后，整顿国子监，革除弊病，关爱照顾监生像子女一样。 据当时国子监生彭时回忆说：“自是灯光达旦，书声不绝，学者感激相劝焉。 先生多宿厢房，每隔三五夜必召予同乡二三人侍坐谈话，先生端坐俨然，或说乡曲旧事，或论诗文，言简而确，婉而有味，听者忘倦，每至更深乃已。”[3]P1582更为可贵的是，李时勉尤以直节为人望所归，成为有明一代首屈一指的祭酒。

　　二、崇教兴校，昼夜展力

　　作为教育家的李时勉在对学校教育的作用以及学子们的治学方法甚至教师的教学方式师生关系等等内容，都作出了自己鞭辟入里的阐述，且永远留予后人享用。对于学校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李时勉认为学校是“风化之原”，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所在。他说：“三纲五常的道义因学校教育而明晰于天下，《诗》、《书》、《礼》、《乐》的知识也是由学校教育而遍行于大众，而且风俗也会随教育而改变，人才也因教育而辈出”。作为学校教育“首善之地”的太学，尤为重要。当时，太学地处卑下，设施简陋，与国学名称极不相应，也不能适应教学之需要。李时勉即奏请皇上，太学宜改建于高爽之地，但由于得罪过司礼太监王振而未能如愿，只允许旧地改建翻新。为此，李时勉精勤不懈，昼夜展力。终于“未三月而庙堂廊庑，巍然焕然坚壮完固”，而且“师生之所，祀事之需，教养之具，莫不悉备。”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除此之外，李时勉也不是轻视地方官学，反之，在他看来，太学是国家的成才库，而郡学和县学是造就成才的本源，离开本源，成才库就会枯竭，没有郡县学输送的大批成才，太学也就难以出更多的贤能文学之士。可见，他已经自觉地把中央太学教育与地方基础教育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他也极为关切地方教育的发展，甚至于告假回乡，也不忘抽空视察当地教育。对于地方官吏兴学校、崇教化的义举，一一乐为表记，予以褒扬；而对于不关心学校建设、忽视教化的守令及其现象，则当面予以批评，以此来推动地方基础教育的发掌。

　　三、端正学风，强调德行

　　关于治学方法，李时勉则以“格、致、诚、正”四字予以概括。所谓“格、致、诚、正”，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儒家长期以来提倡的教育口号，李时勉将其悬列为国子监之校训。要做到“格、致、诚、正”地求学，李时勉认为就是要提倡“笃实之学”，以此来反对当时虚浮的学风。因为明代的科举以八股取士，日显弊端。影响到学校，就使得学风败坏；影响到士子，则学问空疏。甚或有不少学子为求取功名利禄，重言辞，轻品行，事外表，不求实质，奔走请托，弄虚作假。对此，李时勉痛斥“儒学之士多以记诵文辞为业，而不务实学”的做法，力主“笃实之学”，以端正学风，强调德行。一是要“读书穷理”，不仅要记住圣人的文辞，更要探究圣人之道的实质所在；二是“诵言行道”，从书本学到圣人的知识后要躬行实践，即“求圣人之道者，必先知夫道之所在，然后致知力行以探之，是为学士所当知也。”由于李时勉在主政国子监时的训励督导，杜绝了请托奔走，，弄虚作假，淫荡赌博之不正学风，由此，国子监学风大为好转，诸生数千人都乐于为其教化，读书“灯火达旦，吟诵声不绝”。

　　四、校兴在师，因材施教 　　学校兴在教师，故教师的教学方法是极为关键的。他认为，仁义道德，廉耻礼节等道理，作老师的要将这些教给学生，而学生也要认真学习这些道理，这样“何教不行，何学不成”。此外他还创立“性理说”，强调教学方法上要“成性”和因材施教，他认为，“理”是众人所共有的，而“性”则是得之于天，人所各异的，所以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不同的“成性”施以不同的教学方式，这一点还是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对于当时有些士人的子弟违纲常，悖礼仪之举，他认为不能单单从学生身上去找原因，因为父母老师没有教育好是很重要的因素。与今天所谓教育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的责任实为一说。所以，他自己在教学实践中，坚持教导学生不要自欺为根本，忠孝为先行，并依学生才质之高下而使其自由发展成才，并非强制成型，比如长大可以为官者，教以“吏事”，幼年时即显现上进者，教以“举子业”。而且作为国子监掌门人，即使在隆冬盛寒之际，仍亲讲经史，屡至通宵，由此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五、师生笃诚，端正态度

　　李时勉认为教学态度和师生的关系在学校教育的管理中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切不可轻视。他说：“教师贵在诲人不倦，学生贵在勤奋自勉”。甚至主张师生互选，这在今天而言也是极为先进的教学理念。师生之间要诚笃相见，端正教与学的态度，这样师生都能从中获取成就。因而他强调老师在得道、习业后就要主动传授给学生，要积极为学生释疑解惑，切不可吝惜保守，因学生不求不问，就不不予理会。而作为学生，则要多向老师学道、习业、释惑，切不可因为老师没有一诵读就速成的捷径秘诀则不向其求教，相反，甚至于可以和老师就某个问题有不同看法进行激烈的辩论，从而师生都由此收获颇丰。这样教师的教授态度与学生的学习态度才能端正。

　　李时勉在践行着这些教育理念，不仅育人无数，培养出象商辂、姚夔、岳正、彭时这样的状元和宰相。而且还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诸生对李时勉敬重之情远非师生，而是情如父子。当李时勉被当权者王振诬陷而受枷三日不解时，千余名学生到朝廷跪伏求情，还有学生上书表示愿意代替祭酒李时勉受罚，在这种声势下，李时勉才得以获释。李时勉辞归之日，送行者达三千余人。更有甚者，学生都知道李祭酒平素里廉洁自守，于是大家相凑白金百余两为其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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