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梁启超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05-0092-05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一生著述宏富，著有《饮冰室文集》，教育代表作有《变法通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等。时代召唤人才，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了甲午战争、八国侵华、辛亥革命，主持和参与了公车上书、维新变法与反袁复辟。国家与社会的动荡起伏，使这位科举神童提出变革科举、改兴学校的主张，他吸取早期改良派的教育思想，重视实业教育、倡导女权和女子教育，重视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其教育成果不仅在理论上比前人更加完备，而且均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尝试。

　　一、开启民智

　　中国近代的职业教育由实业教育发展而来，并且随着国家和社会状况而几经沉浮。由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自强求富”为先，发展到“五四”时期的中华职教社宣言提出“以人为本”，在追求探索民族独立道路的同时，开明人士与教育家们逐步认识到广大劳动者中所蕴藏的生产力和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如洋务派领袖张之洞最初反复指责传统教育的弊病是“士有学”，而“若农、 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他兴办实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专门之才”，促进产业发展，但与普通民众的关联并不大。及至1896年，他在《劝学篇》中提出以“养民”、“治生”为主的实业教育观，关注实业对社会生计的影响，其思想较之前明显有了进步。

　　甲午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野震动。单纯学习西方坚船利炮，靠军事发展救不了中国，必须寻找新出路。一些人士认为兵战不如工战、商战，大声疾呼设厂自救，转而以发展民族工商业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工战”不如“学战”，认为救国的基础在于兴学育才，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归因为日本遍设各类学校进行的教育改革。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国力盛衰和其人口人才的状况，最终得出人才数量决定国力强弱的结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从而努力提倡实业教育。朝野人士一致认识到创办农工商学堂和矿业学堂，大力发展工商业，是振衰起微的重要手段。中国实业教育开始从军事技术教育向民用实业教育发展。

　　梁启超的实业教育思想的特点在于要培养“有用之民”。1898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策划，由梁执笔联合在京考试举人百名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强烈要求废除八股取士之制，改革科举应试经济六科。梁启超第一次提出“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的思想。他认为世界的发展，由混乱而趋于平和，国家和民族兴衰之源也由力而趋于智。所以，开民智是当时中国想要自强的第一要素。而中国社会向来分士、农、工、商、兵五种，所以开民智，也即开农、工、商、兵之智。梁启超认为，由于广大的国民无智识，才使得农业不兴，工业无创新，商业产值低以致国力衰微。洋务运动期间虽开设了一批翻译学堂、实业学堂，但未取得最佳效果，梁启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科举制不改，没有学习的人才；二是师范学堂不立，没有优秀的教师；三是专门之业不分，没有专攻致精某门技术的人员。因此，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期间提出设经济特科、废八股改策论、改书院办学校、罢武科设兵校等政策措施。

　　在变革社会的尝试与实践中，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与人权思想是紧密结合的，他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国民性，也可能会造就一个人的奴隶性。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在当时的最大目的是希望有助于民族独立，而不是培养附庸国民。拥有智识与技艺的国民，同样应该是具有独立自主、自治品质的新型国民，即新民。这种新民，一要具有社会公德意识，中国的道德传统偏重于私德，强调个人修养，倡导公德有利于建立国家伦理和社会伦理；二要具有国家观念，传统的忠诚所反映的仅是主仆间的隶属关系，新民应具备爱国、救国、报国的观念，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一政权的拥护者；三要具有自由精神，具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政治信仰，同时能够胜任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所以，在开启民智的内容中，除了农工商业的生产知识、操作技能外，还包括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

　　二、强国必有女学

　　中国从父系社会时期开始，女性便一直处于附庸地位。生产力的低下以及封建道德礼教的束缚使得女子在古代社会处于劣势，而与身份地位相关联的教育也对女性关上了大门。鸦片战争后，封建清王朝的大门被迫打开，女子教育首先在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中兴起。甲午战争后，亡国灭种的形势日益严峻，使有志之士把挽救民族危亡的目光投到了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身上。在西方进化论与民权学说的影响下，维新派将兴女学作为解放妇女的突破口。于是在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下，出于救国的目的和强种的需要，中国的女子教育开始兴起。

　　1896年，梁启超在其主笔的《时务报》上发表《记江西康女士》一文，介绍了中国早期留美的女学生康爱德女士，通过她的经历和优异的学业成绩，号召社会及政府发展女子教育。之后，梁启超在《论女学》、《倡设女学堂启》等文章中专门论述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和女子教育的课业安排。梁启超认为，中国妇女缺乏教育，带来诸多危害：

　　第一，不利于提高妇女地位。女子想要得到与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获得女权，包括学、业、政三个层次，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首先是教育上的平等，唯有掌握文化技能，才能有职业，有了职业才能不依附男子而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当今社会，我们依然将教育公平、就业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部分。 　　第二，不利于儿童教育。梁启超继承了康有为关于母育和胎教的观点，认为妇女在儿童的胎教和蒙养教育中起着关键作用，妇女的身体素质和知识水平影响到儿童的成长和发育。为了提高民族素质，梁启超提出女学中要注重体育课程，主张妇女锻炼身体，以便培育强健的下一代。

　　第三，减少了就业机会对经济发展不利。梁启超将国人分为生利之人与分利之人，生利之人有职业，靠劳动以自养或养人，分利之人无业以自养，所以必待养于有业之人。当时中国有4亿人，女子有2亿，只有使女子由分利之人转变为生利之人，国家所出产的土产作物也必能增加一倍，这样民才能富。想要让女子有业，就需要让她通晓某一职业中的知识学问，而这一切则有赖于女子教育。为驳斥一些女性在学习力上不如男性的观点，梁启超分析了男女生的不同特点，并认为在学习上，男女生各有所长，女性心细稳重，在医药制造业中必能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梁启超通过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民不分男女，都能从事一种职业来维持生计，女性也能从事商业、制造业，充当医生和律师的现实情况，阐释了“强国必有女学”的观点。在他看来，一国之中男女皆受教育国家才能富足；反之，女子教育衰落，母教缺失，无业者众多，“国之所存者幸矣”①。

　　1898年5月，经元善、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自办女学“经正女学”，又称中国女学堂。中国女学堂的办学借鉴了西方女子教育的成功经验，在学堂管理、学校制度、课程设置、招生毕业等方面颇具特色。学堂招选的学生年龄为8～15岁，学规中规定堂中功课中西文各半，设专门学校三科，分别为算学、医学、法学，并且别设师范科；在堂规四条中规定了学费的收缴与减免；在学成出学规中，规定“学成者由堂中给以文凭，他日即可以充当医生、律师、教习之任”②。中国女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禁，但梁启超的女权思想、女子教育思想与教育改革主张却并没有因此湮没无闻，反而在1904年之后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经正女学”是中国女子教育的一次伟大尝试，梁启超在那个年代的领异标新和敢为人先，为后世的教育发展和女性独立开了先河。

　　三、敬业与乐业

　　20世纪20年代之后，梁启超逐渐疏远了政治与仕途，专心从事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各大高校做了多场演讲。1922年，应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邀请，向该校师生以《敬业与乐业》为题发表演说，鼓励学生将来能“敬业乐业”，各尽其力贡献社会，并从职业中享受到乐趣。此次演说论述了职业教育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在中国近代实业教育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上具有重要标志意义。

　　梁启超选择这样一篇演讲稿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教育思想大量传入中国，激起中国各类教育改革的热潮。职业教育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职业学校主要培养农工商业各类劳动技术人才，但中国传统社会一向是以读书做官为荣，而以上学谋事为耻，轻视农工商的心理当时依然严重。黄炎培先生将这种社会观念喻为“职业教育之礁”，为使学生能形成良好的职业观念，矫正社会风气，而将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定为“敬业乐群”。

　　梁启超在演说中首先论证了有业的必要性，没有职业，敬业与乐业便如无根之木，无从谈起。“人人都要有正当职业，人人都要不断劳作”，这与梁启超希望人人都成为生利之民的思想是一致的。职业教育在为个人谋生的同时也是为社会服务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新国民，应该能献身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事业。其次，他提倡敬业，工作时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既是职业道德，也是工作要求。梁启超认为，事的性质没有高下，认真做事便是合理的生活。他教导学生职业是神圣而可敬的。再次，梁启超提出乐业，使劳动成为快乐。乐业源于每种职业本身的趣味性。一是从职业中可看出其发展变化；二是从职业奋斗的成就中可获得快乐；三是在与同行的争先创优中可得到快乐；四是认真工作的同时，可杜绝游思妄想。职业教育可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社会人际关系，人们对所从事职业的理解、探索、热爱和兴趣，是激发其责任感、事业心和创造力的动力。个人良好的道德情操，将有助于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和谐相处与有效合作。梁启超说他生平受用的有两点：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并力求这两点之实现与调和。“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这篇讲稿表达了梁启超对职业道德的认识，同时其公开讲演本身也是重要的教育实践活动。

　　四、职业教育团体之设立

　　为了强国和实现经济富裕，教育家们提出广设学校。但社会经济的发展仅靠实业学堂的生徒是远远不够的。学校的规模限制着人才培养的数量。少数有志之士的力量有限，而设学会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传播思想、推广技术的作用。维新派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几年中创设了数个学会，其中除学术功能外，更多的是培养维新变法的骨干，实现思想启蒙，如“保国会”。但也开始涌现出一批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会，如“上海农学会”，提出要帮助农民改良土壤，因地制宜；“广东农学会”旨在效法西方对农业进行整顿，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还有上海的“医学善会”，等等。维新运动之后，这些学会多遭查封，且因时局动荡，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梁启超设立职教团体的思想，最早体现在他所著的《论学会》之中。梁启超提出想要“兴矿利，筑铁路，整军务，练海军”，有赖人才，而为培养人才开办的职业教育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如购买机器、游历参观等），时至今日，职业教育的成本也高于普通教育的成本，所以想要兴学，非一人之力，应大力发展学会。西方的学术研究有着众多的学会，“彼西人之学，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有矿学会、有商学会……”③。梁启超认为，职业教育团体应有如下职能：招募会员，与各国学会进行学术交流，购买图书以便借读，翻译报纸，精搜地图，陈列仪器以助试验，开设学堂，公派会员出国，等等。广泛设立这样的职教团体，那么积小成大，十年之后，则各类专业人才的数量可大为增加。

　　1917年，近代中国第一个倡导、宣传、研究和实施职业教育的全国性教育团体――中华职教社成立，梁启超即为48名发起人之一。1920年，梁启超在《改造》发刊词中写到，培养新国民“当有地方的与职业的双方骈进，故主张各职业团体之改良及创设，刻不容缓”④。职教团体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1918年，全国的职业教育机构有531个，1926年达到1695个，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各类教育。职教团体的设立，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影响力，促进了学术争鸣，开启了社会新风气。 　　五、职业教育之学习与教学方法

　　（一）学习理论与实际践行相结合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教育与社会各界其实是相分隔的。一边是士大夫只读书不动手，一边是劳动者只动手而不读书。人类文明本是手脑联合的产物，却在社会分工的过程中被对立化。中国清末兴办的实业学堂，其实业教育只不过是教学生读与实业相关的书籍，名为实业，课程教学却重理论、轻实习，学生富于欲望却缺乏能力。梁启超发现当时西方人学习注重理解，中国人教学偏于记性，知识一定要苦口呆读以求背诵下来。西方人注重用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而中国教学只重视语言文字，且当时还存在着言文不一致的问题。

　　梁启超认为，学问包括书本的学问和可以应用、做事的学问，教育要让学生接触、掌握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而不单是学会读书。学校与社会不应分离，人才培养要注重实际，知行合一，面向社会。各类专门教育不是仅靠考据词章足不出户就能学会的，他提出游历、试验、参观、翻译外文等具体的学习方法。“如矿利则必游各省，察验矿质，博求各矿、分矿、炼矿之道，大购其机器仪器而试验之”，应依据各专门学科的不同特点，选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学习中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以致用。“一切实学，如水师必出海操练，矿学必入山察勘”。⑤梁启超的理论联系实际不单指与实业教育和技能培养相关的实践、实验，同时重视通过知行合一，培养灵活应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源泉之一，为使善学好思内化成为习惯，梁启超提出了兴趣教学和启发式教学原则。他认为趣味性既是教学要达成的目的，同时也是一种教学手段，强调教师教学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另外，他对教学中的趣味程度也做了限定，反对当时的一些教科书的弱化知识内容和教学简单化的倾向，“教育之目的，即在扩张其可能性”，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教学在培养兴趣的同时又要关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以教育促进发展，以趣味带动学习。

　　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教师的教学都要关注趣味原则。第一，“无所为”。即要关注学习本身，而不是学习所带来的外在结果，如奖励、文凭等等。梁启超在这里实际谈到一个学习动机的问题，即学习动机应是内在的和掌握型的，真正的兴趣是内在的，而不是功利性的。例如，梁启超曾经希望其子梁思庄学习生物，但因为梁思庄缺乏兴趣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而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进，往往事半功倍”⑥。第二，不息。即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持之以恒。第三，要深入研究。中国古人常用的词汇叫做格物和穷理，无论何种职业，趣味总在深处，所以要“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培养兴趣也要不怕范围窄和问题难，鼓起勇气抽丝剥茧，达到欲罢不能的地步。第四，要找朋友。“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梁启超曾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提到乐群，认为益友甚至胜过良师，可帮助提高自我修养，这是普通朋友。同时，他还提出专业朋友，共事的朋友可在事业上“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玩的朋友一样，“都是用来摩擦我的趣味”⑧。

　　（三）科学精神

　　梁启超批判了当时人们的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将科学视为学问的低等部分；另一种是将科学的内涵简单化，只知道有科学成果的存在，而不知道科学研究包括着科学的精神。他所指的科学精神有三层：一是求真知识，追求真理，懂得思辨，主动探索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二是求有系统的知识，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积极地将知识结绳成网形成系统；三是求可以教人的知识。中国的一些学问常带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性，很多技艺多为家传，或因无人通晓而失传。只有当知识可以教给他人时，科学方法才会普及于社会。

　　注释：

　　①汤志钧，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②汤志钧，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页

　　③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④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3页

　　⑤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⑥薛瑞汉，庞建国：《晚清风云人物史话?梁启超》，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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