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综述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对背景和文化与我们相似的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行系统研究，能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1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因分析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高等教育的扩大，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却有长有短，日本能够在短短十年时间中实现战后体制的重建到跨过大众化的门槛，堪称奇迹。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史亚杰、王红菊认为：

　　1.1发展经济的要求。

　　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产品竞争的国际化要求等，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等。积极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成为当时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紧迫课题。因此，日本政府直接将教育政策和计划编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有计划、有重点地扩展高等教育。

　　1.2产业结构转型带来就业的扩大。

　　日本战后产业规划是适应各时期客观要求的，战后面对遭到毁灭性打击的经济基础，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农业入手进行经济的重建；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重点转向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到70年代中后期，由于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开发知识密集型产业。这一系列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引发了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扩大了对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需求规模和层次，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1.3个人支付能力的增强。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国民收入水平，从而使国民负担高等教育费用的能力增强。国民高等教育费用负担能力的增强，会扩大低收入阶层的升学意愿，在社会扩大对高等教育毕业生需求量、提高对高等教育毕业生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条件下，升学意愿增强必然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强大动力。

　　金子元久认为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由于：一方面，年增长率达8%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提高了家庭教育费用的负担能力，过去想上大学但由于经济原因不能升学的阶层开始升入大学，这成为高等教育需求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并且社会普遍对大学毕业生工资的提高抱有很大的期待，这意味着通过升大学而获得的利益增加了。一方面费用负担能力提高，另一方面期待收益率增加，这两个要素相乘，产生了对高等教育机会需求的爆炸式扩大。

　　当时制定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领导人天城熊把日本高等教育能够高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为：（1）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需要更多的科技人员；（2）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论盛行；（3）二战后教育改革所形成的单一型学校制度；（4）学历社会下，国民对高学历的追求；（5）由于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其负担学费的能力也相应提高；（6）放宽私立大学认可基准；（7）私立大学追求扩大办学规模；（8）学术的发展与专业的细分化；（9）国民要求扩大高等教育的情绪与滞后的政策；（10）二战后人口高峰正好在60年代后半期达到大学入学年龄。

　　总之，日本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由此引发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另一方面是政府制定的适应需求扩大的大学扩大招生的政策。

　　

　　2 日本高等教育的功能分析

　　

　　高等教育应追求自由学术还是职业设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现在谁都不能否认教育体系应满足不同的需求。

　　天野郁夫论述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层次划分及其功能。由于社会对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需求存在差异化，为满足这种差异化，现行大学制度下的高等教育机构应明确各自的性质和目的：（1）大学院的目的是进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培养研究人才；（2）大学的目的是培养高级职业人才；（3）短期大学是培养职业人才和实际生活所需技能的高等教育场所。

　　张玉琴认为，日本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出于平衡国家需求和个人需求的目的，即高等教育既要提供满足国家和社会长期发展战略所需要的高技术人才，又要满足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和个人需要的接受教育的需求，因此高等教育内部存在不同的层次划分，根据办学主体分为国立高校、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国立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公立高校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而私立高校则由学校法人自筹资金―来自学生交纳的学杂费等。这体现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国家需求―国家受益―国家投资、个人需求―个人受益―个人负担两种

　　不同的模式。

　　

　　3高等教育经费体系

　　

　　日本高等教育的需求多样化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层次化，而高等教育层次化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体制，因此战后日本高等教育经费制度中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以国家财政性投入为主体的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通过地方自治体会计制度向公立高等院校支付补助金的制度，以及以国家财政性补助为辅的私立学校振兴补助制度，这是构成日本高等教育财政的三大制度。

　　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规定，国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收入除了一般会计的转入金额（即政府的各项财政拨款）外，它的年度收入还包括学费、入学注册费、审查费、医院收入、借款、捐赠、从公积金提取的收入、不动产租用费、杂项收入等。国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所有收入，原则上不能留存在大学内，要集中到国立学校特别会计以备用。为充分调动国立大学筹措更多资金的积极性，保证学校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制定了以下机动条款：（1）收入高于预算金额时，可直接将超出的部分用于发展教育事业；（2）建立长期贷款制度，可用于附属医院的配备和促进国立学校的修建；（3）决算后部分剩余资金可用作公积金积存，它不同于一般年度支出项目，可用于设施的配备；（4）建立委任会计金制度。捐款由各大学校长支配使用，可不受经费项目的限制，也不受会计年度的制约；（5）事业费可按经费包干规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保证了国立大学在较长时期内得到相对稳定的办学经费，从而保证大学办学质量。

　　公立高等教育经费由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但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必然导致公立高等院校规模和质量的差别，产生教育机会和教育条件的不均衡。为消除地区差别和教育不平等现象，日本政府制定了国家负担、财政补助和地方交付税金制度。前者是国家给予地方财政补助，促进地方教育；后者是为调整地方财政上的差别，保证公立高等教育水平，每年从地方交纳的税金中抽出一定比率的税金，专用于地方公立学校教育经费。

　　私立高等院校的经费来源途径是：（1）私立高等院校的法人代表筹集；（2）学校医院和科研实施的收入；（3）学生交纳的学费；（4）公共团体的赞助；（5）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补助。日本政府根据《私立学校法》第1条和第59条的规定，对私立高等院校实施补助金制度：“鉴于私立学校的性质，应尊重其自立性，提高其公共性，以达到私立学校健全发展的目的。”“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应当重视振兴教育的必要性，遵照法律的条款，对学校法人、私立学校教育给予必须的资助。”国家对私立高等院校的补助金制度包括经常费的补助和教育科学研究装备费的补助，经常费的补助包括“一般补助”和“特殊补助”两种，“一般补助”金额的计算方法是以教职员工、学生人数为基数乘以人均补助单价，再根据教育和研究的条件、设备情况进行倾斜分配；“特殊补助”是针对有特色的教育和研究所需的经费给予的补助金额。除此之外，政府还向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对私立院校法人在税收方面提供优惠政策等。

　　

　　4质量评估体系

　　

　　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评估不是随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在早期的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机构是一个封闭和独立的机构，并游离在社会之外，随高等教育与机构所处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政府、市场和消费者的三方合力之下，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问题才被提出并促成了质量评估体系的建立。

　　日本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高校内部评估体系，二是外部评估体系。内部评估主要是以学校为主体的内部进行的自我评估和学校之间进行的相互评估，通过内部评估，可以发现自己学校在教学科研活动中的不足，明确改善方向；外部评估是一种以学校外部人士为评估主体，对学校活动进行全面评估的一种评估方式，一般包括社会评估和行政评估。

　　日本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两种评估体系的关系如何处理，目前还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内部评估应被放在重要位置上。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大学的教育研究质量，它要求大学向外界说明自己进行教育及科研活动情况，以便让他人监督，使自己的教育及科研活动做得更好，因此内部评估应受到重视。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质量评估体系中，外部评估应受到重视。因为考虑到大学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大学必须将使用财政拨款的情况明确地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的评估。假如大学被认定不能进行充分的、高质量的教育和研究活动，其财政拨款应被停止，也即基于外部评估结果来决定拨款与否以及拨款额度的大小。

　　针对基于评估的拨款机制，金子元久认为：基于评估拨款的目的是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激励和多样性，但结果却有可能违背目标。因为在成果评估拨款的情况下，成果欠缺的学校只能获得较少的资助，从而学校之间所获资助的差距将拉大，必然会存在一些院校将面临维持最低教学和研究水平的困境。在不存在相应退出机制的条件下，政府要面临道德风险。

　　

　　5教育公平问题

　　

　　在高等教育领域，日本自战后就为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颁布了诸多政策，大致可分为制度性政策和微观性政策。制度性政策包括高等教育机会的国家提供和地方份额以及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政策；微观性政策主要包括积极资助私立大学以缩小国立与私立大学之间的差距、国立大学的低学费政策以及“育英奖学”这三项政策。这些政策都较为直接的把缩小差别和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作为政策目标。除此之外，由于日本民族比较单一，经济发展比较平衡，其高等教育颇为发达，所以不同收入阶层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别较小。

　　但是，差距虽小，却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不同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存在差异，不同阶层子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不仅与父母的职业具有相关性，更主要的是不同文化背景对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力更大，尤其母亲的学历水平对子女升学意识的形成会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不同阶层子女进入国立、私立大学的机会存在一定差异；男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存在着一定差异；不同地域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即大都市的家庭收入比地方高，而私立大学大部分都集中在大都市，加之大都市还设有国立、公立大学，因此大都市及其周边地区与地方相比，入学机会明显就多。对于收入较少，住在地方的学生而言，更多的只能通过进入地方的国立大学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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