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原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142-02

　　两汉时期，无论是官办的中央、地方各级学校，还是个人招收门徒的私学教育，在数量、规模等各个方面不断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后汉书?儒林传）汉代学校教育的繁荣发展，既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旨归，主要促进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运作和官员仕进制度对学校教育的要求

　　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变法的相继展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中央对各级地方行政、大小官僚、广大民众实施有效的管理，相应的制度应运而生。首先国家行政运作中的息交流主要通过公文传递实现。卜宪群指出：“运用公文实施行政管理和政治统治是秦汉官僚制度运行的基本形式之一，公文包括与处理公务有关的一切文书。”[1]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史杂》云：“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其次，秦朝政府制定了严密繁杂的法律法令，用以处理官府、官吏之间及其与民众之间的各种关系、各类事务。事无巨细，大抵皆有章可循：“《秦律》的律篇之多，篇中的律条之细，充分说明了《秦律》的指导思想是企图把社会的各个侧面，以及每个侧面的细节都纳入法律范围”[2]。刘邦入咸阳，萧何舍弃宫室财物而独取文书，反映了汉初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文书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意义。汉承秦制，有过之无不及。西汉中期出现了“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状况。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可见，法典文书是秦汉行政之命脉。汉代国家行政制度要求进入官僚机构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熟知相关的国家制度法规。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原来的军功爵仕进制度逐渐演变为察举制度。察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文帝时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汉书?文帝传）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废除贤良文学中治申、商、韩非、苏秦等学术者，只推举儒学学者和符合儒学修养的孝廉士人：“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Σ幔?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另一方面国家从太学中，通过考试，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进入官僚队伍。儒学成为进身仕途的敲门砖，熟读儒家经典、精通儒家义理成为所有有志于仕途的人的必然选择。

　　行政运作和官员仕进的特征，促使政府有相应配套的人才培养方案，官学教育应运而生。秦、汉初，国家设置学室，专门培养从事行政的吏员基本文化技能。汉武帝时期，国家成立太学专门培养政府需要的精通儒学五经的后备人才，之后各代帝王不断完善设置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其数量和规模逐步扩大。官职所拥有的巨大效益调动了民众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桓荣在艰苦环境中依然苦读不辍，曾遭到族人桓元卿的讥讽，后来桓荣为太常，元卿感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 后汉书?桓荣传）一语道破了学习的目的所在。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官学的规模无疑难以满足，于是精通儒学的官员、一般的儒学大师等等纷纷开门授徒，往往一名经师的著录学生能达到成百上千。

　　二、汉代文化政策对学校教育的支持

　　在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汉政府采取了一些扶植学术文化发展的措施。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挟书律，允许人们自由收藏、流传、学习《诗》《书》等百家著作。与此同时，汉政府还广开献书之路，号召民众向政府献书。文帝还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取消了在思想言论方面的控制，允许不同学派的学者辩论学术，民众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政治社会意见。政府还广立学官，设置博士。《汉旧仪》载：“孝文皇帝时，博士七十余人，朝服玄端，章甫冠。”一些爱好文化的诸侯王也在自己的封国之内积极推进学术发展。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提倡儒学、尊礼儒生：“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汉书?晁错传）河间献王刘德重视学术：“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汉书?河间宪王刘德传）他还在封国内礼贤下士、制定礼乐等，一时间，河间国吸引了很多山东的儒生。在汉初宽松的政治氛围中，政府鼓励学术文化发展的措施直接促使了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传授各家各派学说的私学也纷纷出现。

　　独尊儒术后，教育为治国之本的政治理念成为汉代最高统治者的共识。武帝在诏书说：“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汉书?武帝纪）汉元帝诏书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朝朔望。（汉书?元帝纪）汉章帝在诏书群儒论学白虎观中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后汉书?章帝纪）在重教兴学认识的指导下，汉代建立并不断完善官方学校体系的建设。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批准公孙弘等关于设博士弟子员的建议，博士置弟子员50人，还有若干受业如弟子者。之后太学的规模逐渐扩大，东汉质帝时，太学人数多达三万人。西汉朝廷先后三次颁布有关立地方官学的命令：第一次是在汉武帝时期，“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第二次是在汉元帝时期，“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 汉书?儒林传）；第三次是在平帝时期，“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汉书?平帝纪）地方的官学体系以及管理结构不断得以完善。 　　三、汉代文化载体与传播方式的变革为学校教育创造条件

　　文字的统一和简化，使得书写更加简便，更容易识读。秦朝统一后，为顺应客观需要，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进行文字的整理和统一工作，实行“书同文”。《说文解字?叙》载：“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次文字整理工作淘汰了大量异体字――主要是六国文字，固定了汉字的字形，使混乱的战国文字第一次走向了统一。小篆最大的特点是汉字偏旁的基本统一，有了这次统一，才使得《说文解字》的作者能够把他所收集的9 353个汉字，编作540个部，并且为每一个部确定出一个部首。这对我国汉字的认识，使用以及研究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汉代官狱多事，案牍劳形，为了追求速度，节省人力，人们迫切需要文字简化。狱史程邈又对小篆进行了改进，简化成为隶书。汉代出现了汉隶，它是传统的小篆与民间俗体结合后的产物。汉隶是典型的方块文字，字体略显扁平，笔画方折平直。笔画的定型，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使汉字更便于书写和认读。

　　简牍、帛以及纸质书写载体的运用使得文化传播更为便捷。早期社会人们的写作与后世相比，更为显著地受制于一些物质条件的制约。殷商时期，文字主要书写在龟甲兽骨上，西周时期则是铭刻在青铜器物上，书写载体的难求是制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汉时期，先是原料成本低、书写方便的简牍是书写载体。简牍以竹或木为原料，用竹还是用木，主要是和地域密切相关，南方所出多竹简，北方所出多木简，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经过特殊处理的竹、木材料不仅便于书写，而且坚固耐用，可以长期保存。王充《论衡?量知篇》说：“夫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 单片的竹木条称为简，一般仅能书写一行、两形字，故需编联成册。

　　纸张在西汉时期已经开始运用于书写，1990年，甘肃考古所于敦煌东北汉代悬泉置遗址中发现有麻纸460余件，如T0212、T0114、T0111等上面都有文字，时代从西汉武帝起，经东汉一直到晋。不过这一时期纸质比较粗糙，不易保存。从东汉中期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成本低廉的书写材料――纸张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为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汉书?蔡伦传），东汉中后期，纸张越来越多的应用于书写。如崔瑗《与葛元甫书》曰：“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3]452人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多用纸张，如《马融与窦伯向书》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3]175汉代，简牍与纸张书写载体的广泛使用，大大改善了文字的传播条件，一方面使书籍的制作更为容易，书籍容易获得；另一方面，为习字写作带来了方便。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教育向社会下层的普及。

　　四、文化传承内容的变化促使学校教育发展

　　进入阶级社会后，传统的风俗、习惯与国家治理规范相结合，形成礼乐制度，是文化的核心内容。“礼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由于它充分发展和完备的形式，使它在形式上成为一种特殊的负载工具，即礼仪系统是先于文字发展起来的，然而又具有文字一样的负载文化信息的功能。因此，文化各方面的内容，通过礼仪的形式保存下来。”[4]三代社会，礼乐仪式依然是传递文化的主要方式，通过礼仪活动传递经验、知识和信仰。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成熟的文字，借助于复杂的符号系统保存和传递文化。文字仅仅掌握在少数统治者的手中，在文化传承中起到辅助作用。《礼记?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也。’”可知，早期国家的“学”并非主要是知识文化传授为核心的学校。“学”本于天子与国家之“设教”，弟子所学的内容即是天子所命之教，包括有礼、乐、诗、书、射、御等治理国家的制度和作为统治者的必备技能，教育包含在行政能力训练的实践中。西周的大?W辟雍是政教合一的场所，既是天子祭祀祖先、布政、施教等综合性场所。

　　仪式教育起到集体认同、传授仪式本身知识的作用。不需要受众长时间的付出、和师生对面的交流受教，在开放空间中举行的礼乐仪式能传递给无数的受众，郑玄笺释《诗?大雅 ?文王有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句时曰：“武王于镐京行辟乡之礼，自四方来观者，皆感化其德，心无不归服”。东汉光武帝营建三雍宫，举行辟雍礼时：“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

　　春秋战国以来，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智慧的增进、社会由王权向君权制的转型等等，促使了物理知识、天文知识、制度知识以及抽象的理论知识等等的增长。而礼乐文化本身也实现了自身存在的超越，原来属于天经地义不需要追问理由的仪式和乐舞及所体现尊卑等级秩序受到质疑并逐渐被社会生活所抛弃。如何才能恢复礼制的秩序？孔子以义起的方式重新阐述礼的合理性。就是对凝结在礼乐文化物质、制度里面的意义进行抽象、概括，注重其中所包含的义理内涵。他对三代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编辑整理《诗》《书》《礼》《易》《乐》《春秋》，里面包含了儒家所遵循“道”。“道”贯通天地人，是能为政治、人事提供全面指导的理论体系。研习“义理”成为传递文化的主要途径。也就是说，文化的传播更多是通过文字的保存，而对文化的学习则必须掌握解读文字本身，并且在教师的指导下才能完成。春秋战国以来，原来严格的身份等级社会被打破，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的政权承认个体的法律地位并赋予上升的空间，掌握各类知识以干世禄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有效途径，从孔子有教无类开始开办私学，学校教育进入发展阶段。

　　汉承秦制，以制度化的公文作为国家官僚机器的运作核心，汉武帝以后，采用儒学为意识形态，运用儒家思想为现存的政治秩序提供合理化阐述。无论是有志于进身仕途，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学要掌握儒家设计的制度知识。其基础首先是需要经过识字、书写等初级阶段的启蒙教育，然后进入更高阶段的学习。制度知识、抽象的理论是通过文字这一复杂的符号系统保存和传递的，年轻一代必须首先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一套文字符号系统，然后才能以此为工具比较系统的深入学习。而儒家的义理知识具有的抽象特征也需要经师的阐述和讲解才能为学生所理解，这些都需要在学校这一空间中完成。政治以及社会大量需求，与教育自身的方式转变，促使了学校教育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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