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革命课程观与文革中历史教材书写

　　文革期间的历史教材鉴于其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近年来学界对其鲜有关注。（1）本文拟从教育革命课程观点切入，窥探文革期间历史教材编写的独特之处以及文本之外渗透价值取向。限于学识，遗漏与不当之处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教育革命理论的概观

　　文革期间，毛泽东对教育的批判逐渐上纲上线，提升到政治层面。教育也纳入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的范围。1964年，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提出，“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1]（p353）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对林彪寄来的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作了长达600多字的批示。5月1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这个批示被誉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五七指示”内容向全国公布。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正式提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p399）“五七指示”成为“教育革命”的纲领。“教育革命”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教育领域的革命运动正式确立。革命核心要点包括：（1）通过变革教育体制重塑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威。（2）“斗改批”教育革命的主要手段。教育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支柱理论，它是在上层建筑进行阶级斗争的表现。

　　在教育革命课程观的影响下，学科课程与教材被删减合并，，重新编订新教材，以毛泽东著作和语录代替。结合典型产品教学和战斗任务历史教学中，根据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势，请贫下中农、工人讲“三史”（厂史、村史、阶级斗争史）进行忆苦思甜。组织高年级学生给低年级学生讲“儒法斗争”的故事。要求红小兵上台“评法斗儒”“批林批孔”等，这些都是当时盛行的教学形式。变革考试制度。传统教法与考试被一些稀奇古怪的方法取代。师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走进工农兵生活实践。

　　二、课程革命观下的历史教材表现

　　（一）别出心裁的体例特色

　　文革时期的历史课本在“教育革命”理论的影响下，形成颇具特色的“革命模本”。首先，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为了配合革命宣传的需要，整个课本在外观和体例的设计上营造了一种火红的革命印象。教材封面大多采用红色等暖色作为课本主色调，例如1970年辽宁新华书店出版的《辽宁省小学试用课本?常识》（史地部分），封面图画采用红色为背景色彩，在其封面上半部分描绘了一幅工农兵并肩战斗的图画，每个人物都手持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封面下半部分印有“辽宁小学试用课本”“常识”等红色字样，而且“常识“二字采用粗体印刷，分外显眼。整个课本试图营造一种红色的视觉氛围，燃起读者心中革命的烈火。

　　其次，文革时期的历史教材用毛主席语录搭建了教科书空间架构，然后将历史内容填充进去，每一段毛主席语录都会辐射一部分课本内容。例如，1971年2月出版的《上海市小学课本?历史常识》（试教本）的目录：

　　“目录

　　毛主席语录

　　伟大的中华民族

　　勇敢勤劳智慧的伟大人民

　　富于革命传统的伟大民族

　　毛主席语录

　　中国阶级社会的出现和奴隶起义

　　阶级的产生

　　奴隶起义

　　毛主席语录

　　中国古代农民革命战争

　　秦末农民战争

　　唐末农民战争

　　明末农民战争

　　农民战争史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2]（目录）

　　由上可见课本虽然采用章节体编排，但是在每一章之间用毛主席语录隔开。另外在具体的知识内容书写中，毛主席语录也是遍布全书，1970年上海历史课本在仅仅109页正文内容中引用多达74条毛主席语录，几乎每页都有毛主席语录。有的作为课文开始之前作为课前导语，有的在每一段的段首引出下文，有的在每一段的结尾作为理论分析，并且这些毛主席语录皆以极其醒目的黑色粗体印刷。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课后的练习题“学与用”和附录的大事年表中也有毛主席语录。例如“通过本节的学习，领会毛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我们应以怎样的实际行动响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号召，反对美帝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2]（p25、p89）这些课后习题艰难晦涩，政治味道浓厚，完全不符合中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学生很难理解。

　　文革期间历史教材以毛泽东语录架构的历史言说体系，严重脱离历史知识内容性质、特点。整本教材生搬硬套毛主席语录，强贴政治标贴，呼政治口号，造成了历史教科书结构混乱，逻辑不清。

　　（二）内容选摘的极“左”倾向

　　文革期间历史教材坚持“破在要害处，立在根本上。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适应三大革命的需要。”[3]（p217）的编写方针。在选材原则上配合政治斗争，大搞影射史学。整个课本主要叙述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中国古代史部分只介绍原始社会的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进入封建社会，每一时期的农民战争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体部分。近现代史主要叙写反帝封建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例如1971年版《上海市小学课本?历史常识》（试教本）第五章全部是中国古代农民革命战争，一章内容除了毛泽东语录外，分别叙述了秦末农民战争、唐末农民战争、明末农民战争等几次重要农民战争。1974年2月2日，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的浪潮。从这时起开始历史教科书知识内容出现转向，教科书的选材内容主要以“反孔和尊孔”作为教材主体内容。例如1974年版北京小学常识课本《反孔和尊孔斗争的故事》中将中国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被称为孔老二，儒家传统的孔孟之道被诬蔑为“歪理邪说”。从孔孟董仲舒朱熹到蒋介石刘少奇都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从古代到近代，时时处处都充斥着孔老二信徒的身影。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变法改革都与反孔斗争相联系。如秦始皇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斗争都是为了镇压“搞复辟的孔孟之徒和反动贵族”，“陈胜吴广是最早的反孔斗争”[4]（p19、p21）东汉思想家王充“敢于冲破逆流”“以战斗的笔锋，批判了孔孟的反动思想，宣布孔丘的言论是虚伪、荒谬而不真实的”；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蔑视儒家经书，“嘲笑《春秋》是一堆无用的废纸”；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再次戳穿了孔子的鬼话”；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被定性为“反孔斗争”；五四运动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反孔斗争”。刘少奇也是“脑子里充满了孔孟之道”。[4]（p30、p36、p47、p60）“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一课，课本为了凸显批林批孔的精神，达到为政治运动造势的效果，脱离客观历史事实，牵强附会的臆造出诸如“起义军砸烂孔老二牌位”（并配有插图）、“孔老二塑像”等。将孔孟的儒家经典丑化为“妖书”等。1975年版的《陕西省小学常识试用课本?反孔和尊孔斗争的故事（历史部分）》目录如下： 　　“目录

　　一、吃人的奴隶制度

　　二、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孔丘

　　△三、柳下跖痛骂孔老二

　　四、商鞅变法

　　△五、孟轲反对社会变革

　　六、厚今薄古的秦始皇

　　七、农民英雄反孔斗争的第一幕

　　八、孔老二的吹鼓手――董仲舒

　　△九、王充伐孔

　　十、尊法反儒的政治家――曹操

　　十一、反对复古主张革新的柳宗元

　　十二、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斗争

　　△十三、刘六、刘七农民军怒砸孔庙

　　十四、李自成起义军狠批“孔孟之道”

　　十五、天平天国的反孔斗争

　　十六、章太炎从反孔到尊孔

　　十七、打倒孔家店

　　十八、农民运动横扫四权

　　十九、反共尊孔头子蒋介石

　　二十、刘少奇是尊孔派

　　二十一、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

　　结束语

　　[说明]有△者，是阅读课。”[5]（目录）

　　从上面目录可以看出，教科书中以尊孔与反孔斗争为叙述主体，生搬硬套，大搞映射史学。课本内容中中极力丑化孔子，讴歌反孔斗争，称“孔老二就是这样一个凶狠残暴的刽子手”“秦始皇是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杰出政治家，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并且将林彪称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5]（p5、p19、p70）这种写法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明显颠倒黑白、委曲事实。儒法斗争本来只是这一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历史片段，却被看做历史的发展客观规律，教材中写道：“反孔和尊孔的斗争，是一场革命与复辟、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了近两千年。”[5]（p74）

　　总之，此时的历史教材极左思想影响，打破历史基础知识的系统，历史书写变为僵化空泛的政治宣传与说教。教材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描写和述说脱离历史原貌，严重扭曲了历史事实。

　　三、结语

　　文革期间，在教育革命课程观的指导下，历史教育遭遇前所未有的破坏和践踏。首先，历史教育的本质和内涵被篡改，丧失了其特有的育人功能。历史教材原本传道授业的功能被强制剥离。历史教材中政治话语统领一切，评价一切的标准都是一元化的，用单一的政治标准进行推断与考量，学术标准被政治标准所取代。知识失去了神圣的位置，政治口号凌驾于一切之上。其次，历史教材宣传的主要内容走向偏激，历史知识被阶级斗争内容取代，赤裸裸的革命暴力和阶级之间的仇恨构成了历史教材的主要填充物。历史教材成为宣扬暴力与斗争的“园地”。原本作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传递人类文明的历史教学，背离了知识获得、人格培养传播文明的基本目标。整个课本都在宣传一种用暴力打破一切的思维方式，斗争哲学弥漫其中。

　　所以，文革中历史教材书写用政治话语取代一切，极力弘扬斗争哲学不仅是教育遭到破坏，更是一次异化的思想启蒙，当原本用知识构筑成的日常文明空间被宣扬暴力革命的言论所取代时，整个社会的舆论空间就会发生激变。法国学者帕特里斯在论文《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与恐怖》中描述的那样，他说：“大革命的暴力并非来自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人们疯狂不断升级的言论”[6]（p46）。在这个的过程中，宣扬暴力的斗争思维带来的不只是教育的迷失，更是社会思想的歪曲和文化失范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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