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启蒙意蕴探析

　　一、中国传统的教育启蒙

　　中国经典古籍《周易》里面的第四卦就是“蒙卦”，“蒙卦在中国文化中，向来把它用在教育方面，现在小孩初入学是进托儿所，进幼稚园，以前则叫作‘启蒙’，也叫‘发蒙’，小孩读书的地方叫‘蒙馆’，就是由此来的。”（1）但在中国经典古籍里，“启发”是连用的，而没有“启蒙”这个词。所谓“启”，就是开的意思，是出自《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解释说：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蒙”是出自《周易》的“蒙卦”，意味着暗昧、不明、混沌的状态，是指天地万物初始，蒙蒙茸茸的模糊状态。直到后世，17、18世纪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传入中国，“启蒙”作为一个新词汇，才渐渐融入汉语词汇体系之中。

　　在“蒙”的状态下，其实是潜存着幼稚无知的危机，但同时也孕育着无限的生机。那么对处于此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时机。因其无知，才需要启蒙；因其有待开发，才有启蒙的潜力。“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所谓亨者，畅也，通也，也就是流畅通达之意。蒙之所以亨者，以“方在蒙昧，而能求阳以通其蔽，中道以止愚妄，及欲觉未觉、愤悱之时，求亨通而不自锢也。”（2）孔子所谓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大概也蕴意于此。蒙之所以能亨通是有前提的，是要能求教于人、得以启蒙才可能亨通。此时，解其遮蔽，去其愚昧，启之蒙昧，果行育德，是可以促使事情向着好的一面发展的。

　　教育启蒙面对的对象是人，是预设了一个交往的境遇。借用雅斯贝尔斯对“仁”的解释所开启的新视角，这一视角即在概念上明确提出的主体间观念，我们可以用来解释“启蒙”这一概念。启蒙的目的在于交往，将人引入到光明的世界中去，启蒙教育的意义就在于“用说桎梏”“以正法也”。我们要侧重的，是“启”而不是“蒙”。因为蒙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是依据“启”而存在的，它是一种遮蔽、一种晦暗不明的东西，“启”取消了“蒙”以自身为根据的可能性，将“蒙”扬弃在了交往中。

　　“‘童蒙’之时，便当以正道涵养其正性，是乃作圣之功。”（3）这体现的是儒家建立在人性本善基础上的教育启蒙的目的。正是在人性善这一前提下，我们对孩子的启蒙教育就不能将外在的东西强加在孩子身上，而是要激发其内在的“正性”，“养”其内在的善，从而达到长养其先天本性的目的。故中国的启蒙教育常常倾向于“蒙以养正”的教育目的，从而来培养具有浩然之气的君子人格。

　　二、西方的教育启蒙

　　“启蒙”如前所述，是汉语的表达，德文为Aufkiarung，意即澄清；英文为enlightenment，意即照亮；拉丁语是illustratio，意即启示。“启蒙”作为澄清或照亮、启示，本身预设了某种“蒙”（或“蔽”），某种“无明”或“晦暗”。（4）但它们都有一种“向光”、“向明”的意蕴存在。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他的哲学是具有启蒙意义的。在认识对象上，他将古希腊人对外在的大自然的探索转向了对人自身的关注和认知。他的“产婆术”正是其启蒙教育的一个体现。苏格拉底通过对人的源源不断的追问来引导主体产生新的认识和判断，从而通过自身之“启”来达到去“蒙”生“知”的目的。柏拉图享誉世界的“洞穴隐喻”，即为整个人类的蒙昧的写照，而人类只有通过“灵魂的转向”，直面阳光的普照，来通往理念世界，达到对智慧之“启”。“启蒙”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就不仅仅是启哲学之“蒙”，而是直接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结构图式，并且创造出一整套求证法的逻辑规则，正如勒南所说：“苏格拉底给人类以哲学，亚里士多德给人类以科学。”此后的一千多年，整个人类都处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统治之下。这个千年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在这一时期，神学高于人学，神性高于人性。教育也被作为神学的教育，其理念就是培养人们的信仰，并以此形成科学研究的精神。整个人的个体性和理性都是被压制在神学的桎梏之下，直至15世纪末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才将西方社会生活生活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当中。

　　以培根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试图以经验来启中世纪神学之“蒙”，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大陆唯理论则以理性来呼吁对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寻求。康德继承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并承担起了寻找科学知识基础的历史任务。1784年，康德在《柏林月刊》发表了应征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而在此之前，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在同一家刊物先发表了同类文章《关于“什么叫启蒙（运动）”》。门德尔松从一开始就将启蒙――Aufklaerung，文化――Kulture，教养――Bildung，三者做了区分，认为“启蒙”重在理论，文化重在“实践”，而教养则是二者的结合。而康德对“启蒙”的阐释则是：“启蒙（运动）就是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5）在康德看来，这样“不成熟的状态”是由于自己的懒惰和怯懦造成的，是过于依赖“外在”，即“它者”（包括人和事）对“自己”的支配，而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因此，康德在谈论启蒙时，强调的是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理性之一种职能，来认知世界，而不是仅仅依靠“他者”（指人）的指导。这样，他就提出了与传统启蒙相一致的“启蒙口号”――敢于认知。“敢于认知”就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去独立地认识事物，而不是依赖外在的“它者”。

　　然而，启蒙是需要勇气的。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成熟”都是一帆风顺的，这中间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它者――监督者”的引导下循规蹈矩的生活做事，常常也是安全的。而自己的独立行事，则要付出代价，甚至还会遭到来自“监督者”的双重“惩罚”。在这种状况下，就很少有人会有足够的勇气去让自己“成熟”起来，大多数人依然选择躲在“监护者”的羽翼之下享受没有“危险”的恩赐。人虽生而自由，但我们的先祖一旦把它交付出去，我们就得付出相当的代价把这种原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宝赎回来。“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6）康德许诺，只要允许这种自由，公众的启蒙和成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三、教育启蒙的现代探讨

　　（一）实证主义的教育批判

　　当十九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提出了科学过程发展的三级规律，即虚构的宗教知识、抽象的形而上学知识和科学的实证主义知识，并认为三者是一种线性替代关系之后，就极大地影响了近现代中西方教育理论的形成，并最终形成了奠基于实证主义知识论基础上的教育观，从而“使得我们在教育启蒙和教育理念的设计上只见知识，而失落了信仰和德性品质”。（7）实证主义科学观认为凡是能被称为知识的，只能是关于事实的认识。但是，这种对科学知识的过度推崇，造成了学校教育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科学技术在西方现代社会生活中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教育理念，把理性绝对化了，并以理性取代了上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无法避免理性成为某种新的崇拜，新的神话和新的宗教。这已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所证实了，所以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说：“我们再次面对发达工业文明最令人烦恼的一个方面：反理性的理性特征。”（8）实证主义不是现代教育的出路。

　　1934年，波普尔在他的著作《研究的逻辑》中，对逻辑经验主义进行了批判，并代之以“证伪主义”。在波普尔看来，证实并不能保证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它的经验归纳法是有问题的，我们及时穷尽所有的经验，经验证实的归纳也只能事有限的归纳。正如我们看见过千千万万只的白色天鹅，也不能就此论定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因为我们不能保证第千万零一只天鹅是白色的――它很有可能是黑色的。经验不能证实一个理论，却可以证伪一个理论。因此，波普尔主张证伪原则，可证伪性才是科学的本性。

　　奠基于证实主义的现代教育，因其理性的绝对化以及教育目的的功利化，使得现代教育遭遇了叙事困境，原本对真理的阐释变成了一种新的盲目性。教育启蒙也因此成为一种新的蒙蔽。那么，当我们寻求现代教育启蒙的出口时，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无疑可以成为我们探寻之路上的一束亮光。虽然，我们是在试错的过程中，但是，我们毕竟在行动，在寻找。

　　（二）教育启蒙和信仰

　　当代教育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指出：人在现代社会里“受到威胁的不只是人的一个方面或对世界的一定关系，而是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一切支撑点，一切理性的知识和信仰都崩溃了，所熟悉的亲近之物也移向飘渺的远方，留下的是陷于绝对孤独和绝望之中的自我”。而雅斯贝尔斯认为信仰的失落可以视为启蒙的结果。（9）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启蒙要求人为取得认识作出无限的努力，并取得对任何一种认识的方式及其界限的批判性意识。在实证主义奠基的现代教育制度中，信仰已经变得乏善可陈。逻辑经验主义者将知识限定在经验领域和科学领域，信仰、启示、神秘主义和纯粹理性的方法不是获取知识的有效方式。在这样的社会共识下，人的信仰枯萎，精神领地变得一片荒芜，人也成为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劳动机器，成为专业分工的“单面人”。

　　在日常生活世界的领域，人与人的关系是靠情感和信念维系的。（10）现代科学将知识与理智的剥离，使得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淡漠、乃至趋于消亡，而这日趋加重了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理智的存在并不能够仅凭自身而发展，它总要依赖其他东西，诸如直观和经验，以及信仰。“在悬而未决的表述中所显露出的犹犹豫豫与行动的现实之间，总留有一种张力关系。”（11）而这种“张力”即为信仰的力量。雅斯贝尔斯认为：知识息止之处，思维和言说并未息止。就连康德也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说道：“我不得不扬弃知识，以便给信仰留下地盘。”即要限制知识，给信仰留有余地，以便葆有灵魂得以寄托。

　　四、结语

　　自由地应用理性是启蒙的最高诉求。（12）然而，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自由”在“自然―知识”领域里，是没有合法地位的。自由到了“实践”领域，亦即到了“理性王国”，则另行正是通过“自由概念”来为这个王国立法的。前面说到，我们的先祖一旦把“自由”托付出去，我们再想要赎回它就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了。而自由正是我们需要付出代价来换回的东西。因为自由式运用理性的前提，亦即启蒙的前提。

　　而教育则担当着不断启蒙的使命。在现代语境下，教育不再是针对贵族阶层的精英教育，而是面向更多民众的教化，要重新审视和反思那些违背显现的问题和被剥夺了话语权的群体境况。现代的教育启蒙就是一个面对全新的对象，站在一个更贴合广大民众利益的立场上来不断地去除遮蔽，不断地求得内心的敞亮和澄澈的，是对霸权和专制的消解，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个人主体性的尊重和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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