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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到强:中国高等教育何为?

日期:2023-01-13 阅读量:0 所属栏目:教育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4-0095-0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6年4月15日到清华北大,就教育改革发展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考察。李克强总理此次清华北大之行的谈话,再次引起了公众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高校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广泛关注。李克强总理此行的考察谈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涉及使命担当、推进公平、教育管理、人才培养、教师评价、“青椒”发展、学科建设、科研管理等一系列高等教育由大到强发展的焦点问题,为我国高等教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我国高等学校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教育使命:教育担负着国家发展的责任

  李克强总理在清华北大考察时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举办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面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担负更大责任、发挥支撑作用。

  2016年4月7日,我国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显示,2015年在学总规模3647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2852所,位居世界第二;毛入学率4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及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基本同步并适度超前,为各行各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1]。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认定的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公众没有任何异议,但对教育质量却发出了很多质疑,许多人士痛斥高等教育弊端,急迫地希望高等教育质量得到积极改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告诉记者,许多高校的办学历史很短、经验不足,内部要素发育和建设不足,服务经济社会多样化需要的能力有限,引领时代发展的新理念匮乏等问题明显存在。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称,我国高校是趋同化的,专业是趋同化的,有些模式是趋同化的,特色不太鲜明。《光明日报》曾发文谈论高校专业设置趋同问题,以湖北省为例,67所本科院校中有62所院校开设有英语专业,等等。人民网发表的《中国高校模式趋同质人才培养趋单一》的文章称,高校没特色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就没特色。

  我国高等教育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确实存在快速发展积聚的问题。对此,《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进行了全面分析后指出,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高等教育问题主要表现为“四不够、一不高”:学科专业设置优化不够,科研水平和成果转化率不高,“短板”问题依然严重;创新人才培养力度不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仍是“软肋”;高水平教师和创新团队不够,教学经费和实践资源不足,实现由量到质的新跨越仍是突出问题;质量意识和质量文化不够,绩效评价不力,不少高校“等靠要”思想还相当严重,对教师评价“重科研轻教学”;就业与所学专业相关性不高,不同类型院校学生对学习过程体验和就业状况满意度存在不平衡现象[2]。

  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应如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解决目前面临的焦点问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给出的建议是,高等教育要实现由大到强,必须增强高等教育质量的充分自信和冷静自省,并把提高质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必须以开放促改革、提质量,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助推中国质量提升;必须全面提升高校创新能力,真正支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实现“跨越发展”和“弯道超车”,以开放和创新加快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步伐。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对记者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任务依然繁重,迈向高等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任重道远。令人欣慰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已经从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变为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3]。

  二、推进公平:让每个人有平等竞争的机会

  李克强总理在谈及教育公平与正义时说,继续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大学实行倾斜,让更多困难家庭孩子能够受到良好教育,在平等竞争中拥有上升通道、释放创造潜能。李克强总理强调,增加贫困地区、困难家庭学生的入学比例,不仅是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更是促进创新驱动。“如果每个人都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通道,把创造力发挥出来,大家想想看13亿人形成的力量将不可估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李克强回忆起自己读大学时去图书馆占位时的情景,并向学生了解现在的情况。李克强总理说,“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没想到清华北大的老图书馆还需要占座。”他话锋一转地问,“为什么?学生要在这里找到那种感觉和氛围,不管是富裕家庭的孩子还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大家都能在一起竞争、进行思想碰撞。”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李克强总理与正在自习的学生围坐交流,他说,《易经》里“自强不息”前有“天行健”,指天在不停运转,君子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前有“地势坤”,地势起伏能容纳万物,所以你们走向社会要致力于追求公平正义和包容发展。这是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说,教育的缺失是“能力剥夺的贫困”,是比收入贫困更深层的贫困,它会引发“贫困的代际传递”。贫困家庭容易陷入“低人力资本投资―低就业―低收入―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中。怎么办呢?2016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6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扩大实施国家专项计划,定向招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等地区学生,2016年安排招生计划6万名,比2015年增加1万名。   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滞后环节在农村,尤其是连片特殊困难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等地区。发展农村教育,让每个农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在保障教育公平同时,要狙击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重点大学招生适度向农村孩子倾斜,是国家实施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从2012年起,我国启动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以来,受惠学生由2012年的1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6万人。重点大学招生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参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断扩大重点大学面向农村地区定向招生规模,提高农村学生比例,可视为从“高招扶贫”着力,保障教育公平[4]。

  重点大学招录农村贫困学子的“高招扶贫”,是维护教育公平的一项兜底性政策,是对现有教育资源地区差异大、阶层差异大的有效补偿。然而,也出现了“高考移民”“加分造假”“冒名顶替”等乱象,无不在昭示重点大学面向农村地区定向招生要防止“跑冒滴漏”。否则,不但善政落空,反而加剧教育不公。2014年,新华社记者调研采访曾发现,虽然很多高校通过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农村学生专项自主招生等多种方式向“寒门学子”进行政策倾斜,且成效明显并获各界好评,但实施中衍生出的一些问题也亟待解决。比如,据海南省一贫困县的高中老师反映,越来越多的县城领导不再送子女去省城读书,而是送往贫困县的高中就读,与农村孩子争夺“高招扶贫”政策照顾机会[5]。这种行为是对教育公平底线的侵蚀,应当坚决制止。

  三、教育管理:给高校更大办学自主权

  李克强总理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说,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结合高校特点,简除烦苛,给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凡高校能够依法自主管理的,相关行政审批权该下放的下放,要抓紧修改或废止不合时宜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破除制约高校发展的不合理束缚。同时,有关部门要完善督导监管,积极探索为学校、教师、学生服务的新途径、新方式。2016年4月18日,教育部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的讲话精神,提出要继续落实简政放权,根据高校特点制定适合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加快完善国家教育标准体系,用标准加强引导、加强监管、加强问责……教育部门要回应学校办学需求,在教育教学指导、质量监测评估诊断、就业创业指导、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学校提供优质高效服务[6]。

  2015年5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要求,按照国家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深化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加快建立高校自主评聘、政府宏观管理监督的新机制,扩大职业院校在招生、专业设置和调整、教师评聘、资源配置、收入分配、校企合作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这是教育部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及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等要求的重要举措。《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显示,我国已建立“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内外结合”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制,并初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可见,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改革正不断深化。

  尽管如此,《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规定的高校独立法人地位和七项办学自主权,在政府居于主导地位的高校治理格局中尚未真正落实。高校自主办学权与政府管理权边界不明晰,政府把高校视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以行政审批等管理方式不断强化对高校办学的管控与干预,导致高校办学自主权名誉上扩大实际不断萎缩。政府对于高校的这种行政化管理倾向,必然导致政府与高校在办学职能上高度重合,也使高校逐步向行政机构异化,从而使其办学自主权的落实越来越难。对此,亟待政府摆正自身的角色与位置,切实转变在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中的职能,由直接管理的全能型政府向宏观管理的服务型政府转变,从控制转为服务,由直接变为间接,由微观转为宏观。

  政府对高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也导致了高校内部治理的行政化。目前,高校按照行政权力框架把部门和人员编排在不同的地位格局等级中,其根本价值信号是依据权力意志,评价人员行为的根本标准是权力价值标准。高校内部行政权力严重挤压学术权力,导致高校的学术组织特性异化、学术风气日益淡化[7]。另外,高校行政化,无论是行政事务还是学术事务均采用行政化治理方式,导致校内“官本位”风气蔓延,许多教师不安于教学和科研岗位转而向行政职位发展。对此,高校内部要明确区分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厘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界限,强化学术权力并建立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内部治理结构。

  四、人才培养: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李克强总理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说,创新是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实际上是创新的竞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把蕴藏在亿万民众中的创造力发挥出来。高等教育要着力围绕服务国家创新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更多创新型人才。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意识,开展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教学,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打牢知识根基,拓宽学术视野,推动科技创新。注重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培育工匠精神,践行知行合一,多为学生提供动手机会,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助力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

  李克强总理在清华校史馆参观重大科技成果展时说,创新既要靠自己的力量,又要吸收外来先进经验、成果和理念。正如清华校歌中所说的“中西荟萃”。他强调,院校之间、院校和科研机构之间要打破门户界限,形成合力。只有协同才能更好激发创新。李克强在清华建筑学院对学子们说,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进程中,需要大批建筑人才。希望学子们今天学好本领,将来建设中国。2016年4月18日,教育部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的讲话精神,提出要创新育人方式,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推进协同育人,开展丰富多彩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新华网、人民网发表的《谋思多样化发展满足学生之需》文章称,教育不仅应关注发展进程,更应关注其满足学生发展需要的效果。尊重学生发展之需,必然要求学校多样化发展。多样化主要表现在办学主体、办学形式、培养模式、课程教学等多个维度,具有总体性特征,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教育生态。然而,《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显示,虽然高校开始重视创新创业教育,但缺乏制度保障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社会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空间还比较有限,尚未形成长效机制,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招不多。全国高校各类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总体较高,在一些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教学与社会实际脱节、放松毕业要求、毕业生“用所非学”等“短板”现象,应引起各方面足够的警觉。

  李克强总理说,“我们培养的是德才兼备发展的学生,只有这样一大批学生成长起来,我们的教育强国目标才可以实现!”然而,培养创新人才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一项具有系统性的工程,包括的范围很广,如教师、学生、观念、制度、软环境、硬条件等。因此,高校要树立创新教育意识,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创新型人才,使其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思维、精神以及能力[8]。北京大学林建华校长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说,北大要更加突出“以学生成长为本”的教育理念,打破传统的、单纯以院系为基础的专业教育模式,和以课堂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方式,给予学生更多选择机会,激发其想象力和创造力。

  五、教师评价:要调动教学科研人员积极性

  李克强总理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强调,建设高水平大学要充分调动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要健全教师评价制度,对教学科研人员包括兼任行政职务的专家教授,实行符合智力劳动特点和规律的政策,不能简单套用针对行政人员的规定和经费管理办法,充分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要求,给教学科研人员更多经费使用权,更多创新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更好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016年4月18日,教育部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的讲话精神,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高校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改革,大力推进教师评价制度改革,更加重视对教学水平的评价,更加重视教师科研成果的创新和实际贡献,促进教研相长、教学相长。

  然而,教师评价结果被高校作为教师聘用、加薪、晋级的依据,不同程度地挫伤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也遭遇了社会舆论的批评。2014年7月,清华大学授课很受学生欢迎的讲师方艳华,因科研不够被迫转岗引起舆论风波。2014年12月,四川大学讲师周鼎在网上发布“自白书”,言辞激烈,直指当下教师评价制度之弊病。2016年1月,被誉为“口碑教授”的讲师常萍,在退休3个月后被河南大学返聘为副教授。这些曾经被舆论热议的事件,无不昭示教师评价“重科研轻教学”的?寰场N?了突破?寰常?很多高校设立奖教基金,对坚守教学一线的优秀教师重奖,最高奖奖金达到100万元。还有一些省份和高校推行教师职称分类评审与教师分类评价,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这些做法有积极意义,也存在难解的问题,比如教学如何评价问题?

  事实上,现在高校学生过度行使对教师的教学评价的权利,使教学评价变成人气竞赛,导致自身学业任务减轻、分数膨胀和娱乐价值观取代了严肃的学术评判标准。作为教师评价关键的教学评价,如何既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又使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不会妥协于为获得学生良好评价所带来的压力,这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美国康沃斯学院副校长托马斯?麦克丹尼尔博士认为,“谈到教学评价,不少教师认为其有失公平性,当收到更多有关我们的穿着而非教学方面的评论时,我们更容易感到沮丧。”不少高校并不能对所得到的教评数据进行分析,无法从嘈杂的评价中识别有效信息。虽然,学生评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教师的教学,但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难解的问题。

  虽然,大学生是教学的直接参与者、受益者,有权利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但现实情况是,高校过于极端地把学生和教师绑在“评价”与“被评价”的两端,例如学生不评教就不能看成绩的评价方式,又怎能使学生对评教不抱有应付心态?学校依据这样的评价数据所得到的分析结论,显然会直接影响教学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不仅如此,高校还把这样的教学评价作为教师聘用、加薪、晋级的依据,或作为教师改善教学的反馈意见,显然已经造成或存在较大隐患。对于高校来说,由于教学评价的复杂性、系统性,探索切实有效的教学评价体系,必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在研究、借鉴和实践中不断地完善[9]。

  六、“青椒”发展:为青年教师施展才华提供舞台

  李克强总理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要求,要积极提携后进,为青年教师施展才华提供舞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形成青蓝相继、人才辈出的局面,推动教育强国建设。2016年4月18日,教育部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的讲话精神,提出“加大对青年教师的关心支持,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努力为他们成长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增强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能力。”清华大学邱勇校长在座谈会上表示要“加大对青年教师的支持力度……大幅提高青年教师入职时的科研启动经费,提升青年教师的学术创新能力。”

  近年来,媒体多次报道青年教师的工作与生活状态,“青椒”成了网络戏称占据高校大半江山的青年教师的代名词。2012年9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工蜂》一书,副标题是“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该书的调查结果显示,有72%的“青椒”感到压力“非常大”或“比较大”。2016年1月,中山大学“青椒”掌掴院长事件,一度将“青椒”的境遇推到风口浪尖。事实上,“青椒”诸多压力集中表现在奖惩性教师评价所导致的教师一元化发展上。因此,高校需要切实改革教学、科研、薪酬体系,调动“青椒”教学科研的积极性,促进“青椒”职业生涯的科学发展。

  目前,不利于“青椒”职业生涯发展的主因是高校行政化。高校由于学术资源有限,经费审批权大多集中在校、院、系领导手中,而领导在项目申请、评奖、入选各级人才计划等方面“通吃”的现象比较普遍,“青椒”在学校则处于比较弱势,获得职业发展需要的学术资源相对较难。因此,2016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提出,不得以“出成果”名义干涉科学家研究工作,不得动辄用行政化“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不得以过多的社会事务干扰学术活动,不得用“官本位”“等级制”等压制学术民主。“四个不得”重在强调学术自治、学术自由,这也许给了“青椒”一线曙光[10]。   一些高校为短时间内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选择人才引进这条捷径,但由于缺乏规划,片面追求数量,不切实际地重金引进所谓“大师”,冷落了进入学校的大量“青椒”。这种投入大量资金引进“大师”的方式,存在人才结构和资金浪费的风险。高校在总体资金有限的前提下,只能压缩一般人才的待遇和发展资金,容易挫伤一般人才的积极性,进而造成人才外流。因此,2013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要求,“注重学术梯队建设,促进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整体水平不断提升。用好用活引进人才,既要待遇留人,更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真正做到按需引进、以用为本。”

  七、学科建设:要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精准支持

  李克强总理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说,“当前要抓紧出台促进一流学科建设的具体措施,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精准支持。通过一流学科率先突破、示范和带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壮大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推动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李克强总理进一步要求,一流学科建设要有动态管理机制以及更多的政策空间。2016年4月18日,教育部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的讲话精神,提出抓紧出台促进一流学科建设的具体举措,引导高校以学科为基础,强化优势特色,自主确定建设目标,避免平均用力。政府要强化绩效评价,根据高校办学目标实现程度,对支持力度动态调整。要形成开放机制,对支持的学科动态调整,避免身份固化。

  当今社会,各国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纷纷把提高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作为重点,以此促进本国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高等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日益提高,高校作为“后工业社会轴心机构”的地位越来越凸现,高等教育的“国家化”趋势也逐渐加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已不是高校行为而是政府行为。然而,从实施国家发展战略来看,高校“新四化”人才等一流人才培养不足,创新团队匮乏和创新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学科专业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集成创新不多,重大项目联合攻关机制不畅。一流成果不多,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不高。高校内生动力和活力不足,对创新驱动发展支撑引领作用不够。

  事实证明,我国高等教育“集中资源、率先突破、带动整体”的“重点建设”政策的实施,迅速缩小了与高等教育强国之间的差距,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应当看到“重点建设”产生的高校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211工程”“985工程”建设明确提出,要承担机制创新、队伍建设、平台建设、条件支撑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任务,要实行项目管理和绩效考评。可是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由于各高校都以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因而出现了人才无序竞争现象。比如,挖走兄弟院校学术骨干,造成对方学科受损,而新学校由于缺乏学科梯队又无法生根发芽。

  2015年8月,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并由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提升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双一流”建设的总体方案并没有回避现实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政府在给予高校拨款与资助的同时,要进一步进行政策方面的调整,促使高校创造卓越成绩。“双一流”建设必须牢牢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布局,处理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区域发展不均衡、投入差距过大带来资源配置不公平等重大问题。同时,“双一流”建设要更加强调资源、环境、健康等学科的发展,将学生培养为集自然生命之长、社会生命之宽、精神生命之高的立体的人[11]。

  八、科研管理:要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活力

  在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施一公院士告诉李克强总理,“科学家更需要宽容自由,国外不怎么管‘人头费’比例,不像我们国家。”许多发达国家一流研究机构的人头费至少50%以上。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得知该院科研经费中“人头费”比例仅占30%后,李克强总理说,基础科研关键靠智力,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其“人头费”占比很高,数学研究甚至达80%~90%。李克强在座谈会上讲,“科研‘人头费’不要管得太死,30%管什么用啊?你不是逼他不搞纯数学,不坐这个冷板凳吗!我们的人头经费比例太低了这个要改,不然很难吸引一流人才,更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发创造的活力。”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给教学科研人员更多经费使用权,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如何科学管理日益增长的科研经费,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016年4月18日,教育部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的讲话精神,提出高校要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深入开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探索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2016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探索实行充分体现人才创新价值和特点的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尊重科技人才创新自主权,摒弃“管理”思维,让人才在学术天地自由成长。

  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国务院专门印发了《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科技部、教育部等监管部门与中纪委、审计署等综合发力,一方面,健全完善了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形成全方位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纪检、审计等部门协调推进,对科研经费实施全覆盖、高频次的审计与检查[12]。仅此还不够,还要借鉴发达国家科研经费管理的经验,进一步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比如,美国的科研经费拨款与审核彼此独立,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平和公正。科研人员在申请经费时,严格的同行评议,减少了造假或质量较次的科研项目蒙混过关。

  科研经费需要管理,特别是涉及国家财政的科研经费,相关主管部门通过经费预算、财务报销等制度认真把关、严格审计,这无可厚非。但是,现有的一些科研经费预算方式和财务报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科研规律。客观上讲,科研经费管理应当尊重科研进程实际,尊重科研结果的价值,砍掉繁文缛节,给予科研人员经费使用的自主权,让科研人员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上。毋庸讳言,近些年确实出现了一些科研人员通过财务造假等手段超范围使用科研经费等违规、违法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道,恐怕仅仅加强预算管理和报账制度是不够的,还应通过改革科研经费中“人头费”比例,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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