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13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教育理论
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实业家、诗文家和教育家。郑观应所在的时代,中国教育仍然延续着隋唐以来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以儒家经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的教育体制。这种教育体制已越来越南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新式人才的培养,郑观应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深刻反思,借鉴古今中外教育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近代实际,创立了颇具中外近代特色的教育思想,其内容之一就是在重视学校教育,反对科举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他对以儒家经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教育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无情批判了传统儒学教育的落后,要求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儒学教育。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大缺陷:“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即不得第。[十四卷本增:夫以八股为正途,视别学为异端,其不重可知矣。人材焉能其出哉!如是]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靡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之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郑观应认为传统的教育体制十分落后,扼杀人的聪明才智,既不能安邦,又不能怀柔远人,必须引进西方的教育机制,推行西学,他认为:泰西国之人,皆幼学壮行,以实学成实功,以实功成实效,从无有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者,此泰西诸国之所以强也。
第二、郑观应坚决主张废除落后的科举考试、八股取士制度,仿效西方大力兴办新式学校,培养懂得西学的实用人才。他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选拔时以西学为考试内容;他说“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据此,郑观应大胆预言:“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吾不信也。”
第三、在教育内容上,郑观应批判传统教育内容。郑观应认为,传统教育误人子弟,“读书六、七年徒以多记为功,不辨菽麦;故名为读圣人书,学圣人道,实则蠢愚迂谬不可响迩,腹笥空虚毫无心得,岂非可笑耶?岂非可悲耶?”“余见同乡幼童,非但不知地理、算学、应对礼节、欲其作一文写一信亦不能。竟有读书十余年或数十年并不识权衡斗量数目,惟专政八股而已。且见读书久者,其背如驼,盖缘终日伏案读书写字,未教以舒筋活络养生这之法,亦无礼、乐、射、御、书、算六艺之学故也。”他还愤慨地指出:“自学者骛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汩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无用之地,而中学日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矣。”
郑观应认为;中国传统教育以教授“四书五经”为主,除了能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外,于近代的工商业发展毫无用外,必须更新教育内容。他强调我国的教育应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且更看重后者。
第四、在教学方法上,郑观应反对死记硬背,主张启发式教学。提倡对幼童要培养其悟性,不能进行填鸭式教育。他说:“古神圣兴物以备民用,曰形、曰象、曰数、曰器、曰物,皆实征诸事,非虚测其理也。童子就学,教以书数,穷理精艺,实基于此。”这种教育思想与当下教育界提倡的快乐教育是何等相似。他还说:“凡人之灵有悟性、有记性,教童子者导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记性甚难。试观五尺之童,有人讲一笑谈故事,彼即于耳,会于心,牢记不忘,津津乐道。若课以数行《学》、《庸》,彼罔然不知所解,口吟终日尚难背诵,为之师者又从而殴之。于是童子以读书为至苦,就学校如就囹圄,对师长如对狱吏,恒思半途废业,弃文就武。”
第五、在教育途径上,他尤其看重学校的作用。郑观应认为,学西学、习洋文,推行新式教育势在必行。那么,如何推进新式教育呢?他借鉴西方各国的教育状况、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设立学堂、广立新式学校。他一再明确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学校者人才所由届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欲养人才,必兴学校”“一切学问无不为之设立学堂。”他十分赞赏宣怀的观点“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学堂为先”他认为国家的强盛与人才关系密切,而讲求教育之道的西方国家都是通过设立学堂来造就人才的,我们应“步趋其后”,向西方国家学习,广泛设立学校以办教育,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他还论证了中广泛设立设立学校的紧迫性:“按中同二十三省,地土之大,人民之多,当此之时,需才之急,较泰西各国尤众。查欧美两洲,英、俄、法、德、美大国,小学堂各有数万所,中学堂逾千所,大学堂数虽少,而规模广大,国家因设上中下学堂经费之巨,已于七国学校数目详言之矣。”因此,他要求“下令国中各府、州、县,俱立学校,每省发一大臣为学政,以总其成,每年成才者登诸册簿,以记其才人数。
第六、总结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教训,注重借鉴西方学校教育的经验。
(一)分析了中国废除学校教育的弊端。他认为中国办学校自古有之,“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而又教以弦诵,舒其性情。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也。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废,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他认为上古人才济济是因为兴办学校使然。他揭示了废除学校的严重后果,“学校废而书院兴,书院之设原所以集士子而课以艺学,使之明习当世之务,而为国家之用。今日虽有书院,而士子依然散居里巷,绝少肆业其中;间或有之,亦无程范,听其来去自由。虽有山长,不过操衡文甲乙之权,而无师表训导之责。届试期则聚士子而课以文,尽一日之长。所作不过尘羹土饭,陈陈相因之语,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而天文、格致、历算等学,则又绝口不谈。其有讲实学,严课程,以文章砥砺,务为有用之学者,千不得一二。由是言之,书院之设,本所以育才,而适所以锢才,虽多亦奚以为哉!”应该说,郑观应的上述分析还是颇有道理。
(二)提出西方学校教育的先进性。郑观应特别提到日本及德国兴教而转弱为强的事例,并说:“如我国能仿俄国或日本,衰弱之时痛除疾痼,幡然一变,名省亦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认真讲求,较盛观察所设者规模宏敞,则各艺人材何患不出?自足与泰西争强竞胜矣。”郑观应参照西方学校,设计了一套详细的办学方案:“宜仿司马光十科之法,添设一种,须行天下:省会除小学堂外,各设书院。敦请精通泰西之天球、地舆、格致、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及各国言语、政事、文字、律例者数人,或以出洋之官学生业已精通返国者,为之教习。所选学生,自十余岁,至二十岁为限。须先通中西文字,就其性之所近,疑业四年,升至京都大书院,力学四、五年。”
(三)提倡在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派遣学生出国留学。郑观应认为“至于肄业之高才生,有愿出洋者则给以经费,赴外国之大书院、武备院分门学习,拔置前列,回国后即授以官,优以薪资,以昭激劝。”他还总结了过去“曾文正奏幼童出洋学习”的经验教训,指出“欲救其弊,宜选肄业生之通古今识大体者,始遣出洋。或由各省学政所录文、武各生,择其留心时务年在二十左右者(过稚则气质易染,过长则口音难调)。厚给资装,出洋学习。”
郑观应对上述兴办新式教育的方案颇为得意,认为照办理,“他日奇才硕彦,应运而生,天地无弃材,国家即永无外患,斯万变之权舆,及今为之,未为晚也,”
郑观应重视的学校教育,反对科举的教育思想,反映了早期改良派要求改革封建教育制度的思想,远远超出了洋务派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水平,值得提出的是,郑观应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提出近代学制设想的奠基者,而且部分实践了这种设想。如在署左江道中亲自实践改书院为学堂、创办豢养学堂等,对当今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极具历史意义的理论借鉴和现实参考。
作者单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罗红希(1972― ),男,湖南株洲人,汉族,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讲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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