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对日本教育的改革新探(1945―1950)

　　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241?07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确立了“求知于西方”的教育战略，大力革新封建教育体制。但是随着日本的国力不断提升，受对外扩张欲望的驱使，日本教育逐渐具有了浓厚的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色彩，日本政府利用教育来煽动国民的好战情绪和对外扩张热情，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急剧膨胀与日本教育的堕落有着密切的联系。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之后，美国对日本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

　　关于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日本学者竹前荣治（Takemae Eiji）论述了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本的教育改革政策，对日本进行的文化和教育改革作了评述。[1]曾为日本教育改革亲历者的美国学者约瑟夫?C?特来诺尔（Joseph C. Trainor）在其回忆录中详细地叙述了美国在日本教育改革的相关细节。[2]美国学者加利?H?土持（Gary H. Tsuchimochi）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利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论述了美国教育代表团与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关 系[3]，并提出了战后教育改革并非由美国强加于日本的观点。日本学者柴田雅子（Masako Shibata）从比较教育学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在日本和德国进行教育改革的差异[4]。在国内的研究方面：于群从美国外交政策史的角度对美国战后在日本的教育改革做了论述[5]，刘艳玲和周全占分析了美国政府在日本教育改革中发挥的作用。[6]此外还有祝淑春的“试论战后日本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教育制度改革及其启示”，[7]于玲君“战后日美高等教育改革基本特点浅析”，[8]王迎君的“试论战后日本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等论文[9]。但是学术界没有对教育改革中宗教教育和体育教育的改革进行相关论述，并且忽略了冷战因素对日本教育改革的影响，笔者拟利用最新的美国解密档案重新考察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教育改革，一方面以填补国内研究一手资料匮乏的状态，另一方面以此向学术界前辈请教。

　　一、改革政策的出台

　　早在1944年11月6日，国务院下属的战后项目委员会（Post-War Programs Committee）就制定了关于在战后重建日本教育体系的计划，《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教育体系》即PWC287-a号文件，这是美国对战后日本教育改革最早的文件。该文件认为日本当前的教育体制支持独裁社会和政治体制，日本教育体系是世界上最独裁的教育体系，为了消除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对日本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10]。但是由于当时二战尚未结束，PWC287-a号文件只是作为一种政策构想并未能真正付诸实施。1945年7月，新成立的三部协调委员会（State-War-

　　Navy Coordinate-Committee）在PWC287-a号文件的基础上出台了对战后日本进行教育改革的SWNCC108号文件。SWNCC108号文件在具体的政策建议上较PWC287-a号文件更为严厉，其中提出对教育系统进行“清洗”，清除日本教育系统中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11]

　　在SWNCC108号文件起草的同时，海军部负责起草了关于对战后日本进行“重新定位”的政策文件即SWNCC162/D号文件。该文件指出日本是一个极为封建的国家，天皇崇拜、极端民族主义和抵制融入国际社会的情绪十分强烈，因此有必要对日本人进行“重新教育”和“重新定位”，改变日本人的意识形态以及日本人的心灵和思想，塑造一个爱好和平和民主的日本。[1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在完成对日占领部署之后，美国政府制定了从政治、经济、军事全面的改造日本的政策。1946年1月，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会出台了SWNCC162号文件《日本的重新定位》，这份文件指出继续开展对日本的重新定位和重新教育，对日本的重新定位的主要途径是信息、教育、宗教。[13]SWNCC108号文件和SWNCC162号文件先后经三部协调委员会批准成为正式文件被颁布实施（分别为SWNCC108/1号文件和SWNCC162/2号文件）。前者强调对日本教育体系的改革，后者强调对日本进行意识形态改造，二者成为了美国对战后日本进行教育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根据这两份文件，美国对日本的教育改革主要沿着两条主线来进行：第一条是去除体制中的专制主义因素，灌输民主思想；另一条是通过教育改革建立一种永久的能更进一步推进民主的教育体系。

　　二、改革的具体措施

　　1945年9月22日，麦克阿瑟下令成立盟军总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 of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General Headquarters， 后简称CI&E of SCAP/GHQ）。该机构直属于盟军总部，负责控制并处理日本的教育、宗教、媒体事务，执行对日本的民主化教育改革政策。在麦克阿瑟的部署下，美国对日本的民主化教育改革迅速展开，教育改革具体是分为四部分来实施的。 　　（一） 在教育界去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残余

　　在美国对日本的教育改革中，去除教育领域内的军国主义因素和极端民族主义影响是推进民主化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1945年10月10日盟军总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CI&E of SCAP/GHQ）发布了名为“关于战后日本教育事务改造主要内容”的文件，其中提出日本教育部门在执行职能时必须以以下两个原则为前提条件：① 去除军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影响；② 教授代议制政府理念、自由集会、演讲、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该文件规定将曾经支持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及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狂热分子解职；对学校课程、教学手册、教科书进行审查以去除军国主义意识形态。[14]此外该文件还提出日本所有教育机构均要在盟总指示下履行职能。1945年10月30日，盟军总部教育局发布了《关于对日本教师及教育部门职员进行调查、筛选资格审查的指令》[15]，日本教育部成立资格审查办公室对日本教师进行严格的审查。

　　为了杜绝宗教干涉政治，隔断日本神道教对日本人思想的侵蚀，1945年12月15日盟军总部发布了名为“禁止国立神道教”的指令。该指令禁止任何官方资助和支持传播神道教的行为，学生教科书和教师手册必须经由盟总审查，删除一切神道教内容。[16]为了进一步防止神道教的传播和防止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利用教育途径传播，12月31日，盟总又发布了《暂停道德课、日本历史课和地理课》的指令，暂停所有学校的道德课、日本历史课和地理课。[17]

　　应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要求，1945年9月盟总公民信息和教育局（CI&E，SCAP/GHQ）请求国务院选派由美国教育专家组成的美国教育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考察，为日本教育改革出谋划策。由伊利诺伊大学校长乔治D.斯托达德（George D. Stoddard）任团长的美国教育代表团（史称第一届美国教育代表团）于1946年3月初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

　　同年3月31日美国教育代表团向盟总提交了《美国教育代表团访日报告》，该报告提出以下主要建议：① 废除天皇发布的教育敕令；② 确定6-3-3学制，为中小学提供免费教育；③ 接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原则；④ 禁止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允许女性进入大学学习；⑤ 教育部实施“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即模仿美国教育体制，将日本教育部职能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学历、教师资格认证机构和制定、颁布教育法规的机构，而具体的教育管理职能将由地方选举出的教育委员会来执行）。同年4月7日该报告经过麦克阿瑟的批准对外公布并开始实施，虽然美国和日本官方都声称该报告仅具有建议性质，但实际上这份报告的建议都得到了实施，根据这份报告，日本确立了新的学制和教育管理体系，彻底废除了日本旧的教育指导原则。

　　（二） 对日本体育教育实施改造

　　在教育文化领域对日本进行改造的同时，美国政府对利用体育运动改造日本人精神面貌极为重视。对文化教育的改革是从精神层面对日本人进行彻底的改造，重塑日本人的精神面貌；而体育改革则可以从身体上改造日本人，二者结合达到既能从心理上又能从身体上全面改造日本人的效果。

　　盟军总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下属的体育教育局的一份报告阐述了对日本体育系统进行改革的意图。该报告援引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作为对日本进行体育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① 永远消除那些误导日本人民的权威和影响；② 除非把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从全世界范围内消灭，否则新的和平、安全、正义的新秩序不可能存在；③ 日本政府应该消除所有阻碍民主复兴和发展的障碍。对日本进行体育改革的目的是利用体育运动来消除1945年以前迅速生长的敌意和好战情绪，将体育运动作为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工具。[18]

　　在盟总的授意下日本教育部立即发布命令终止除农业教育领域之外所有的“劳动服务课”（labor service），禁止学校进行军事训练，解散之前分配到各个学校的军事教官。随后教育部发布了《战后体育课程指导》，这是战后最全面的关于体育教育的指导性文件。根据这份文件，武士道、柔道、弓道、剑道都被禁止在学校教授。为了确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指令，进一步消除军国主义因素在体育教育中的影响，教育部召集地方主管体育教育的官员召开了多次关于体育教育的会议，并于1945年12月26日发布命令收回所有武士道装备，禁止利用任何学校场所教授武士 道。[19]

　　关于体育教育改革的关键一步是制定新的体育教育规则，这项工作最初开始于1946年9月20日，由55名体育教育负责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关于体育教育的新准则《体育教育指导（The Guide to Physical Education）》。该指令于1947年4月1日正式实施，正如这个手册前言部分所言：日本正处于成为一个民主和有文化氛围的国家的新起点，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每个人能拥有强健的体魄，拥有一个好公民所必需的道德和社会化特征[20]。

　　1947年8月29～31日，在大阪举行了“麦克阿瑟”杯网球、橄榄球及乒乓球比赛，这场大型运动会实际上是对日本体育改革的一次检验。主办者鼓励公开竞赛，打破了战前日本一些体育协会只允许会员参赛的惯例。此外占领当局还扶植日本专业体育协会的发展，如关东橄榄球联盟（Kanto American Football League）、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Japan Olympic Committee）、日本娱乐协会（Japan Recreation Association）等均与占领当局保持了紧密联系，美国通过向他们灌输民主的理念来进一步推进和巩固日本的体育教育改革。

　　与此同时，盟军总部大力将西式体育运动（橄榄球、足球、棒球等）引入了日本的体育教育课程体系中，以此来消除战前日本传统体育对日本人精神的影响。此外美国还派出棒球队访问日本，美国体育界与日本体育界展开了频繁的交流活动，巩固对日本体育教育改革的成果。在美国的引导之下，日本的传统体育逐渐淡出了日本人的视野，西式体育在日本开始流行，成为了日本人体育活动中永久的主题。 　　（三） 对日本宗教教育进行改造以及国际基督教大学的创办

　　为了打破神道教对日本人的思想禁锢，去除军国主义因素对宗教的影响，美国将宗教教育列入了对日本的教育改革计划中。1945年10月，盟总公民信息和教育局发布了恢复被撤并的日本教会学校的指 令。[21]与此同时盟军总部成立了牧师委员会对涉及宗教内容的课本进行审查，指导日本的基督教教育。在日本引进宗教教育的目的是利用宗教来消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因素，进而促进日本的民主改革。助理国务卿勒兰?巴罗斯（Leland Barrows）在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金?豪尔（Robert King Hall）的信件中透露了关于日本宗教自由问题的目的：“建立和扶植宗教自由是占领当局的一个基本目标，宗教是用来去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媒介。”[22]

　　被称作“基督将军”的麦克阿瑟一直寻求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将日本转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在一封信中他表达了对在日本进行宗教教育的看法：“将基督教高贵的影响渗透到日本人的思维中，使他们在美国的精神家园中发现他们的精神源泉。”[23]麦克阿瑟认为在民主制度在日本扎根之前，日本必须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

　　美国一些政界要人对把处于东方儒家文化影响之下的日本改造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创建国际基督教大学的提议也应运而生。美国前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是创建基督教大学的积极倡导者，他为创建基督教大学积极游说，并在美国和加拿大发起为在日本建立基督教大学筹集资金的活动。格鲁宣称要将国际基督教大学建成东方的哈佛。[24]建立基督教大学也得到了美国联邦教会委员会（The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的支持，正是在该机构的支持下后来成立了国际基督教大学基金会（International Christianity University Foundation）。

　　加强基督教教育的想法在日本很有号召力，不仅日本基督教会的领导人甚至非基督教会的日本人都很重视基督教学校的价值。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Shigeru Nanbara）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他极力支持扩大基督教在日本的影响。日本著名美国研究专家、基督教徒高木八尺（Takagi Yasaka）认为基督教与民主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指出日本佛教和儒教强调“服从”，忽视了“个人”的概念，只有明白了基于基督教理念的“个人”概念才能真正的理解美国文明。[25]国际基督教大学在日本的发起者、日本著名银行家一万田尚登（Ichimada Hisato）主张以基督教民主的模式重建日本，利用国际基督教大学来抵制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威胁，为此他在日本筹集了50万美元建立国际基督教大 学。[26]在国务院、国际基督教大学基金会和格鲁基金会的赞助下，国际基督教大学于1949年6月成立。

　　（四） 在日本教育界实施“麦卡锡主义”

　　在二战之前，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作为一种主要的指导性意识形态而存在，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而二战结束后，由于日本民族主义者失势，马克思主义几乎是日本唯一系统的意识形态。在战后的日本教育界尤其是高校中，日本共产党及左派有巨大的影响力。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立命馆大学等日本著名学府许多教授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及左派知识分子较为活跃。1946年一份国务院文件中指出由于在日本大学马克思主义盛行，日本大学生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较深，共产党在大学有许多支持者，因此需要引进大量美国学者来宣传西方的学说。[27]

　　1948年开始美苏冷战开始全面展开，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开始出现变化，由占领改造日本转向重建日本，力图将日本打造成为远东的反共堡垒。1948年3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室（Policy Plan Staff）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造访东京拜会麦克阿瑟，与麦克阿瑟就日本问题进行了数次会谈。凯南对于麦克阿瑟主导下的日本民主化改革十分肯定，但是他认为麦克阿瑟的改革大大助长了日本共产党和左派的实力，引起了日本国内的动荡，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日本的稳定。

　　在福雷斯特尔（Forrester）和凯南的压力之下，对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不屑一顾的麦克阿瑟开始“严肃的”对待日本共产党和左派。1948年底，盟军总部发起了一场日本教师工会的运动，东京地区占领军负责人的弗兰克?霍林西德（Frank Hollingshead）上校指责日本教师工会过度地卷入政治运动而对于工会本职事务无所建树。[28]次年2月，霍林西德的负责教育事务的秘书保罗?T?杜培尔（Paul T. Dupell）在日本大学（Nippon University）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共产主义是“肮脏的病菌”，与纳粹和军国主义没有区别。[29]时任盟军公民信息教育局副局长约瑟夫?C?特来诺尔（Joseph C. Trainor）在其回忆录中透露：当时反共事务在盟军总部对日政策中的地位正在上升，共产主义对于日本教育界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寥若晨星的孤立事件。“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领域，而是由莫斯科领导下的赤色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全面的直接威胁。盟军总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的专家们也开始相信由共产党和左派掀起的暴力革命在日本迫在眉睫，有必要在日本教育界发起一场反共运动。”[30]

　　1949年7月初，受盟军总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的指示，时任盟军公民信息和教育局高等教育部门顾问的W?C?埃尔斯（W?C? Eells）在新泻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埃尔斯路线”，他宣称：共产党员教授不能继续任职，大学对共产党员教授的管理不适用于《日本教育基本法》。埃尔斯强调共产主义是危险的，因为共产党主张暴力推翻政府。他主张：“大学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为了保持学术自由拒绝共产党员进入学术界。”[31]“埃尔斯路线”很快被日本教育部接受，盟军总部随后授意日本教育部掀起了在日本教育界的反共行动。1949年9月中旬日本教育界发动了一场清除教育系统中共产党员的行动，有约300～400名中小学教师被开除，20～30名大学教授被解聘。[32] 　　另外在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上，1948年开始日本教育部在盟军总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的指导下开始制定新的教科书。但是由于NSC13/2号文件规定盟总放松对日本出版界的审查，并逐步将权力下放移交给日本政府，因此在教科书编辑过程中盟军总部将审查权利授予了日本教育部，改变了之前有盟军总部审查再授予教育部出版发行的模式。1950年盟军总部正式将审查权移交至日本教育部。美国政策的松动使日本右翼分子趁虚而入，在教科书问题上日本人试图回归传统。而麦克阿瑟被解职后，日本教育界开始颠覆美国在教育改革中确立的“权力下放”原则，向其以往的中央集权制发展，标志性事件便是1953年5月通过的《学校教育法》。《学校教育法》规定教育部负责全日本的教科书审查，收回了盟军占领时期由地方教育委员会审查当地教科书的权力。[33]在部分右翼分子的保护下，日本教育部在教科书审查中有意识地删除有损于日本形象的内容，如从教科书中删除“南京大屠杀”等内容，教科书审查制度的放权成为了美国对日本教育改革的一大失误。

　　三、改革的评价

　　战后在日本进行的这场教育改革对于美国是一场独特的外交挑战，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一场博弈。正如美国著名的日本史专家约翰?多维尔（John W. Dower）所言，与对战后德国的改造不同，美国所改造的对象是一个独特的东方国家。“战后的日本是与欧美风格迥异的国家，非白种人、非基督教信仰、黄种的、亚洲的、被美国人视为异教徒的日本唤起了美国人带有种族优越感的、传教士式的激情。将一个东方敌人改造成为一个使他们能接受的、健康的、西方化的国家有一种独特的兴奋感。”[34]美国希望对日本的教育民主化改革要触及每一个日本人，重塑日本人的思想与看待世界的方式，以提升日本人对自由与民主更为深刻的认识。

　　实际上美国对日本的教育民主化改革自1946年3月正式开始至1949年底已经基本完成。1950年3月31日，国务院远东研究部情报研究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日本教育改革的进展评估报告。该报告宣称：在过去的四年里教育改革成绩明显，在此期间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因素基本被清理出了教育系统，新的学制和更为民主的学校管理体系已经初步形成。[35]美国对日本教育改革从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日本战前教育体系对日本人的不利影响，新的学制和教育管理体制以及教育理念促进了日本教育的发展，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巨大动力。但是由于受美苏冷战这一大环境的影响，美国对日本的教育改革留下了独特的冷战印记。

　　第一，美国宣称要在教育领域实现民主化，在日本推行民主的教育以培养日本的青年一代，但是在推行民主化教育改革的同时却采取了专制的形式推行民主的政策，在日本高校实施了政治干涉学术的措施。在反共风潮中，盟军总部粗暴地干涉日本大学的内部事务，授意日本政府迫害日本大学的左派、共产党师生的行为违反了其标榜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以东京大学校长南缘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反对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被开除。全日本大学教授委员会在9月22日发表了一个声明，以学术自由为根本立场反对当前的反共解聘教授风潮。日本科学委员会向日本政府提交建议称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应保证教授委员会的自治权利，反对政治干涉学术研究。[36]而格鲁的一番话则暴露了美国在日本教育改革中的双重标准：他指出在美国，大学教授可以随意发表任何激进的政治观点，美国的学生可以学习任何关于共产党的知识，无论他们是否支持共产党。“我们必须谨慎的保护美国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在不颠覆政府的前提下，我们必须保护美国的民主。尽管我们也要在日本灌输这些美国式的民主原则，但是在日本（的教育改革中）美国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局面。”[37]格鲁认为在美国学术界不会颠覆政权，而在日本学术界对于颠覆政权的自控能力很受质疑，因此在日本不能放松对学术界的控制。美国学术自由的双重标准未能在日本教育界彻底消除封建遗毒，为日后日本右翼学者的泛滥埋下了伏笔。

　　第二，利用宗教为美国外交政策服务的同时干涉日本的宗教自由。美国战后初期企图利用基督教来摒弃日本的神道教、佛教对日本的影响，进一步西化日本，将日本改造成为与美国一样的基督教国家。但是在冷战爆发后，于将日本完全纳入西方阵营的需要，美国开始将基督教作为在日本反共的工具，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延伸至了宗教领域。通过基督教宣传反共学说，将国际基督教大学置于美苏冷战的前沿。但是美国在日本推行基督教教育的过程中同样存在践踏民主的因素。美国政府派出牧师代表团对日本的宗教教材进行审查直接干涉了日本的宗教自由。关于牧师委员会审查教科书一事豪尔教授致信国务院，他认为这标志着盟总在日本宗教问题上的政策有了急剧的变化：盟总在占领初期便规定专职教士不能干涉对日本的宗教政策，但是盟总却建立了一个基督教委员会来决定日本人在宗教问题上该如何表态，这明显违反了宗教自由原则――而这恰恰是美国整体对日政策的基点。由于美国对日本宗教政策的强迫性，以及日本神道教、佛教思想的影响依旧深刻，美国对日本基督教化的攻势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第三，培育日本人的亲美倾向。美国对日本民主化教育改革的实质是在日本复制美国的教育体系，与此同时积极传播美国式的民主观念、生活方式，将日本美国化。在一份备忘录中，艾琳?R?多诺万（Eileen R. Donovan）声称盟军公民信息与教育局的职能除了在促进日本政府信息公开、向日本民众传达占领军当局政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职能是向日本传播美式生活方式，通过电影、话剧、杂志、书籍以及摄影展等方式来宣扬美国式民主。[38]美国的政策对日本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们纷纷向往美国，渴望亲身体验民主的氛围。如东京大学学生弗兰克?深泽（Frank Fukazawa）在致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信中说，他渴望到美国去体验民主，因为尽管日本的民主化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他渴望到美国去感受民主的氛围、学习什么是真正的民主。[39]美国在日本人心目中成为了“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山巅之城。 　　第四，美国在教育改革中受冷战因素影响而留下了重大失误，尤其在日本教科书问题上。为了策应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改弦易辙”，美国政府要求盟军放松对日本出版界的审查，并停止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反共风潮导致在教育界日本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者趁虚而入，借壳上市，教育界成为了日本右翼知识分子成长的温床。在右翼分子的唆使下，日本教育界开始回归中央集权路线。尤其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右翼知识分子极为活跃，教科书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成为影响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

　　而从当时教育改革的大背景来看，美国对日本的教育改革政策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冷战战略紧密相连。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造最初是为了培育日本人的民主观念，将处于东方专制传统制下的日本改造成为一个拥有西方民主理念的国家，但是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美国采取了以专制的手段培育民主的政策。美国对日本教育的改造又处在冷战爆发的国际环境下，因此对日本教育的改革又有深深的冷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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