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西南边疆教育的治理

　　近年来学术界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治理情况，有诸多研究成果[1]，本文旨在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教育的积极一面做一简要概述。

　　一、边疆教育议案

　　南京国民政府在稳固政权之后，新建教育机关，培育边疆人才，积极发展边疆教育事业。这一时期的教育被称之为“边疆教育”。

　　当时所指定的边疆区域主要是指西北边疆和西南边疆。1939年国民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推动边疆教育方案的决议案。议案中：1.确定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针及建立各级教育中心的目标，认为“边疆教育应从以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其发展为制定方针”；2.培养边疆教育师资；3.编译边疆教师用书；4.推进边疆学校教育；5.推进边疆社会教育；6.确立边疆劝学制度[2]。由此议案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边疆教育有了比较全面的改善计划。

　　二、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

　　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组织人力对西南边疆地区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1941年教育部公布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3关于改进西南各省边疆教育的总意见书，此建议书认为“滇、黔、桂三生边疆教育之推进，有待改善之处甚多”，此建议书一共有28条，其中包括：在滇、桂省教育厅中成立边疆教育委员会组织；增加滇、黔、桂三省教育经费和师资力量；设巡回教育工作队和边地民族教育馆；边地各学校施行生产劳动力求自给自足；筹设儿童保育院分院；推进女子教育等[4]。随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切实加强对西南边疆教育方面的建设，从学校教育，公民教育等方面进行整顿，同时加强生产教育，丰富其自给自足的能力。时隔三年，成果1944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1943年边疆教育工作报告”[5]，报告了西南边疆教育近两年的发展状况。

　　首先是国民教育方面，1943年贵州的省立边民十一所学校交由所在地县府接收，改为中心学校，并规定各县边民人口占全县人口为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专为边民设置的中心学校和国民学校，边民学生的人数应该占全县学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的按照边民的人口比例进行增减。为此建设了一批汉人和边民一起读书的学校，有寻甸苗民中学一所，四川省有省立杂谷脑沙坝小学，苗民学校一所。广西省边地的国民教育在当时已经普及，有边民学校四十二所。这有助于边民和内地居民进快熟悉彼此，消减民族落差。

　　第二方面为对师资力量的培养。当时对西南边疆培育师资力量的师范区为榕江，大理，腾龙等地区，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几所新的师范学院，国立贵州师范，国立西南师范，国立大理师范，还有台江国教师资训练所。这些学校的建设，培育了大批优秀的教师人才，为西南边疆教育提供了“硬件装备”。

　　第三是职业训练，原来西南边疆地区有西康、金江两所职业学校，之后又增设了国立清溪职业学校，比较重视学生农业方面的发展，教授农业知识和相关技能。此外，西南各地师范学校，都有工场和农场所需要的设备，在上课之余，教导学生劳作、生产技能，以提高学生动手和学校本身自给自足的能力。

　　第四是中学方面的教育，当时西南地区的青年除了可以进入当地的普通中学就读外，还可以进入边地师范学校的中学班级进行学习，例如，当时的西南师范学校就设有初中三个班级，贵州师范学校本部以及黎平分校都各设有初中三个班级，一共六个班，大理师范学校有高中三个班，初中一个班。设立中等教育的班级让西南边疆地区的青年接受中学教育，为他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打下知识基础。

　　最后一个方面为对西南边疆地区人民的社会教育。主要体现在设立便民机构，如四川省马边及茂县两地都设有生活指导所，对边民的日常生活进行指导；增加巡回施教队和边民招待组；增加边地社会教育，卫生教育等机构，力图让边民生活各方面都得到改善。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教育的推动和发展功不可没，增强边民群众的认知水平，提高自食其力的能力，可以说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群众进行了“手脑双重教育”。

　　三、总结

　　1927年至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对西南边疆教育的调查研究，了解当地实情，从而制定相应对策，有着长远战略意义，值得后人的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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