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徽宗时期的教育改革

　　宋代是我国教育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徽宗朝由于处于两宋之交，不仅面临着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且承受着各种内忧外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家政策复杂多变，教育制度亟待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

　　一、改革背景

　　唐代官学兴盛，但经历唐末五代的战火逐渐衰落。宋太祖结束战乱，提倡文治，大力发展科举，学校教育逐渐沦为其附庸。

　　宋初，“凡学皆隶国子监。”[1]学校不能为国家培养真才实学的人才。于是，一些士大夫希望改革教育制度来改善这种不协调的状况，兴学运动应运而生。

　　庆历兴学，是宋代首次大规模兴学运动，由范仲淹发起，“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2]庆历四年，宋仁宗下诏，“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尽学者之才。”于是，州郡奉诏兴学。[3]

　　熙宁四年二月，中书言：“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4]

　　随着历次兴学运动的开展，发展学校教育、恢复学校培养人才的基本职能成为宋代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

　　二、概况及特点

　　宋徽宗时期，权相蔡京把持朝政，新党再次进入权力中心，打着王安石新法的旗号，要求恢复熙丰制度，国家的教育政策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1）大力发展三舍法

　　三舍法由王安石创立。宋徽宗时，进一步扩大规模，“太学上舍至三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5]

　　崇宁年间，蔡京提出：“兴学为今日先务，乞天下置学养士。诸县亦置学，仍更置小学。”[6]

　　崇宁元年，宰臣请：“天下州县并置学，州置教授二员，县亦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至则附试，”[7]于是，太学法被推广到地方。另外，“设辟雍于国郊”[8]，学生“由州郡贡之辟雍，由辟雍升之太学”。

　　虽然庆历、熙宁时期，“尝议以三舍取士而罢州郡科举之令”，但“其法始于畿甸，而未及行于郡国”[9]。崇宁三年，徽宗下诏“并罢州郡发解及省试法。”[10]于是，三舍法完全取代了传统的科举入仕。

　　崇宁五年，又进一步制定了考选细则，由间岁改为岁试。[11]

　　直到宣和三年，徽宗下诏“罢天下州县学三舍法，为太学用之课试。”

　　（2）全面建立地方学校

　　庆历新政时期，朝廷下令“诸州县皆立学”[12]，同时规定县学必须有生徒二百人以上。

　　熙宁时期，令“仍于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13]另外，重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设立蕃学。至宋徽宗时期取消了县学必须有生徒二百人以上这项要求。

　　地方学校的空前发展，给各地学生提供了更好地学习环境，在普及学生基础教育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3）重点整顿专科学校

　　宋徽宗时期，重点整顿专科学校。发展医学教育有利于自然科学的传播。设置武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律学教授学生断案、律令，培养司法人才。算学、书学以及画学的设置，有利于文化的传播。这些专科学校的设置对于后代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突出特点

　　宋徽宗时期的教育改革，是对前代教育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各项政策、措施制定地更加具体，涉及范围更广。宋徽宗以蔡京为首，改革学校教育，是为“崇宁兴学”。崇宁兴学是宋代第三次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运动，与之前两次相比，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范围最广。

　　三、失败原因

　　首先，改革措施本身存在一些弊端。例如三舍法流于形式，一般贫寒子弟没有经济能力长时间维持学业。另外，辟雍外学缺少管理措施而现混乱难管的局面。大观元年，立八行科，将举荐法与三舍法硬性结合，导致“三舍皆不试而补”。[14]

　　其次，徽宗时，极尽奢侈之能事，尽管收入丰厚，但相比来说花费更大，经济拮据也是徽宗朝教育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另外，主持变法的蔡京等人，以新党相标榜，推行新政。朝廷的一系列措施看似是要恢复和发展熙丰时期的制度，但其实质不过是要加强思想专制，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改革逐渐沦为当权派打击异己、大兴党禁的工具。

　　总而言之，宋徽宗时期的教育改革因内外多方面的原因以失败告终。但值得肯定的是，此次改革在教育内容、教育理念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不仅有利于宋代教育体系的完善，更有助于其后历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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