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关中分区的干部教育

　　1935年中国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重新调整了西北苏区的行政区域，将西北苏区划分为陕北、陕甘两省，并设立关中特区、神府特区、三边特区3个特区，隶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中共中央将关中特区更名为关中分区。关中分区地处乔山山脉南端，北与陕甘宁边区相连，东、西、南三面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成为守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南大门，是仁人志士和军需物资通往延安的重要驿站和红色通道，同时也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

　　抗战初期，关中分区文化教育整体落后，私学村小少，完小无一所，更无高等学校，堪称“文化荒漠”，严重制约了民众的觉醒、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进程。党的干部队伍中，大多数出身于工农，文盲比重大，他们缺乏马列主义基本修养，虽然有革命积极性，但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一批从全国各地奔赴边区的革命青年，虽有革命热情，但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能适应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凸显。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全国的客观形式下，关中分区的干部教育显现出诸多特点，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共关中分委大力发展边区干部教育，为发展生产支持抗战、团结统战对象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分裂图谋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一、关中分区干部教育培训制度的形成

　　关中分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十分重视干部教育的发展，制订了正确的干部教育方针和政策。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学习竞赛号召，时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的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建立干部学习教育制度，将在职干部工作学习相结合并制度化。1939年5月，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干部教育运动动员大会，中共关中分委成立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中分区在职干部教育有了正式专职组织。

　　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各类干部学习的课程和制度。“中共关中分委遂结合上级指示及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精神，对关中分区在职干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组织形式、学期、考试、奖惩制度等做出具体安排。”[1]此时，干部教育制度基本形成，“关中分区在职干部教育，以文化为主，主要内容分为业务、政治、文化、理论；业务教育，主要是学习与工作有关的政策法令及本部门工作史实与科技；政治教育，主要是对干部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突出学习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政策、法令、决定；文化教育，以干部文化程度分高、中、初三级进行，课程分国文、算术、历史、自然、社会常识及课外读物；理论教育，主要是对干部进行革命基本理论，根据需要选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关著作。关中分区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创新了教育方式，据干部文化程度选定甲乙丙丁四类课程由其选学，实行日学两小时制度。”[2]

　　二、关中分区干部教育的发展

　　由于关中分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抗战初期较为平静，为干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干校的发展最为繁荣，并且各具特色，主要表现为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旬邑分校、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抗日荣誉军人学校这4所革命干校的创办与发展。

　　（一）抗战教育的先锋―鲁迅师范学校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并改变陕北文化落后的状况，徐特立报请中央创办一所江西中央苏区那样的“列宁师范”学校。30日毛泽东批示以“鲁迅师范”为校名建校，纪念中国文化旗手鲁迅并团结更多人抗日。2月29日，鲁迅师范学校在延安成立。1938年侵华日军侵占黄河东岸重要渡口，集中兵力炮击西岸陕甘宁边区黄河防线。此时鲁迅师范被迫迁入关中分区新正县马家堡，共10余名教师130多名学生，学生分师范班、预备班共3个班，学制不定。鲁迅师范迁入马家堡后，课程为文化课、军事训练相结合，主要招收陕甘宁边区学生，兼收友区（国民党统治区）学生，共招收了5个班500多名学员。

　　鲁迅师范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切工作都应适应抗日战争的需求，鲁迅师范学校，就是按照这个政治方向来办学的。例如，它在教学科目和教材内容上，基本上是适应抗战需要的，为了满足战时需要，在学制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作法，学生入学资格亦不受严格限制。“各班学生除学习组织外，都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组编，军事、体育课程，就是按照军事组织来上的。全校师生都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3]鲁迅师范在成立到撤销共两年半时间，“期间毕业与分配学生1093人，培养出一批优秀师资队伍，为陕甘宁边区文教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鲁迅师范毕业的青年教师，形成了今天边区教育工作中的主力部队，是我们边区教育事业最宝贵的财产”，鲁迅师范无愧抗战初期“争取国防教育之典范”。[4]

　　（二）爱国青年的聚集地―陕北公学旬邑分校

　　1937年8月陕北公学在延安创立，学生多来自沦陷区的爱国青年。随着抗战形式发展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共行为升级，陕北公学求学青年日益增多，革命抗战知识干部需求越来越大，延安生活必需品日益紧张，来延安路上哨卡林立路途凶险，1938年4月底，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组部相继开会，研究决定在关中分区创办陕北公学分校，以扩大革命干部培养并克服面临困难。

　　陕北公学旬邑分校的主要任务是办大学部培养行政、民运及文化方面的高级干部，兼办研究部培养专业学者，学制均为一年。附设训练班培养两部外学员，学制四个月。大学部课程为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等。训练班课程为中国问题、社会科学概念、三民主义、游击战争与政治工作、民众运动。研究部旨在招收大学部毕业生和同等学力外来学生与研究人员深造，后因客观原因搁浅。1939年5月底旬邑事件后，中共中央命陕北公学北上延安，与延安鲁迅艺术师范，延安工人学校、安吴青训班并为华北联合大会，结束了其在关中分区一年的办学历史。陕北公学办学4年间，共办58个队、培训11000多名学员、培养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300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布全国各地。陕北公学分校办校1年间，共办31个队，直接裂生出抗大第一、二分校，并为中国革命培养出大量革命干部和师资人才，对推进中国革命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中等教育的发展―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

　　为适应陕甘宁边区文教事业发展要求和解决师资匮乏问题，还击国民党顽固派，1939年9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决定，以“培养地方文教干部和小学师资”为办学宗旨，在关中分区设立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简称“二师”）。1939年10月，二师开始筹办，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领导成立了二师筹备小组，议定二师承继鲁迅师范校产及其精神，以“白手起家，艰苦办学”为办学方针，址设马家堡的“鲁师旧址。”1940年2月底，二师筹备小组决定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校长，下设校务、生活指导、事物3个处，设立校党支部与学生会；对拟入学新生进行测验编级，按现有文化程度编设示范队、预备队各一个，按军事组织编设1个大队；课程根据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师范学校章程开设国文、政治、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科学、教学法、美术、音乐，鉴于战争环境增设军事课、课外报告。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的重重封锁与不断摩擦，二师在频繁的搬迁、转移的奔波中，全校师生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战斗精神，战胜了险恶的战争环境和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坚持“敌来我走，敌走我办，边走边办”的方针，出色的完成了教育厅规定的教学任务，为革命和建设培育了大批的优秀干部，在党的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四）伤残军人再教育―抗日荣誉军人学校

　　抗日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立的一所残废军人学习疗养学校，始创于泾阳县安吴堡，初称“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第五医院”，后因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又辗转进入关中分区新正县湫坡头区坪坊，根据上级指示改为八路军抗日荣誉军人学校。这所光荣的革命学校，使数以万计的伤残荣誉军人身体得到了康复，生活得到了新生。在这里他们提高了文化水平，学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重新走上了革命和建设的战场，有很多同志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抗战时期，关中分区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旬邑分校、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抗日荣誉军人学校4所革命干校的创办与发展，为关中分区、陕甘宁边区、全中国培养了大量革命干部和优秀师资，有效提升了关中分区人民知识文化和中共革命干部的执政建设能力，对巩固革命根据地、发展生产力、争取民族独立和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关中分区干部教育的经验

　　（一）发扬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精神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物质资源匮乏，学校经费严重不足，加之敌人封锁、围困和驱赶，教学物质条件十分困难。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当时上课没有粉笔，用木炭、白粘土做；没有笔墨纸张，用桦树皮订本子，甚至采用沙盘练字、答试卷；没有课本，凭着理解和记忆及笔记来学习；没有教师，在大树底下上课；没有宿舍，住牛舍；没有桌椅，大腿当课桌；没钟表，燃香计时；没油点灯，把音乐课放晚上；没鞋穿，编草鞋；粮食紧张，吃黄米面杠子和锅巴。学校前往各地都得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打摇动。“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培养了全校师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作风；团结一致、平等相处的革命精神。党的优良传统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发扬光大。”[5]抗日荣誉军人学校伤残人员面对国民党的重重压力和险恶环境，身残志不残，以高昂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难，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办工厂，纺纱、织布、缝衣服、做袜子、造药品。轻伤战士和荣校职工开荒种地，磨豆腐、养猪、养鸡，进行自我服务，从而解决了生活中的各种苦难，改善了学员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又支援了前线。

　　（二）干部教育与革命形势相结合

　　教育政策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实行抗战教育，使教育为抗战服务。1938年4月1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道：“应该用全力来应付抗战，用教育来支持抗战，目前的抗战是规定一切的东西，我们的教育也要听抗战的命令，这就叫抗战教育。抗战教育不是强迫的，而是自发的，它依靠着群众或学生的学习热忱，和教育干部的积极性。并且需要把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亲密的联系起来。”[6]鲁迅在课程的设置上充分与革命形式接轨，例如：政治课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为教材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常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等。军事课上讲授平原游击战术和山地游击战术。通过这些学习使学生了解抗日战争的形式和任务以及一些普通的军事知识。

　　（三）招生范围广泛

　　鲁迅师范在关中分区时正处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关中分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在地域上相邻，为了适应当时战争形式的需要，在招生时会兼收友区的学员。另外陕北公学的学员也来自全国各地，有国民党党员、无党派人士、海外华侨、进步青年等，年龄大多为18至45周岁，学校提倡“忠诚团结，紧张活泼”全体师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苦难、溶政治、文化、军事、生活于一体。

　　（四）教学方法灵活

　　关中分区处在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各个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教学。例如，边区第二师范在初创时期，为适应在紧急战争中教学，教学单位按队编制，依据学生的文化程度的差异编为师范队、预备队、妇女队、特别班。在中期，环境较为稳定则改为编级编制，有师范二、三、四班和预备班。在后期，仍为班级编制，有师范六、七、八班。学生在校学习的科目、教材内容。因文化程度和班级、学期的不同，有广度和深度的差别。在教学方法上，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除课堂讲授外，采用学生自己学习与集体讨论等方法，并注重社会实践，开展社会调查与活动。结业前，组织学生在附设小学实习。在教学时间上，不因迁校、杂勤劳动过多而影响学生学习，保证教学时间，注重从教学与管理等各个环节措施上不断改进，以提高教学质量。

　　关中分区干部教育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发展过程，采取了干部教育与战备相结合、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方式，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我们当前的干部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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