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13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教育理论
一、蹭课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蹭课行为”通常单指学生个体的行为,而“蹭课现象”则上升为群体性的行为描述。蹭课是一种非常规的学习经历,在这一经历中,可以了解自己的不足,丰富同他人的关系,获得额外的知识和技能。本文中探讨的蹭课现象,着重强调的是群体性行为的描述而非某个教育受众的个体行为。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蹭课”这一行为并非人类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而是自古有之的。从字面上看“蹭”就是“占便宜”的意思,或者解释为“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非分的好处”,由此可得出“蹭课”一词的具体解释,即“用非正当方法或占便宜的手段来在课堂上接受教育”。
纵观人类历史,尤其是文明社会诞生以来,出于社会知识发展的需要,势必要产生最早的一批传道授业解惑者,即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知识的传播远没有现代文明甚至是古代文明那么井然有序而形成有效体系。但既有知识传播者,势必就有知识传播的受众,在人类文明初期不那么规范的知识传播行为中,客观上定然出现不需付出任何代价,即通过占便宜成为接收知识的受众。这是最早的一批蹭课者。至于到古代社会时期,以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为例,时为鲁国士大夫的孔丘(即世人所熟知的孔子),通过私人办学,招收了72名弟子,打破了当时由贵族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按照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育理念,在这72名弟子之外,可以肯定的是还有非孔子接收的法定弟子,这批孔子思想的追随者,客观上成为了向孔子蹭课的学生。由此可见,蹭课行为并非当今现代社会教育受众的专利。但是蹭课现象则不尽然,蹭课现象的产生源于为数众多的教育受众集体蹭课的行为(虽然这个“集体”内的人并非都互相认识),而出现这个现象的前提是这些教育受众大规模的集中在某一教育机构(通常是高等院校)内,大家有资格有条件接受来自该教育机构的知识和文化的传播。所以蹭课现象的产生是在相对发达的教育体系中建立起来的,这是蹭课现象出现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它标志着教育资源的相对丰富,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对强盛。
从中国高校范围内的蹭课现象的发展趋势看,现阶段的蹭课场所主要集中在教室和讲堂中,而蹭课的课目也主要集中在名师名家所执导的课程范围内。以复旦大学为例,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样在大学中常被视为枯燥的课程,如今也受到广大学生的热捧而成为蹭课的热门科目,理由是因为主讲老师陈果“能用吸引人的语言讲解一些看似乏味的问题”。由此可见,高校课程的设置在科目上并没有绝对的冷和热,课程是否受到学生的欢迎,也主要取决于授课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师的魅力成了衡量是否有必要“蹭”的标准。进入21世纪的新时期以来,随着世界和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多媒体教育网络化的发展、高校教学手段的不断丰富和提高,世界著名大学网络公开课和中国名牌大学网络公开课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教学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当前教育受众的蹭课方式也由通常意义上的挤占教学场所听课的形式逐渐转向越来越多地在网络上吸取文化知识,科技进步带来的教育技术革命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获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
二、蹭课现象反映的“不和谐”问题及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当前蹭课现象的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高校或高校集团。显而易见蹭课者的主要蹭课意向对象是高等教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飞速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快。高等教育存在的逻辑基点是高深学问,其精华是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此外,高等教育民主化进程也主要在体现在“高等教育为谁服务”这一问题上。但是,高等教育资源的极大丰富并不意味着蹭课现象是完全符合和谐精神的,它需要进一步地加以规范管理,才能使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能有效覆盖到更加广泛的范围。蹭课现象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教育机构对其非法定教育受众入准受教的宽容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当今中国人对于大学或者说高等教育最直观和最古典的认识,由此不难看出,高等教育是具有开放性的。 然而,当前部分高校在校生“拿鸡毛当令箭”,为“蹭课”而“逃课”。蹭课在不影响学生本专业学习的情况下理应被认为是一种好现象,这说明大学生群体(或者教育受众)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但若因蹭课而导致逃掉自己学业规定范围内的课程,则无异于舍本逐末。高校里的“蹭课族”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人士,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蹭课”要么为了考研,要么因为爱好而给自己“充电”,要么出于工作需要,为了更新知识而重返课堂。而“蹭课”现象主要集中在语言类、经济类、法律类、中文、哲学等课程。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蹭课动机的区分,即蹭课行为的目的本身是为了满足教育受众的求知欲望,还是向往学术权威的崇拜行为,又或者两者兼有之?这个区分十分关键,因为动机的不同会直接导致行为结果的迥异。如果蹭课单纯只是为了求知,那么无疑获取知识的效果是扎实而夯厚的;若是因为崇拜权威,则会削弱 教育受众的学术批判精神。当然,若两者兼有,其中所导致的复杂结果也并非能简单说清楚,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此外,蹭课现象还反映的另一个“不和谐”问题在于,高校课程的设置与社会需求相脱离,使得常规教学计划培养出来的高校毕业生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蹭课这一行为则能够有效调节教育受众的知识结构从而做到查漏补缺。以厦门大学为例,经相关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厦门大学以及多数高校都没有针对“蹭课”现象的明文规定,大部分老师都不会反对“蹭课族”,相反,有的老师上课时看见教室里座无虚席,还会讲得特别起劲。只有为数不多的专业课的老师会拒绝外人听课。
蹭课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多维度的,既有听课受众的问题,也有授课教师的问题。但是我们的高等院校应该从蹭课现象反映出来的问题当中即时做出课程的调整和修正,或者在课程介绍上让学生明确了解课程的意义和收获的价值。以复旦大学为例,刊载于2012年10月30日《复旦研究生报》的“复旦大学蹭课地图”上给出了一些比较感性的解说,其中写到“‘上课’是一种态度,‘蹭课’是一种追求,蹭或不蹭,好课都在那里!” 可见该地图的编辑并没有把“上课”和“蹭课”这两个概念给对立起来,而是相互统一的。这里的“上课”,应理解为“上课表规定的课”,这里面当然包含必修课和选修课。而蹭课这个说法,应该针对的是“蹭听课表上没有规定的选课”,这个“蹭”字,就说明了这是额外的、不需要买单的。“态度”是当下必须执行的,“追求”是动态变化中可商量的。《复旦大学蹭课地图》编者按这句话潜台词就是《弟子规》总序八句话中的尾话:“有余力,则学文。” “蹭或不蹭,好课都在这里”,学或不学,是一种求知态度的体现。以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一课程的推荐理由为例,中文系的推荐人刁俊娅如是说:“他是中文系学生口中的’老大’是当代文学批评界的领军人物。是关心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学者。文学研究到底是不是书斋里的寻章摘句?在这里,重写文学史的征途还在继续。”可见,授课教师的身份来历、研究成果、关切对象以及服务群体,是推荐理由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它会告诉受众来听这门课的所能收获的信息应该会关乎到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这一具体的领域。如此,当教育受众在蹭这么一堂课的时候,前提是要对这些领域有一定的了解或者做过相应的预习,才能在这样的课堂中收获真知,感受到课程的魅力所在。由此可见,蹭课现象所反应的深层次问题其实是“大学应该上什么课”、以及“高校教师如何把课教好”的问题。
三、蹭课现象深层次问题的对应之策
目前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大学的教育资源仍然是稀缺资源,现阶段还无法完全解决有限的优质资源与大量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蹭课”现象在较长时间内仍会存在。要解决好“大学应该上什么课”、“高校教师如何把课教好”这两个问题,在技术层面上,首先应向教育受众做好高校课程的推荐工作。在这一点上,《复旦大学蹭课地图》无疑是极好的示范和榜样。该蹭课地图图文并茂地向复旦学子介绍了复旦大学的25门精品课程,形体训练、中医文化、当代小说选读等课程都榜上有名。“蹭课地图”详细列出了这些课程的授课老师、上课时间、地点、推荐人及推荐理由等。从这些理由中,不难看出大学课程的设置应该精品化,品牌化。其次,授课教师的学术成就和责任心是高校教师把课教好的基石。没有设置不好的课,只有不会教课的老师。进一步加强高校授课教师的理论学习、教学能力的培训以及身为人师的责任感,有利于高校教师教学水平的显著提高。蹭课现象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的诸多问题给我们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以许多的启示和思考,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受众和教育工作者认真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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