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

　　教育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活动，是人类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动力。教育思想作为教育的急先锋，充当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任时先先生认为，“所谓教育思想，即是教育上的一种哲学主张。根据主张就能产生一种制度或政策，换句话说，就是能规划出来一种实践方法。”[1]由此可见，人的主张和社会导向对教育思想的重大作用。因此有序的规划好教育，使之良性发展，是每个时代的责任。

　　魏晋南北朝是个社会动荡的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战火不断，与此同时，其教育思想也有了重大的改变与发展。从整体上来看，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继承了汉代以儒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官学、私学还是门第、宗教教育，都把经学、儒学的伦理道德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儒家思想也受到玄学、道学、佛学的极大冲击，在思想文化层面出现了新气象，呈现出一片繁荣之景。

　　一、“清谈”与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正是在此环境中培养了贵族阶层独特的精神生活，他们更多地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满足。宗白华称之“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清谈”，亦称“玄言”、“玄谈”、“谈玄”，以周易、老庄思想为本，是魏晋时期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一种风气。清谈的士大夫终日谈辩，反对自律生活，而主张放荡不羁。鄙视勤劳，不求努力，寄苟得禄位，能够依仗漫游旷野以自明高者为尊贵。怀愍帝记略说：“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读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荡为适，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其依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3]。这是清谈家的主要人生观与生活习惯。“清谈”成为上流社会的专属，支配着他们的活动，可这种独特的方法并没有使得教育思想趋于老庄的虚玄化，但它毕竟在教育思想的领域里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魏晋清谈促使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兴盛，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名教出于自然”。何晏、王弼认为统治者只有接受正确的教育，才利于养成正直的人格，并通过潜移默化去治理好国家，任何教育都不应违背自然。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认为，支配世界发展的本原是“自然”，要完全扬弃名教，实施以自然为本的教育，顺乎人的性格，循自然之法。其三，“名教即自然”。向秀、郭象将名教与自然合二为一，认为如果能长期接受和谐地放任人本性的教育，就会避免陷于是非之境，充分发展自身的各种先天潜力，最终达于完美的人生境界。这是一种超越世俗又服务于社会的自然主义教育观。[4]自然是魏晋名士理想化的人格，他们在反对名教的基础上，以自然为师，循自然之法，行自然之教。

　　二、“反清谈佛理”的民族教育思想

　　一种相对稳定的主导文化，总要与同样相对的社会环境适应。随着魏晋分裂割据取代汉代的大一统，儒学逐渐失去权威，但其构建的忠、孝为主要内容的伦理纲常和礼乐制度，是维系以君王为核心的等级社会最有力的工具。由此，儒学虽然式微，但仍能生生不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反清谈佛理又本于名族立场的教育家。这一派中，首先不得不去谈颜之推。颜之推主张礼德教育，重德操，“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5]；主张重师道，效法先贤古圣，不仅是对老师提出重大的要求，要严守师道，不能误人子弟，为师的感化在教育上的重要性，而且要效法那些先贤古圣改正自己的弊病、达到完美；注重劳动教育，强调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相对于那些普遍轻视劳动的士大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也注重家庭教育。

　　除了颜之推的教育思想外，还有傅玄的尊儒教育思想。他提出国家要重视学校教育，教育要以道德为根本，道德修养要以正心为本。他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6]此外，要以礼义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他说：“因善教义而礼行，因义立礼而义通”[6]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义来丰富教育内涵，注重学生品质内心的塑造，而礼教的基本内容是“三纲”，从立君臣、定父子、别夫妇的伦理道德教育开始，此主张则有一定的消极性。可见，针对当时玄学思潮的不断上升，为了抵制玄学，各种尊儒教育相继展开，颜之推、傅玄等在继承之前儒学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增加了诸如劳动教育等的新内容，为它提供了新的生命力。

　　三、“轻国重家”的家族教育思想

　　魏晋南北朝是个社会动荡的时期，东汉衰落灭亡后，地方势力就不断的膨胀，出现了诸多的地方豪强，世家大族们都聚族而居，出现了门阀地主。此时社会发展的典型形态是门阀世族，门第观念大大强化，此外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诸多的思想，儒、道、佛、玄四种思想并存相互交织、思想多元化，儒学独尊地位被打破，使家族教育有了资源条件，官学的兴废无常也为其提供了契机。家族教育往往以世代相授的家学、家训、家诫或“家馆”（即家中设学堂供子弟上学方式）。其中，著名的有颜之推的家族教育、谢灵运的家族教育、王羲之的家庭教育等等，而家庭教育内容以儒学为宗、并习染玄风，知识传授范围较广，更为重要的是妇女积极参与家族教育，如蔡文姬，自幼受家学熏陶，展现出杰出的文学才华；谢安侄女谢道韫，史称其“风韵高迈、叙致清雅”[7]，其才学亦未家学所致。家族教育作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教育方式，有着其巨大作用。在官学兴衰不定时作为唯一的一种较为稳定的教育方式，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为社会各个方面提供人才动力，健全社会的机构。同时，各种思想的广泛盛行，在思想领域形成了激烈的冲突与激荡，使思想文化异彩纷呈，有利于学术的百家争鸣。此外，家族教育并没有忽视妇女，而是将妇女列入到教育范围，这大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素质，妇女素质的提高对孩子的启蒙教育帮助是巨大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这同时也导致了轻国重家的道德观的盛行，“无忠君之节，有孝治之名”、“自致身荣，不存国计”、“只成门户私计”[8]观念的泛滥。

　　特殊的时代成就了特殊的教育思想，分裂多于统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主导地位受到诸多思想的冲击，战乱频繁，王朝交迭不断，政局动荡不安，经济与文化开始出现南移，加上外族的入侵，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教育思想空前活跃。由于官学教育的废兴不断，各地出现不同的教育特色，形成了别样的格局。众多的士大夫、有识之士深感社会动乱，纷纷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等，力求改变这混乱的局面。与之这一时期炫彩纷呈的教育思想应运而生，以老庄佛理为主的清谈之风盛行并冲击着儒学的地位、其虽有起伏，但总的来说儒学的主导地位并无根本改变，是这一时期的基调。

　　魏晋南北朝作为汉与隋唐的中间过渡期，不仅总结了汉的教育，还开创了许多思想新领域、确立了许多观点，并提出了很多教育新主张，为隋唐的教育思想奠定一定的基础，具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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