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牡丹亭》看女性教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1-60-64

　　在封建科举时代，女性缺失话语权的一个重要体现，即使再有才她们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虽然让她们无需经受场屋上的煎熬，亦无乞食江湖，仕途奔走之辛劳，但也使其失去或部分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封建教育在性别上的偏见与失衡，带来男女教育手段与教育目的的差异。那些出身于官宦之家因门第优势而享有被教育权利的女性，由于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因教育目标的不同而带来教育内容上的差异。《牡丹亭》中的故事虽假托发生在北宋，但事实上剧中所写乃汤显祖生活的晚明时代――万历年间的社会缩影。生活在晚明社会的女性，由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的影响让其身心因教育的落后而受到折磨摧残。晚明社会对女性的羁绊与束缚，一个直接的症候即是用贞操观念来拘束女性身心。《明史?烈女传》中记载的那一个个烈女，她们都曾是鲜活的生命，都曾在情与理的斗争中压抑了生命的本真，史书中的片言只语是其以泪洗面的人生苦痛换来的，那一个个贞洁牌坊的背后都曾有过一幕幕女性人生的血泪悲剧。

　　戏剧是一个时代的秘史，通过一些戏剧作品我们可以寻绎那个时代的音讯。一个时代的风尚与社会思潮在这个时代的教育活动中必然有所体现，在教育理念中也一定有所流露。晚明社会的现状在那个时代的戏剧名著中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牡丹亭》是汤显祖的戏曲名著，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王思任《牡丹亭序》）[1]856它出现后引起了轰动效应，“《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明?沈德符《顾曲杂言》）[1]851通过《牡丹亭》，我们可以反观晚明社会风气、时代思潮在闺阁教育中的呈现与彰显。杜丽娘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也是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人物长廊中闪放出夺目的光芒。杜丽娘是汤显祖“至情论”的最佳诠释者，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相比，她在对情感的追求上显得更加主动，更加执著，更加深情，可谓是：一灵咬定，生死以之。她追求的爱情是超越生死，不被阴阳隔断的人间至情。但在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上则不如崔莺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2]152，莺莺无视科举功名，而丽娘则看重功名利禄，“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3]65这是汤显祖自身对科举功名的态度在《牡丹亭》中的文本再现。

　　本文拟就《牡丹亭》中《闺塾》一出以及相关情节探究晚明时代女性教育问题。在封建科举时代，女性没有政治话语权，其文化教育只是为了读书识字，成为一个知书识理的女子而已。她们与科举无缘，对其教育跟考试无关。但在家庭教育中女性又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女性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一个家庭乃至家族文化素质的高低，有贤女则有贤母，有贤母则有贤子孙，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女性自身素质高低和女性教育的重要与必要。虽然女性自身不能厕身场屋与仕途，却承担着重要的教育子女的重任，仕宦之家尤为如此。在世家大族中，男子打拼于场屋，奔竞在仕途，自顾不暇，很难抽出时间来教育子女，这样，家庭教育的重任更多地压在家庭妇女的肩上，因此女性自身的素质便显得尤为重要。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将他人培养教育成人成才，那么自身的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就必须很高。女性自身素质的高低既有遗传的因素，又有环境的影响，当然，她们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最根本的因素。在世家大族的文化、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女性的贡献，男子的成功离不开女性的支持，而支持力度的大小则取决于女性自身综合素质的高低。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女性自身教育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一、教育目的

　　《训女》一出有云：“夫人单生小女，才貌端妍，唤名丽娘，未议婚配。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今日政有余闲，不免请出夫人，商议此事。正是：‘中郎学富单传女，伯道官贫更少儿。’”[3]7“中郎”乃汉末蔡邕，他博学多才，但没有儿子，只能把自己的学问传给爱女蔡文姬。此处的伯道是指晋人邓攸，他做河南太守时，遭逢石勒之乱，为了保全侄儿，他把自己的儿子丢弃，从此无子。此处所引事典中透出杜宝对无子的遗憾与感喟。古时候女子出嫁叫“归”，即女子本来就是别人家的人。在女性没有地位的时代，杜宝之叹具有普适性。这种失落与遗憾让他焦虑不安。

　　第三出名曰“训女”，“训”有训诫之意，它跟“教”在感情色彩上、严厉程度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丽娘作为一个温驯贤淑的大家闺秀，用“训”字可见对其教育的强势、蛮横与粗暴，缺少了儒家提倡的温柔与敦厚，没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4]384和风细雨式的人性化的循循善诱。《训女》一出中杜宝说：“女工一事，想女儿精巧过人，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你意下如何？”[3]7杜夫人说：“但凭尊意。”[3]7在教育丽娘小姐方面，杜宝夫妇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充当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却不一样。杜夫人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日常行为规范上的教育主要是由杜夫人承担，而杜宝则主要是宏观上的规划。脱颖于场屋，侧身于仕途的杜宝对自己的独身女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这与他自身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对膝下仅此一女十分遗憾，试想如果他有儿子，也许子承父业，门楣更振。“我年将半，性喜书，牙签插架三万余。（叹介）我伯道恐无儿，中郎有谁付？”[3]17知天命之年的杜宝颇有伯道之叹、中郎之慨。“（泪介）夫人，我比子美公公更可怜也。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3]8杜夫人安慰道：“相公休焦，倘然招得好女婿，与儿子一般。”[3]8杜夫人最终答应杜宝娶小，目的是指望生男孩，将来走科举仕途之路，继承家业，再振门楣，让杜家家声更盛。杜宝虽人在仕途，政务鞅掌，但政余有闲时不忘对丽娘小姐的培养教育。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具体细微的教育工作，只能在宏观上、大方向上做些规划与指导。当他发现夫人对小姐监管不力，发现丽娘白天睡觉，自己又不能抽出时间亲自教育自己的宝贝女儿，于是乎就下定决心聘请塾师对丽娘进行系统的正规的严格的教育。在对丽娘的教育上，杜宝与杜夫人虽然发挥的作用不一样，但最终目的却是一致的。在《闹殇》一出中杜夫人追念亡女，十分伤感地说：“每日绕娘身有百十遭，并不见你向人前轻一笑。他背熟的班姬《四诫》从头学，不要得孟母三迁把气淘。也愁他软苗条忒恁娇，谁料他病淹煎真不好。”[3]94此中显见母女情深，也透出丽娘小姐读书学习情况，母亲对女儿的悉心教育等。 　　杜宝身为太守，忙于政务，他很难有时间直接教育丽娘小姐，望女成凤的心情十分焦急，杜夫人对丽娘小姐的教育令杜宝不甚满意，“你才说‘长向花阴课女工’，却纵容女孩儿闲眠，是何家教？叫女孩儿。”“爹爹有何分付？”“适问春香，你白日眠睡，是何道理？假如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这都是你娘亲失教也。” [3]8此处可见在封建士大夫家庭母教的重要。丽娘父母都希望她知书识理，让父母光辉，这是普天下做父母普遍性的心理期待。聘请陈最良做塾师目的是“一来可以教授小女，二来可以陪伴老夫。”[3]15也就是教育丽娘小姐读书识字明理，教学之余陪杜宝清谈。陈教授主要任务即是教小姐丽娘读书识字，努力将其培养成大家闺秀，以便日后成为“宜室宜家”的贵妇人。其实也是打发小姐丽娘的时光，约束其身心，年方二八的丽娘正是青春觉醒、生命萌动期，如不读书，闲即生非，容易阃范有失。于是聘请塾师就势在必行，在塾师的聘请上杜宝颇费思忖，正如剧中所言：“杜太爷要请个先生教小姐，掌教老爷开了十数名去都不中，说要老成的。”[3]13这样“明年是第六个旬头”[3]13的陈最良就应聘上了。“女郎行、那里应文科判衙？止不过识字儿书涂嫩鸦。”[3]27这是人们的一种共识。陈最良认为：“他们都不知官衙可是好踏的！况且女学生一发难教，轻不得，重不得。倘然间体面有些不臻，啼不得，笑不得。”[3]13这种畏难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这与教学对象以及教学目的有关。年老迂腐的陈老夫子被聘任为杜府塾师对他来说虽是机遇，却也极富挑战性，因为这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还要监管女学生，约束其身心，将她培养成封建时代的淑女。

　　二、教材选用

　　人才培养的目标决定教学内容的安排，丽娘小姐无需科场打拼，也就不需要在时文上下功夫，不需要围绕着科举考试的指挥棒转，这一点陈教授心知肚明。

　　开学伊始，陈教授先了解一下学生的基础，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备学生”：“敢问小姐所读何书？”[3]16杜夫人代为回答：“男、女《四书》，他都成诵了。则看些经旨吧。《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孤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其余书史尽有，则可惜他是个女儿。”[3]17由此可见之所以选择学习《诗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其他几本书与女孩子无关，不适合做女教的教材。因为它们与培养对象之间联系不大，且与培养目标不相一致。作者在这里对经典的理解与《庄子?天下》篇中对“五经”的理解十分相似：“《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3]19二是《诗经》开首便是咏后妃之德。后文中有进一步诠释道：“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3]26这是宋明理学的一套，属于“六经注我”一类。孔子要求其子孔鲤学诗，“不学诗，无以言。”[5]172也就是说，不学诗怎么会说话？传统礼仪要求妇女具备的四种德行，即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其中的妇言就是辞令，不学诗，不擅长辞令，所以选择学习《诗经》。第三点就是四个字儿顺口，顺口就好读，便于记诵，这就意味着学起来不吃力。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闺阁教育与男性教育之间的不同，前者乃审美性的消遣，后者则是功利性的学习。第四点“是学生家传”。杜家有学习《诗经》的传统，此乃家学渊源，综合多方面考虑选择学习《诗经》不仅合适，而且合情合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诗经》三百零五篇，是全部学习，还是选学一部分，这也是陈教授必须思考的。开学第一节课讲的就是《诗经?秦风》中的名篇《关雎》，作者汤显祖为什么让陈老夫子第一节课就给杜丽娘讲授《关雎》呢？其原因文本中是这么说的：“这经文偌多？”“《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两字，付于儿家。”[3]26传统观念中的思想纯正，亦即“无邪”是《诗经》被选作教材一个重要原因，而《关雎》又是“咏后妃之德”的佳作，且为第一篇，这是《诗经》中的《关雎》被陈教授选作第一讲的根本性原因。陈最良教学内容的如此选择是作者赋予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服务于主旨的绝佳的且颇有意味的选择。这是站在封建正统思想的角度做出的选择，这是晚明社会私塾教育落后以及陈最良思想迂腐的体现。也即是说，这一教学内容的选择有助于陈最良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当然由此亦可反观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意识形态、教育思想方面的保守与落后。学生杜丽娘是否也是这么理解《关雎》的呢？显然不是，二八妙龄的杜小姐在《关雎》中看到的是对爱情的自由追求，陈最良所想灌输的与杜丽娘所接收的发生了错讹。陈老夫子代表的是腐朽落后的封建礼教，而丽娘小姐则是新思想的代表，透出新时代精神的曙光。

　　教学内容的选择既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又有利于人物的塑造，并且有助于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对表达作者反封建礼教，建构“情教论”皆有助益，还能客观、生动、具体地描绘出晚明私塾教育的场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卓绝的识力与超人的腕力。

　　三、教学过程

　　教学目标的落实即是教学过程，教学目标预定的再完善周到，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实现过程，那也只能是一纸空文，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多才多艺的陈最良在教学过程中，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上都很认真投入，这与其年龄、经验、性格及其人生处境有关。年近六旬的陈最良在场屋之上不堪其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杜宝聘为塾师，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大转机，陈教授特别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这在教学过程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在真实授课之前陈最良先了解学生的基础，有针对性选择教学内容。课前认真备课，“我且把毛注潜玩一遍。（念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者好也，逑者求也。”[3]25学生没及时到课，他心里急，“这早晚了，还不见女学生进馆。却也娇养的凶。待我敲三声云板。”[3]25根据当时情景推测，也许并非学生迟到，而是陈教授提前到课堂了。“昨天上的《毛诗》可温习？（旦）温习了。则待讲解。（末）你念来。”[3]25-26在第二节课的开头先温习一下上一节课讲授的内容，这与当今课堂教学非常相似，并无二致。在教学过程中陈老师认真授课，一丝不苟。这股认真劲让人感觉到他既可爱可敬又有些可怜，让我们对陈最良这样的封建社会的失意文人顿生怜悯之情。 　　陈教授不仅重视每一个教学环节，而且在授课时间上也是打足的，“（末）女弟子则争个不求闻达，和男学生一般儿教法。你们工课完了，方可会衙。”[3]28他知道教授女弟子不同于男同学，但仍然不放松要求。除了课堂教学上的认真要求外，在日常行为尚加以具体细致的规范，“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如今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3]25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既教书，又育人。被人们视为迂腐的陈教授，其实在他身上却有很多优点，他对人忠心，善待友朋，对学生关怀备至，丽娘生病时，他十分关心，“你因为后花园汤风冒日，感下这疾，荒废书工。我为师的在外，寝食不安。幸喜老公相请来看病。也不料你清减至此。似这般样，几时能勾起来读书？”[3]83-84毋庸讳言老夫子思想上的迂腐，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老师在人情上的光辉。优秀剧作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不是单一的，扁平化的，而是多方面的，立体的。那么，作为学生的丽娘小姐对老师的讲课是否就很认同呢？丫鬟春香是一针见血的，而作为大家小姐，杜丽娘则显得含蓄温婉，她说：“师傅，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3]26为什么丽娘小姐对他的老师讲课不满意呢？关键是陈教授在教学方法上有问题，只是依注解经，亦即按照传统儒家教义来解读《诗经》作品。到了资本主义思想开始萌芽的晚明社会，这已经落后于时代了，陈最良讲解《诗经》中的名篇，用剧中的话说：“孟夫子说的好，圣人千言万语，则要人‘收其放心’”[3]39。其实这也是杜宝聘请塾师的目的之一，陈最良执行得非常到位，颇有力度。那么是否受到了“收其放心”的效果了呢，没有，恰恰相反，它唤起了丽娘小姐的青春觉醒。春香说：“小姐说，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3]39想到“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3]44丽娘不由得感慨道：“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长叹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3]44杜小姐适逢花季妙龄，青春觉醒的生命之春，又遇到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自然界的春天，这两重春天叠合之际学习《关雎》，引起青春萌动就很自然了。

　　由陈最良教学过程中的刻苦勤勉与教学内容上的慎重选择以及学生丽娘的反映，我们可以发现教学者的教育愿望与教学目的之间的错讹。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教学过程，要注意教学的对象，也就是备课过程中要备学生。另外，在对文本的解读上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要有自己的理解，力求新的合理的诠释。不能一味地依附在传统思想的藩篱之下做封建教育的应声虫。

　　结语

　　汤显祖是汤家科举第一人，十四岁补县诸生，二十岁秋试以第八名中举，三十四岁“以第三甲二百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6]52他五岁能属对，十二岁能诗，早慧的汤显祖却蹭蹬场屋。在对杜宝、陈最良、柳梦梅的人物塑造中可见其对科举的希望、失望与绝望。在《闺塾》中可见作者对女性教育的思考，可以探究科举阴影下晚明社会私塾教育的现状与弊端。

　　在超越生死的爱情悲歌、追求爱情的颂歌《牡丹亭》中不仅有对科举的反思，也有对女性教育的思考。他为晚明社会敲响了丧钟，也为晚明社会的教育敲响了警钟。《牡丹亭》自出现后，四百多年已经过去，它一直活跃在文坛上、剧坛上，成为男女青年追求爱情、追求情爱的教科书，它对教育，尤其是对女性教育的反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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