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先秦儒家《乐记》教育伦理思想

　　《乐记》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先秦儒家专门论述乐教的论著，它论述了音乐的起源和作用等问题，表明儒家学者对乐教的注重。

　　一、《乐记》的考证

　　一般认为，《乐记》的作者是孔丘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时当战国初期。先保存下来的《乐记》基本上是原作，西汉刘向整理古籍，曾得《乐记》全本，共23篇，篇目全载入《别录》。唐代孔颖达作《礼记注疏》时，《别录》已轶，而《乐记》篇目“总存焉”。今见《乐记》仅存前11篇。这11篇是论述儒家乐教 理论的，故可称为“务虚”;而失落的后12篇可能是记载具体艺术实践的，故可称为“务实”。[1]因此，今存《乐记》主要是论述艺术的一般问题和乐的教化问题。由于《乐记》与《荀子.乐论》有成段文字的基本相同，故孰先孰后，孰著孰袭历来成为纷争。这也说明，作为《礼记》中德一篇的《乐记》，实际上是先秦儒家乐教理论的总结。孔丘整理的《六经》中原有《乐》，但据说是川渝秦始皇焚书坑儒。因此，《乐记》就成为我们认识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重要材料。

　　二、乐的内涵

　　古代所谓“乐”，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是指音乐，还包括绘画、雕刻、建筑等造型艺术，甚至扩及依仗、田猎、肴馔等使人快乐。但通常所谓“乐”，主要指音乐，音乐是乐的核心，而音乐本身又是歌、诗、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乐之在耳曰声，在目曰容”，《墨子》一书中也曾提到《诗经》有“诗歌三百，诵诗三百，舞诗三百”。儒家的乐教主要是教授音乐，教授诗、曲、歌、舞、演奏、乐理和如何评价乐、认识乐的作用，尤其是懂得把乐作为行教化、理邦家的手段。因此，儒家的乐教既是艺术教育，更是道德和思想、政治教育。《乐记》就反映了这一基本特点。

　　三、乐的产生

　　《乐记》对乐的产生有比较正确的阐述，它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指出了音乐产生于人的心理活动、产生于人的情感，是“人情之所以必不免也”。但人的情感受到外物的刺激而引起变化，形诸声音而成为乐的。所以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人的情感、思想等心理活动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乐记》关于乐的陈升的这一论点，既指出了遗书内容的真实特点，也说明了艺术对人的感化作用，《乐记》所阐明的一系列主张，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四、乐的作用

　　《乐记》作者对乐的作用有很高的估计，认为乐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首先，《乐记》通过对《武》这一古代乐曲的分析，说明“乐者，象成者也”得道理，也就是说，艺术形象地表现现实中德“事”，它的内容具有真实根据，所谓“唯乐不可以为伪”。再则，乐又具有可以为人们所感知的外部形式，也即“度数”、“节奏”、“文采”等。因此，“乐观其深矣”，它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

　　其次，《乐记》认为，人的天性是宁静平和的，但人生性又易于受外物之所感而产生种种欲念，外物对人的诱惑无穷无尽，人如果对之毫无节制，结果就会“人化物也”，导致“存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出现“悖逆诈伪”等种种罪恶。《乐记》在此首次将天理与人欲并提，并把它们对置起来。为了防止出现天理丧失和人欲横流现象，就需要发挥艺术的教育作用。它反复说：“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认为，礼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规范，是外加于人的，具有强制的特点;而乐作为艺术是通过激发人内心的情来打动人的，它对人的教育作用就具有自然而然地感化、心悦诚服地接受等特点。因此，礼表现为以“理”约束人，乐则表现为以“情”感化人，在人们的“欣喜欢爱”中达到教育目的。不仅如此，乐的这种作用还弥补了礼的某种不足。《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仪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刚性的礼固然造成了井然的社会等级秩序，但以社会和谐的要求来衡量，就显得不够理想。而柔性的乐通过激发和维系人们的情感，使处在社会不同等级的人们相亲而和睦。因此《乐记》认为，乐既要以情感人，满足人的审美娱乐的需要，更要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引导和节制，使人安于本分，由此杜绝“放心邪气”，“诈伪之心”的产生。

　　再次，基于上述认识，《乐记》以为，乐是“通伦理”也是“与政通”的。它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势，决定了艺术的内容与情调。但是乐既是“感于物”，是对现实的反映，而一旦形成乐，就又会“感人”，对人产生影响，造成相应的社会风气。社会与艺术就这样地处在互为因果的作用链之中。《乐记》说：“凡奸声感人，则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就表达了这一看法。所以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者，通伦理者也。”《乐记》既说明了政治、社会风俗等社会存在对乐的决定作用，也充分强调了乐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甚至把乐视为实现政治的重要手段和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乐邢政，其极一也”，艺术、政治、法律、道德规范四者作用和终极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据此，《乐记》以为，作为统治者就应对乐“著其教焉”。

　　在论述乐的作用的过程中，《乐记》实际上把艺术置于工具和手段的地位。既然乐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人，而种种教育归根结底是服务于社会伦理和政治的，那么乐的思想内容就是第一位的，而艺术形式则是第二位的，于是，《乐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艺术评价和艺术创造的标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标准不仅成为后代的艺术标准，还泛化为人们其他实践活动的一般标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结语

　　“乐”是各种美育教育形式的总称，内涵广泛，与诗、歌、舞、曲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生活中，乐和礼经常配合发挥作用而为政治服务，所以礼乐常常并提。但礼乐的作用有不同。乐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对个人来说，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形成崇高品格;对社会来说，乐教使人 性情宽和和朴实，帮助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孔丘重视对弟子们的乐教，编辑了教材。孔丘不仅爱好“乐”，且对“乐”有较高的修养，会唱会奏，还能欣赏能评价。对于“乐”，首先在思想内容上达到善的标准，其次在艺术形式上要达到美的标准，内容与形式都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根据这种评价标准，他赞扬古代的韶乐，反对流行歌曲郑声。强调乐的道德标准，重视乐的社会效果，这种思想给学生们重要影响。《乐》传至秦，因秦焚书而散佚。《乐记》对乐教的阐述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从孔丘到《乐记》重视乐教一脉相承，而《乐记》的出现则意味着儒家乐教思想的成熟。儒家重视乐教成为一种传统，为后世无数教育家和统治者所注重并认真实践。先秦儒家的倡导乐教也是个颇值得分析的问题。一方面，它体现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陶冶、感化的注重，既与现代美育思想有某种一致，也比当时墨家的“非乐”、法家的以刑法为教显得更为进步;另一方面，这种乐教实际上处在从属地位，是服务于政治与伦理，是出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得政治目的。尤其是《乐记》首先提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而把乐作为存天理、节人欲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它的意义的估价就应是有所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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