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复杂的教育现场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6B-0072-05

　　前段时间，围绕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进行的争论持续发酵，一时众声喧腾、物议汹汹，朋友圈几乎被这一话题挤爆。鉴于舆论总是来得快也去得快，本不想就此置喙，但转念想到，类似这样的话题每隔一段时间便会热炒一番，又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决定还是说一说。

　　从“偏见”到“傲慢”

　　在此次事件中，传播极广的是浙江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方红峰的表态：“他（指衡水一中――引注）是个应试教育的典型，他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他们认为是先进，我们认为是落后的，我们浙江不需要。”[1]方红峰作为行政官员面对媒体时的坦率直言值得激赏，但是他话语中隐含的“傲慢与偏见”却并不值得提倡。

　　这种“偏见”，是建立在其二分法的思维方式之上的。从方红峰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是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作为一对对立的概念来理解的，这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笔者对提出“应试教育”并将之简单地置于“素质教育”的对立面这一行为，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从学理上看，正如许多人所说的，应试也是一种素质，而且往往是一种“好的素质”，因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并不构成逻辑上的矛盾关系，二者甚至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概念。王策三先生在系统梳理“应试教育”的发展脉络，并对“素质教育”概念进行再思考的基础上，认为把“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对立起来，是一种“逻辑混乱”，“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这一提法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不合事实和逻辑学、教育学基本知识，陷入思想、理论、逻辑混乱”。他进一步提出，应该“运用全面发展教育理论，坚决跳出‘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开战’‘转轨’的怪圈，鉴别、澄清‘新课程理念’介入课程改革的理论是非”。[2]

　　退一步讲，抛开学理逻辑不谈，“应试教育”的存在也符合现实逻辑。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对“应试教育”进行了如下分析：

　　因为：社会需要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

　　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

　　受教育程度高其拥有的文凭级别也高；

　　所以：社会需要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就是需要有高级别文凭的劳动者。

　　而：只有高级别的学校可以发放高级别的文凭；

　　能进入高级别的学校是因为考试成绩好；

　　考试成绩好是因为考试能力出众；

　　所以：教育培养的是考试的能力。[3]

　　从这一逻辑推理中可以看出，“应试教育”能够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帮助他们在“劳动力质量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改善生活质量。这一现实逻辑虽然不够完美（譬如“能进入高级别学校是因为考试成绩好”），但毕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实，在没有更好的现实替代它之前，适应它，对于家长、学生、学校等利益相关者而言，恐怕是比较明智也是值得理解的选择。

　　写到这儿，笔者想到一桩往事。有位百年名校的校长在学校里抓升学，遭遇巨大的阻力，很多教师的观点与方红峰的观点如出一辙：我们学校素以素质教育、精英教育见长，怎么能和县中一样去抓应试呢？在与这位校长对谈时，他讲了一件事。有次高考发榜之后，一位家长跟他抱怨：我的孩子中考是以全市排名靠前的成绩进入你们学校的，而今天却连三本都没考上！这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对于学校来说，每个孩子都只是千分之一，但是，对于家庭来说，每个孩子都是百分之百。的确，在这个文凭还是进入社会的重要敲门砖的时代，学校若不顾家长期盼孩子考出更好的分数、进入更好的大学这一并不完美却无比现实的愿望，只是高扬素质教育的旗帜而无视应试能力的培养，恐怕也是不负责任的。陈玉琨教授有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没有成绩，过不了今天；只有成绩，过不了明天。”对于这种超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二分法的富有实践智慧的观点，笔者很是认同。尽管这一说法显得“中庸”，但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4]，由此看来，“中庸”何尝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

　　建立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二分法基础上的“偏见”，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傲慢”：衡水一中作为“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的“应试教育典型”，其教育是“落后的”，“我们浙江不需要”。姑且不论衡水一中是不是“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也不论衡水一中的教育是不是“落后的”，即便真是如此，也无人有权代表浙江将衡水一中拒之门外。这样说，不仅是因为衡水一中平湖学校是一种合法性的存在（即便是方红峰也承认学校的审批程序合法），更重要的是，这种带有精英主义优越感的“傲慢”未必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

　　在?鞑パе校?有一个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这一理论由德国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尔纽曼（E. Noelle-Neumann）提出，主要观点是：大多数人都有被孤立的恐惧，因而当自己所持观点与主流舆论一致时，则乐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当自己的观点与主流舆论不同时，则倾向于沉默不语。“这样，一方讲话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螺旋过程，这个过程不断地把一种舆论确立为主要的意见。”结果，表面上强势的舆论显得更加强劲，表面上弱势的舆论则更加软弱。[5]

　　需要指出的是，在舆论传播过程中，“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常常是无效的。决定舆论导向的主要因素不是持某种舆论观点的人数的多寡，而是舆论人影响力的大小。舆论人是指那些“积极主动传播意见的人”[6]，舆论人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却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占据的舆论空间更大，产生的舆论影响更广，所以，他们才是决定一种舆论是否为主流舆论、强势舆论的“关键少数”。也就是说，主流舆论、强势舆论既可能是多数人的舆论，也可能是少数人的舆论，在“沉默的螺旋”的作用之下，很难看得清“沉默的大多数”所持的舆论观点。 　　超越拆迁思维

　　当然，说衡水一中、毛坦厂中学这类中学的存在有其现实合理性，并不是说它们就应该以目前的状态一直存在下去。“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眼前的苟且固然无法也无须放弃，但诗和远方的田野也很重要，对于衡水一中、毛坦厂中学这样不够诗意的学校来说或许更为重要。关键在于，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思路对学校进行改造，让其成为一种更完善的存在。

　　首先要承认，衡水一中、毛坦厂中学这样的学校的确存在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问题在教育舆论场中被放大了。“高考工厂”“高考集中营”“河北省第二监狱”……从这些充满嘲讽的称呼中可以看出，这些学校被一些人“妖魔化”了。正是基于这种敌对的“妖魔化”认知，有人将此次对衡水一中平湖学校的批判看作一场对衡水模式的阻击战。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过瘾，但是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轮番轰炸之后，你们扛着枪炮寻找下一个目标去了，可是，谁来打扫战场？在教育舆论场中，类似的“只负责拆迁，不负责安置”、逞一时之快的言行并不鲜见，这种做法不仅无法改善不完美的现实，还有可能让现实更加糟糕。

　　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衡水中学（衡水一中是衡水中学与企业合办的民办学校，二者实为一体）毕业生朱伟（化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条马路上有人是乘车的，有人是靠双腿走的。用腿走的人如果想要追上乘车的人就必须努力奔跑，或许他们跑慢一点就再也赶不上车上的那些人了。”[12]这一说法有些残酷，却是现实。对于朱伟这样“起跑点”“交通工具”都落后于别人的孩子，也许心无旁骛地奋力奔跑比“慢慢走，欣赏啊”更为重要，也更为现实。当然，可能有人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何必跟别人争一条道？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完全正确，但是，在这个很多优质用人单位招聘不仅要看应聘者是否名校毕业，甚至要看第一学历是否名校的时代，这种说法多少有些苍白无力。承认并尊重现实的不完美，才是一种理性、成熟的态度。一位网名叫“米一”的衡水中学校友说得好：“上了大学后，我发现大城市来的孩子真心强，课外爱好更广泛，眼界更广，衡中在我心中明显不是神话了。”“但要是没有衡中，可能我连见识到这个差距并努力弥补的机会都不会有。”[13]这让笔者想到了一句名言：当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打开一扇窗。衡水中学的确不完美，但它为朱伟、米一们打开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幸运之门，如果只是因为衡水中学不完美就关上这扇门，而不相应地为朱伟、米一们打开一扇更好的窗，教育的现实能更好吗？

　　教育改革是一件极其复杂、也应该极其慎重的事情，它不能像当下中国的许多城市改造一样，进行大刀阔斧的拆迁与重建。不要说“只拆迁，不安置”，即便是“先安置，后拆迁”这种相对友善的城市改造思路，对于教育改革来说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据英国《每日邮报》2016年3月17日?蟮溃?利用谷歌街景可以查看的一款新型地图将伦敦14个地点的旧照嵌入相对应的现代街景，发现伦敦有些地方百年来的街景似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威斯敏斯特宫一直都安静地矗立着，哈罗兹百货公司也还是70年前的样子，伦敦金融中心齐普赛街的建筑格局也与1909年保持着一致”。[14]伦敦在较少改变城市整体格局的情况下，对建筑进行功能性改造，实现了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这对我们的教育改革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其实，衡水一中、毛坦厂中学这类学校的教育既不是“最好的教育”，也不是“最坏的教育”。作为植根于现实教育环境的区域名校，无论是衡水一中还是毛坦厂中学，都不是基础腐朽、框架剥蚀的“危房”，它们的问题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器质性的，因此并无“拆迁”的必要。超越“大破大立”的拆迁思维，引导并帮助这些学校进行功能性改造与提升，既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也是一种经济的方式。当然，这种改造与提升非一日之功，也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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