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外历史视野浅谈中国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4-0149-02

　　教育应该从广泛的定义来研究，如果以学校教育来定义全部教育的职能就过于狭义。当然学校教育是一段重要的过程，但从人类、社会、国家各方面广义的教育来看，不能只以学校教育阶段作为教育功能的全部概括。如果把教育看得狭义，就是使教育与人生脱节。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的青年，刚刚进入社会，就失去了教育。家庭、学校和社会是完全不同本质的环境。如果在家里没有教育，进入社会也没有教育。青年一出学校，看到社会全不是学校教导的内容，就会感到不适应。这样子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和其他部门隔离了，成为了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因此，教育实施不应该只限于青年，教育阵地不应该限于学校。作为新时代的教育，更应该从中西方历史发展中，积极寻找教育的真谛。

　　一、西方的教育起源与特点

　　西方教育源自于古希腊文明，那时候希腊社会上有一批“哲学家”，或者称为“诡辩家”担当教师的角色，通过作露天演讲和相互辩论的方式教育青年。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了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他重在讲述人生的共同真理。但实际上，他也只是用诡辩的方式启发学生的思想，只为了求得公众认同的结论。柏拉图是其继承者，他写的《理想国》详细地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主要主张把人分成几种，如第一级的哲学家，其后包括军人、商人、农民等等。政府凭借测试对人的天性进行分别。国家的统治归属于哲学家，一切教育都需要配合哲学的道理上。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把教育作为工具，配合政治需要，以国家政体为重。提倡“人和其他动物之最大不同，就因为人类懂得政治，要参加政治，所以教育也完全配合国家政体。”

　　古希腊教育主要是建立在哲学和诡辩的基础，这种教育显示出很多弊端。哲学家则作为教师通过演讲和辩论的方式进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体现出教育效果。随着马其顿很快地吞并古希腊，就更无法建立有效地教育改革。

　　到了中古时代，西方教育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基督教教会手里，僧侣成为教育工作者。基督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要求信众把认识间的一切献给上帝。中古时期过后，近代意义的国家成立了，开始有国民教育的建立。这是近代意义的国家政府向教会争取民众的教育权利。把个人教育专以政治需要为前提，由政府专门为其所需要对国民制定教育方针。这种教育就是以“政治”决定“文化”，完全扼杀人的自由发展权利，教育成了政治的附属品。在历史上，普鲁士就是推行这种极端政体教育国家的典型。小学教类似于军事教育。在这种政体教育存在极大的弊端，容易造成国民无创新动力和严重缺乏积极性，教师无法发挥教育的最大功能。

　　因此，西方人在“宗教教育”和“政体教育”之外，还有可以体现出西方大学教育最高标准的“个人自由教育”。这种教育重在传授知识，追求真理，从知识真理一直落实到技术与职业。在现实社会中，知识与职业教育是平等自由竞争，实际上成功的只有少数。失败的必然占大多数。在失败者内心对产生家庭和社会的怨恨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这种个人自由的教育，对社会发展有极大的贡献，也存在弊端。西方为此还提倡“宗教教育”、“政体教育”和“个人教育”相结合。青年人在学校毕业之后，进入社会，成家立业，负起一份生活费用。在社含上有成败。可是一到进入教堂做礼拜，大家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平等。这种宗教修养在全部日常人生中有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教育与人文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传统的广义教育都特别看重“人文精神”。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都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任何一派学者都是教育家。尤其是儒家，孔子和儒家学者所提倡一种教育思想，和西方的宗教教育、政体教育、个人教育各不同。儒家是最看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进而创造了中国社会的“士君子”的教育。“士”指受教育者而言，“君子”则指从教育陶冶中所完成的理想的道德人格。

　　这种教育蕴含宗教精神。而这种宗教精神，和西方的宗教精神有本质上的差异。儒家不主张教人“出世”，而教人在此生做一位圣贤，是道德的、人格的、文化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精神的最高目标和最高信念。不同的人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同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儒家的教育理论，提出道德人格之尊严，使每个人都感到都站在平等地位上，都能自由地获得成功和满足。西方社会最受人尊重的是神父。中国最受人尊重的是“先生”即“老师”。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神父的背后是上帝，孔子的背后则是中国人所称的“道”。所以，俗话常说：“要尊师重道。”“道”常常寄托在“师”，体现在老师的“立德树人”身上。西方人的“道”，是寄托在神父，来自于上帝的信仰。“道”在儒家思想中，有高于一切的地位。因此从“道”来看世界，则一切平等。即使高贵如皇帝，亦要尊师重道。在孔子庙堂之内，皇帝和百姓都平等了。故儒家教育，其精神和效用，实在可以比拟西方的宗教教育。我国没有像西方宗教，如果没有注意发展传统的教育，专门进行教育，容易走上极权政治，其势必引起社会的不满情褚。

　　中国自古以来，政治代表的是“法统”，教育代表是“道统”道统的地位高于法统。政府官员需要遵守法统，士君子宣扬道统。“士”则由儒家精神中培植而来。汉高祖统一中国，路经山东，首先到曲阜拜访孔子庙。东汉时期，刘?匚?太子时，张辅为太傅。后来即位为汉章帝，巡狩泰山，当时张辅为东郡太守。帝到，太守自当迎接。汉章帝说：“今天我们相见，应先行师弟子之礼。于是张辅在上坐，皇帝在下坐，执书请教。然后再改行君臣之礼，帝上坐，太守谒见，报告政事。这是代表法统尊严的皇帝，也需要表现地位低于在代表道统的师之地位。也就是说皇帝要做人，也要讲道德，也要尊崇人格尊严，就也得要尊师重道。 　　宋代时期，佛教思想失去了领导地位，儒家“士君子”精神重新成为主导地位。那时候的教育影响下，中国人不再想“成佛”，仍想做“圣贤”。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范仲淹，秀才时期，他已在其内心以天下为己任。他曾扬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充分表示出“士君子”的传道精神，即道德人格之真实尊严。中国教育之“道”，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为天下，乃至为后世打算。它是“人文精神”，一种先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它具有“宗教精神”的特色。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之最高意义。当时王安石名满天下，宋朝皇帝请他教学。王安石要求自己坐讲，皇帝立听。人问之，对曰：“我坐而讲，皇帝立而听，我并是要皇帝尊重我个人，是要皇帝尊重我所讲的‘道’。”“师”代表着道，所以要“重道”，必得要“尊师”。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在力争“道统”应该高于“法统”传统思想。

　　三、结语

　　任何一个社会的教育，定要有大家“共同尊崇”的一些对象，才是教育的最高精神所寄托。否则，在银行工作的只知敬重银行行长，在医院工作的只知敬重医院院长，这将会使得社会自然四分五裂，必然引起派系争端。在广义教育方面，教师不仅教会小孩子读书写字，教会青年人谋求职业，而是在教育整个人生，这种终生教育需要一个共同尊崇的最高对象。此种教育才能使的社会不出现各有距离，又能从其内心深处获得互相沟通，社会才会团结和谐。

　　这个大家共同愿意受教的对象，不能把政治上的最高权威者来充当，这样只会造成盲目的个人崇拜主义。同时这一个最高的目标对象，又须人人都可以达到，否则只会变成了一个宗教神灵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教育的中心便是“人皆可以为圣人”的道理。“圣人”只是一种人生境界，而这种境界是人人能做的。只有如此，才能人人自由和平等。圣人只以人格高卑，不分职务大小。天地只要不能没有这个职责，那这个职责便就能成为圣人，这就是“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的道理。

　　皇帝也同样的向圣人。因此，满清入主中原的时候，既崇拜孔子，又崇拜喇嘛。拜孔子，用来拉拢汉人；拜喇嘛，可以拉蒙、藏民族。若只崇拜满洲皇帝，清政府也不能持续两百余年的政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圣人的崇拜高于了喇嘛的崇拜，因圣人是一种境界，人人可做，那才是最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是人心所共同要求的教育最高理想对象。

　　今天中国教育应该一种共同的信仰教育。教师应该在学生的教育中建立对一种信仰，与中国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精髓相结合。但不是盲目的崇拜，我们应该以“文化”来指引“政治”，教育不是政治的代表，而是文化代表。应该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只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才是中国教育的“道”。中国的教育最高精神，必然要向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寻求，如果舍本取末，崇洋媚外的教育精神，永远无法实施有效的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竞争越来越激烈。个人越自由，将更不平等，社会将不再和谐和平稳。教育便是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社会今天正拼命抄袭西方教育，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发展自身。

　　当前的最大问题，仍在如何建立教育的“道”，即重新发扬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和“道德精神”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具有一共同信仰的“道”，而此道又必是整个人生的“道”，既不能极端偏向于政治，也不偏宗教，也不是偏在人生中某一部分的。应该是我国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教育之中应该发扬这种“精髓”，也就是教育的“道”。通过这种“道”，教师对人民进行一种终生学习的教育，对广大青年儿童进行国家教育，为我国的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在教育的领域之上。而且广大教育第一战线的工作，更应该以这种“道”来立德树人，为国家教育做出贡献。

本文链接：http://www.qk112.com/lwfw/jiaoyulunwen/jiaoyulilun/1972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