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书院教育略论

　　一、明代贵州书院发展概况

　　书院创始于唐代，初为官方修书、藏书和校书之地，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者当起源于南唐元年间的庐山国学，后改称白鹿洞书院。宋代以后，在官府的奖励下书院大肆兴起，名儒讲学其中，研习儒家经籍，形成不同学派的争鸣。南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中原人口大量南迁，书院开始进入今天的贵州境内，并逐步发展起来。南宋绍兴年间，贵州沿河县建立了省内最早的书院――銮塘书院。乾隆《贵州通志?学校志》记载：“銮塘书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宋绍兴时建，今废，石碑尚存。”（1）道光《思南府续志》亦载：“銮塘书院，在沿河司宋绍兴间建，今废。”（2）皆是明证。而此时贵州书院还只是零星出现，规模兴建则要到明中叶以后了。

　　明朝建政，中央政府为巩固西南边陲统治，加强了对贵州的开发。永乐十一年，贵州布政使司成立，贵州成为全国十三个行省之一。此后，中央一面强化对贵州的军事统治，一面开始重视对少数民族的教化，注意在贵州发展教育事业，当府州县学大批创建时，也默许民间办学。但政府力量仍主要倾向官学，提倡科举，无暇注意书院，一般士子也因官学待遇优厚，科举前程荣崇，并不热心书院，故自洪武至成化近一百年间，书院并未振兴。总体看来，明初的贵州与全国政治文化环境一样，重官学，轻书院，这也由于明初贵州未得到充分开发，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不具备建立完善教育机构的条件，官学尚且无法普及，更何谈大建书院。

　　弘治以后，书院开始兴建，数量虽不多，但已萌新声，不过这些书院或存在时间不长，或对当时影响不大，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真正对整个明代贵州书院发展历史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正德年间王阳明建的龙岗书院。王阳明在贵州的时间只有三年，书院教学活动的地方也只有贵阳、修文两地，但却培育了大批弟子，开创了一代学风，其后书院在贵州大量修建，大都受了王阳明的影响。王阳明不仅为贵州播下了阳明心学的种子，也揭开了贵州书院讲学活动的序幕，《教条示龙场诸生》提出：“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其慎听毋忽！”（3）龙冈书院“立志、勤学、责善、改过”四大院规成为贵州书院讲学运动的旗帜和指针。

　　正是在王阳明的影响下，贵州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院讲学活动，开辟了一种新的精神发展方向，使心学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而且通过讲学活动也涵化培育了一批地方心学人才，扩大了儒家学者话语言说空间，形成了全国较早的地域性心学派别――黔中王学，出现了以早期的陈文学，汤吁、叶梧和发展成熟期的马廷锡、李渭、孙应鳌为主要代表的黔中王门杰出人物。

　　贵州后来次第兴起的绝大部分书院都直接与王门有关，或建置，或讲学，或祭祀……特别是教学，大都以王学为宗，以心性之学为教，举业并不占主要地位，为黔中化民淳俗、培育人才都作过贡献。从此到嘉靖、万历年间，贵州书院遂一发不可收拾，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统计有明一代，洪武、永乐年间创办1所，弘治年间4所，正德年间1所，嘉靖年间14所，隆庆年间4所，万历年间14所，无考2所。其繁盛程度丝毫不亚于文化发达地区。据曹松叶《明代书院概况》统计，明代全国书院共有1239所，而贵州就有40余所，作为边远地区，可谓集一时人文之萃。

　　二、明代贵州书院发展原因

　　（一）政治斗争的影响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废中书省，六部分任朝政，形成君权绝对独尊的局面，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由此孕育。正统年间王振干政，宦官权力日盛。到成化年，宦官不仅操纵政府官员的任免生杀大权，而且提督京营、监军领兵。至正德时期，武宗童昏，宠信太监刘瑾等人，朝政更加腐败。同时，由明初逐步发展而越演越烈的内阁首辅之争也进一步助长宦官的嚣张气焰。宦官集团操纵内阁，导致了封建纲纪大坏，士林道德沦丧。“大臣不识廉耻，多与交结，馈献珍奇，伊优取媚，即认为贤而朝夕誉之。有方正不阿者，即以为不肖而朝夕谗谤之。称誉者获显，谗谤者被斥。恩宠于内侍，怨归于朝廷。”（4）明中叶后，吏治日益腐败。宦官专权，党同伐异，正直之士纷纷遭打击，受贬滴，一些下台官员和在野人士便设立书院，聚徒讲学，讽议朝政。贵州的书院，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刺激下兴起。

　　（二）中原教育革新思想的波及

　　从成化开始，明代社会弥漫着一股批判现实政治和官学教育的思潮，教育界盛行对程朱理学及其教育模式的检讨和批判。按照儒家“政教合一”、“政由教出”的政治哲学，宣德以来吏治腐败的原因被认为是“人心不治”，而“人心不治”则是因教育失误所致。这种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促使一些著名学者开始重新关注两宋以来盛行一时而明初消沉了一百多年的书院，企图通过创办书院，振兴理学教育，来挽救士林道德危机，振兴明代政治。中原地区教育革新思想很快波及贵州，为弥补官学教育的空疏，贵州有识之士开始积极创办以私人讲学为特色的书院。弘治元年周瑛创办草庭书院，倡导学术研究；贵州提学副使毛科重建文明书院；王阳明创办龙冈书院。其后，席书任提学副使，遴选各地优秀生员到文明书院受业于王阳明。为满足贵州好学之士的需要，蒋信又修建正学书院。理学名儒孙应鳌两次回乡创办书院，先后建立了学孔书院、学孔精舍。在这样一批以振兴贵州教育为己任的地方官吏和著名学者的大力推动下，贵州书院逐步发展起来。

　　（三）贵州人口剧增刺激了书院的发展

　　经过将近一百多年的开发，贵州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大量军屯、民屯进入贵州，扩大了贵州的人口数量，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提高了人口素质，为开发贵州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众多军户移民连同带来的家属组成了开发贵州的生力军。他们大多自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文化比?^发达的地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不但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贵州经济开发，而且，也为书院教育准备了大量生源。他们还带来了尊师重教的风气，这影响了众多的少数民族同胞，促进了包括书院教育在内的儒学教育。 　　（四）开闱乡试为贵州书院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贵州科举考试长期依附于云南，由于山川阻隔，道路艰险，赴试十分困难，限制了贵州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开科前123年间，贵州才考中举人544人。成化年间，贵州官吏多次上书，奏请在贵州单独乡试。嘉靖九年，户科给事中思南人田秋上《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云：“且以贵州至云南相距二千余里，如思南、永宁等府、乃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5）。嘉靖十四年，朝廷正式批准贵州自设贡院，自办乡试。嘉靖十六年，贵州与云南分闱，单独开闱乡试。从此，贵州读书人纷纷参加科举逐渐成为一种风俗。贵州士子不必跋山涉水远赴云南参加科考，可以在本省参加科举考试，避免了路途的艰险和节省了盘缠费用，这就促使报名参试人数的不断上升，科举名额的一再扩增，刺激了书院的发展。从总量看，贵州开闱乡试以后书院有32所，约占总数的80%。这些书院的创立，显然受到了贵州开闱乡试的促动。

　　（五）客籍文人的提倡推动了贵州书院的发展

　　明代贵州仍然经常是官员贬谪之地，如以王阳明为首的一大批官员，他们虽以戴罪之身来到贵州，但更是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学者，他们在黔倡导创办书院，积极参与讲学研讨学术，给书院带来了优良的师资，推动了贵州书院的发展。在王阳明的倡导下，书院教育逐步为贵州社会所认同，一些地方官员在王阳明的启发诱导下开始创办书院。贵州提学副使毛科离任后，席书继任提学副使，又亲选贵州各地优秀生员到文明书院受业，聘王阳明为主讲，进一步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此后，张、邹元标等人相继被贬谪入黔，他们也创办书院，参与讲学。张创办了鹤楼书院，随后而来的邹元标参与了南皋书院的创办和讲学，“遂结茹于张公堂右，居匀六年，时时与都匀人士讲天人性道之学。”（6）

　　这些肩负文化传播责任的儒家士大夫固守儒者身份所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赤诚地对待自己的信仰，他们重视儒家文化的探讨与传播，孜孜以求不断地通过在书院讲学、著述传播中原学术文化以教化贵州士子，使贵州士子超越地域与局部社群观念的局限，拓展了学术视野，把贵州的前途命运与整个华夏文明的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推动下，贵州书院蓬勃发展起来了。

　　三、明代贵州书院教育特点

　　（一）教育内容

　　朝廷规定了课读内容，这是一切形式的学校都必须遵守执行的。各个儒学校除了要学习四书五经之外，还要教授《大诰》，“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7），书院也不例外。书院教育内容强调道德至上，注重道德教育和德性培养，有鲜明的伦理教育色彩，对肄业士子影响很深刻。书院里肄业的士子都是当地的文化精英、社会精英，他们把书院所学的伦理道德转化为当地社会的道德标准来倡导，对贵州社会影响不可谓不大。王阳明以后的书院更是传承了王阳明创办书院的初衷――讲求儒家文化，特别是要求士子们“致良知”。孙应鳌在《寄学孔书院诸会友琐言》中言：“立志以圣贤为归，学道以伦理为准。”（8）接着他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道德教育的作用，可见伦理道德教育在书院教育中占有很大份量。

　　（二）教育管理

　　明中期以来，书院讲会之风大盛，首先是由于王阳明的倡导。他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诸君之不鄙，每予来归，咸聚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间，又不过三四会，一别之后，辄复离群索居不相见者，动经年岁。然则岂惟十日之寒而已乎？

　　若是而求萌孽之畅茂、条达不可得也。故予深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砒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世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9）王阳明这段讲话阐述了定期讲会的必要性，同时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砥砺。王阳明居黔时期提倡的讲会制度，促进了文化上不同见解的论争，学术上的争辩促进了学问的发展和完善，更促进了学术在贵州的传播，定期讲会使得贵州各地的士子们都像赶场一样到书院进行学术思想的交流。

　　（三）心学阵地

　　贵州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以传习“心学”为主，龙场是王阳明“悟道”之地，也就是在此地，王阳明又最先通过龙冈书院和文明书院的讲学在贵州广泛传播“知行合一”思想，此一思想因王阳明本人的讲学及其身后大批“黔中王门弟子”的传播而在贵州广具深远影响。因而明代贵州的书院大部分以传习“心学”为主，有的书院干脆以“心学”为名。如嘉靖二十一年，提学副使蒋信在贵阳新创办了一所书院后，即命名为“正学书院”，并在书院落成碑记中说：“正学何为者也？正学者，心学也。表明正学书院要传习、研究的就是王阳明的‘心学’理论”。

　　王阳明在贵州的讲学不但感染了诸多贵州士子，形成了“黔中王门”这个知识群体，而且他们前仆后继在贵州开办书院，兴起以“心学”为教育研究内容的潮流。王阳明在离开贵州后，仕途畅达，扩大了他在学术界的影响，一大批士子围绕在他周围，很多读书人成为王阳明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在他身后，宦居于贵州，或者被贬谪来贵州创办书院的也不乏其人，这些人创办的书院通常奉祀王阳明，并讲授有王阳明个人思想特质的“心学”。

　　（四）大众倾向

　　明代贵州书院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官僚土司子弟，有些书院类似官方性质的府县学，作为官学的补充机构，书院绝大多数是当地在职官员建立的，他们的目的是推广教化，移风易俗，当然也为科举培养人才，官员自身的子弟自然首先接受到承担传播儒家文化责任的书院教育。其次是乡绅子弟。贵州书院的创建离不开当地乡绅的资助，为之提供银两及学田，他们崇尚儒学，慷慨助学，他们对子弟的教育也极为重视，也?嶂杂谒妥约旱淖拥芙?人书院学习。再次是各族平民子弟。这些平民子弟包括军事移民子弟，普通移民子弟和少数民族平民子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院的学生不仅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子弟，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出身寒微的少数民族平民子弟。 　　（五）民族融合

　　这种交流融合体现在：其一，书院教育逐步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由于明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视，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有各类官学，以儒家文化导民风俗。其二，一些书院教育对象面向少数民族子弟。位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它的教育必然要面向少数民族子弟。推动明代贵州民族教育着力甚多的王阳明、周瑛、孙应鳌等人便是通过书院这一载体来发挥其作用的。其三，少数民族群众对书院创建及维持所做的贡献。贵州地区的书院主要由地方官吏、知名学者与地方乡绅创建，但在一些书院的创建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众亦奉献了力量。例如王阳明的龙冈书院就是在许多夷民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四、明代贵州书院教育影响

　　满足了贵州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虽然朝廷比较重视发展官学教育，但是官学教育还是远远不能满足贵州人民的需要，贵州书院的发展正适时地填补了贵州教育发展空间，培养了大批人才。书院肄业的士子参加了科举考试，录取了大量人才，明代贵州共录取举人1739名，武举20人；进上105名，武进上32名。黔南、黔东南的少数民族进士达27人，其中佼佼者孙应鳌官至礼部充经筵讲官兼国子监祭酒；另中举人282名。这些人才参加了明朝的国家建设，为开发贵州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提高了地方统治集团的文化素养。书院学者或者通过教育传播儒家文化思想，或者通过个人的交际活动把中原先进的文化思想带到贵州社会各个阶层，在自觉和不自觉的活动中，提高了贵州地方统治集团的文化水平和道德素养。

　　提高了卫所官兵子弟的文化素质。在王阳明创办书院以传教贵州子弟后，他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的纷纷奔走于贵州各个地区，创办书院讲授“王学”及其相关的儒家文化思想。在他们的带动下，明代贵州出现大批的文人雅士。

　　教化了土司群体。由于贵州书院民族教育色彩浓厚，使书院教育在土司群体中产生了强烈影响，以和王阳明有过亲密交流的安贵荣为例，可以看到书院学者的人文教育教化了土司群体，使他们向附中原文化，认同中原文化的价值观念。

　　推动了贵州区域文化的变迁。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促进了贵州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多方面的，不单单从生产方式上改进了贵州落后的生产作业方式，推动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引起少数民族地区精神风貌上的变化，并丰富了贵州区域文化的内涵。

　　改善了民族地区社会风气。随着中央政府的重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通过儒学校、书院等教育机构的各种教育措施使贵州风俗变化颇大。书院不但在当时有引领学术潮流的作用，而且王阳明以及其他书院学者的人格魅力吸引了诸多的贵州士子成为书院弟子，在书院的教育过程中感染了他们。书院又通过肄业士子对贵州社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贵州的社会风气。“书院之复兴，士习风教之所是赖，岂细故哉！”文明书院建立后，“廉知贵之一省，自兹而往，教化大行，风俗巫变，人才为之倍出，人文为之宣朗。化左衽为衣冠，回边地为邹鲁，是有大功于名教也。”（10）

　　丰富了贵州区域文化内涵。贵州自明代以来，从书院走出了一批宗奉儒家文化的贵州本土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相互酬唱应答成为丰富贵州区域文化的一大因素，他们之间又演绎了一个个为历史所长久吟唱的感人故事，成为后人寄兴抒怀的题材，也为繁荣贵州区域文化做出了贡献。“著名文人王阳明、邹元标等培养了一批声闻特达，具有儒者气象的士子，为贵州储备了一批持守儒家大传统文化理念的地方性人才。他们为化解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深它们在传播过程中的交流和融合做出了贡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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