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国学教育及其文化效应机制的当代借鉴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237?06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的研究”[1]。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成为众多学者乐于探讨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大多以教育学、历史学、文学为视域。在教育学视域中，有关西南联大的学术考察、史海钩沉式的回忆录较多，研究者对该校高等教育的综合成就及其有关原因的总结尤为突出，对学校文学社团和文学活动的研究亦较为透彻。相比之下，西南联大国学教育及其文化效应机制以及二者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

　　一、西南联大的国学教育及其精英教育模式

　　西南联大国学教育，亦即1937年至1946年期间该校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学术及其教育实践，其核心范畴在于学校对古代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这种对国学的狭义化界定，事实上与西南联大的学科建制不谋而合。众所周知，西南联大在融汇中西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较为合理的学科建制：文学院包括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系和哲学心理系，成为展示国学教育的主体院系。除此之外，学校的师范学院内设国文系，其师资力量亦多来源于文学院。如此，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成为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具体内容，而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国文诸系，综合构成了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主要承担者。

　　作为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成就最为显著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培育了诺贝尔学者，而且表现为卓越超凡的国学成就。以硕士生培养为例，西南联大期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部的任继愈、杨志玖、王玉哲、魏明经，语言部的马学良、周法高、高华年，中国文学部的禄钦立、阴法鲁、王叔岷、王达津、李孝定、王利器；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类的王瑶，历史类的王?、欧阳琛，哲学类的张遂五、王浩等 等，后来都是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家。据研究：“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院士时选了81个院士，西南联合大学大概有27个人，差不多占三分之一。1955年搞学部委员时，选了大概430多个学部委员，西南联合大学约占了200多个，就是差不多将近一半人出身于西南联合大学。”[2]在这些院士和学部委员当中，其中不乏享誉盛名的国学大师。这充分证明该校在促进国学研究、延续国学命脉、培育国学人才等方面，客观上起着不可估量的典范作用。

　　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典范价值，实际上根源于那个特殊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

　　这种精英教育模式，首先表现为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有限的学生数量。西南联大师资力量非常强大，学生数量却很少，教师与学生匹配的比例远远大于当代高校，教育投入特别多，教学效果自然明显。据笔者考察，联大八年，中文系老师多达数十人，毕业生总数却少于百人。而无论是西南联大的三校前身还是其本身，其国学师资实可谓举世罕俦。联大成立之前，国学大师们早已云集京师，文史哲专业领域的学者大多师出名门，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高校，事实上汇集了全国最强的国学力量。以北大为例，该校国学大师有刘师培、黄侃、吴梅、朱希祖、陈汉章、陈垣、胡适、梁漱溟、熊十力等。考察1937年之前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吴宓等著名国学大师。1937年之前的南开大学，同样有蒋廷黻、汤用彤等著名学者任教于其中。这是联大国学教育得以积极开展并且产生巨大效应的历史渊源。当然，合并之后的西南联大，基本上继承了三校的师资力量。不仅如此，学校领导深知著名教授对于大学的重要意义，于是不遗余力地从各方聘请名师来昆明任教，使联大成为“囤集教授”之所，王力、刘文典、雷海宗、汤用彤、冯友兰等国学大师都长期在这里传道解惑。这是西南联大国学教育得以成功的前提条件。

　　这种精英教育模式，其次表现为课程设置和安排方面对国学教育的倾斜。以联大中文系为例，学校不仅为本科生开设众多涵盖语言、文学这两大类学科以及其中诸小学科的必修课、选修课，而且提供《中国文学专书》、《中国语言文字学专书》两种系列“选读”必修课程：前者囊括对《论语》《孟子》《诗经》《左传》《三国志》《后汉书》《水经注》《史通》《乐府诗》《韩愈文》等经典作品的选读，后者则以《说文》《广韵》为选读内容。为了弥补学生在中学阶段对国文训练的不足，为进入大学作预备，中文系另开设所谓先修班，聘请专门教师讲授《国文》必修课程。以师范学院国文系为例，学校除了开设常规必修课程，同样设置有《中国文学专书》系列“选读”必修课程，涵括《论语》《诗经》《左传》《后汉书》《水经注》《韩愈文》等经典作品，又特意开设《训诂学》《传记文学》《中国小说史》等选修课程。从宏观上看，联大中文系的国学相关课程占据了全部课程数五分之四余。教授们对文学和语言核心知识的系统讲解与精心传授，特别是对宋前重要文献的专书选读，非常有利于国学人才的培育。这充分证明了西南联大在教育理念和办学机制方面的远见卓识。

　　这种精英教育模式，还表现为传道授业与学术实践和创作实践紧密结合。在这所著名学府里，学校规定由两位著名专家指导一篇本科毕业论文的工作制度，特别是严格要求学者在学术选题和论文撰写这两个层面予以细致指导，同样有利于国学人才的积极培育。从中文系历届毕业论文题目看，国学教育效果十分明显。自1938年至1945年，中文系毕业生总数77人，其中以古典诗、词作为论文选题者30人，以古代散文、辞赋作为选题者12人，以古代语言、文字作为选题者7人，以古代文体、文学史、文学批评作为选题者6人，以古代小说为选题者5人。综上，中文系以古典文学作为选题范围者60人，其余学生则偏向于当代方言研究。总体而言，大部分古典文学题目聚焦于唐前诗文研究，往往涉及到多种文体，关注多种学术命题。这种情况正是联大国学教育的积极效应所致。事实上，从中文系毕业的赵仲邑、逯钦立、阴法鲁、范宁、王瑶等人，后来都成为了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翘楚。与学术实践相关，学校又为中文系、国文系本科生设置日常导师，主要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和写作文章，特别是开设《各体文习作》（必修课，包括文言、语体两种），“堂上习作与堂下习作相间行之，俾深思与敏速各得发展”[3]（11），可谓有效地夯实了国学教育成果。 　　客观地讲，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典范性，还表现在其它多种层面。譬如，依据学生的兴趣和爱好，积极培育国学优秀人才，既不搞思想和制度僵化，又杜绝教育行政化，亦可谓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重要经验。西南联大教授普遍认为：“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4]（113）这里，追求自由之思想，践行独立之精神，不仅令当代教授们艳羡，而且足以启发高等教育体制。至于科学的教育理念，特殊的时代风尚，健康的学术环境，积极的教学态度和方法等，同样不失为当代文科教育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二、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文化效应机制

　　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成功，客观上造就了难以估量的文化影响力。这种文化影响力不仅辐射着东亚乃至全球文明，而且泽被后世杏坛。最为典型的例证是，被称作国学大师的现当代著名学者、为数不少的学界精英及其弟子们，抑或为该校培养了国学师资，抑或任职于该校相关院系，抑或曾经就读于该校，抑或与该校形成某种直接、间接的学术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学产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嗣，中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综合实力以及世界影响力，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等，大都离不开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历史功绩和典范价值。

　　一般来说，高等教育的文化效应归结于人才效应。考察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文化效应机制，其生成根基在于名家因素，名家效应则根源于学者们的学术影响力，具体表现为国学大师及其学术著作，同时不排除对未来国学人才的精心培育。联大校长梅贻琦强调：“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4]（11）这是那个时代高等教育管理者的共识。早在1937年之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就非常重视聘请国学大师。譬如，北大校长蔡元培积极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由此延请或吸引许多大师级学者加入学术方阵。非常难得的是，北大校方总是想方设法为著名学者提供有利于教学、科研、生活的种种便利条件。以北大哲学系学者为例。作为著名的哲学家，一代儒学大师，梁漱溟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又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1917年至1924年，梁漱溟接受蔡元培邀请，受聘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后晋升为教授。1919年，梁氏《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年又添讲佛教唯识学，其讲稿《唯识述义》第一册由北大出版。1921年，梁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阐发“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 力[5]（319?320）。1923年，梁氏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大力传播儒学。无论是致力于哲学研究，还是在教书育人方面，梁漱溟都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奉献了毕生精力，其著名弟子有陈云君、黄艮庸、王德宗、蔡明五等。又以北大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为例。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蔡元培聘请熊十力为北大特约讲师，以代替拟抽身办学的梁漱溟，主讲唯识学。翌年，熊氏印刷《唯识学概论》讲义，又草创《新唯识论》。1924年，熊氏离开北大，翌年仍返北大任教。1926年，熊氏《因明大疏删注》先由北大印成讲义本，后由上海商务出版发行，其第二种《唯识学概论》亦由北大印出，成为他由佛归儒、自创新论的一个里程碑[6]（295?296）。1927年，北大出版熊氏《佛家名相通释》。是年，熊氏因病再次离开北大，直至1937年又返校任教。熊氏在北大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最终成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北大期间，熊氏曾要求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其弟子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著名哲学家。“熊学”影响之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学者们推崇至极，研究者遍及海内外。

　　1937年至1946年，清华、北大以及南开的部分国学大师任职于西南联大，他们为该校的国学教育添砖加瓦，最大程度地扩充和提升了这所大学的文化影响力。以联大中文系学者为例。作为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曾师从清华国学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导师。在清华大学期间，他主要研究汉语音韵学，撰有《中国音韵学》、《中国文法学初探》。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氏转而任教于西南联大，主要讲授中国文法研究和语言学概要。1939年，王力把研究成果印成讲义《中国现代语法》，后分成《中国现代语法》（1943）和《中国语法理论》（1944），由商务书局正式出版[7]（17）。他还先后撰写和发表《古音分部异同考》（1937）、《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中国语文概论》（1939）、《字史》（1945）等论著。在治学方面，王力涉猎音韵、训诂、词汇、语法、诗律等，证古论今，融会贯通，博大与精深兼而有之。他毕生从事汉语和语言学研究，从教五十余年，培养了郭锡良、唐作藩、马汉麟等著名语言学家。又以现代中国杰出的文史大师刘文典为例。刘氏曾在北京大学研究古典文学，师从国学泰斗章太炎，曾撰著《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校补》等，名望甚高。1938年至1943年，刘氏转而任教于西南联大，遂为学生开设“《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飞卿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近十门课 程[8]（233），以其怪逸横出之才和风流余韵，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影响着数代学人。联大期间，刘氏的学术研究计划是，“始则整理旧稿，就《庄子》一书与日本之武内义雄、狩野直喜交战，幸胜过之；继则在《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前人竞争”，又“拟治《佛国记》”[9]（839），曾出版《三余札记》第三、四卷（1938），其著名弟子有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王叔武等。 　　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文化效应机制，其生成关键在于国学大师们的多重文化性格。譬如，前述梁漱溟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王力既是语言学家，又是教育家和翻译家。最为典型例证是，联大破格聘请非常年轻的文学家钱钟书任职外文系教授，又聘请惹来种种非议的新文学著名作家沈从文任职中文系教授，而两位学者的国学功底实际上非同一般，由此凸显出教育体制之于办学机制的积极作用。一般来说，如同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梁启超一样，西南联大的国学大师们既是学术名家，同时又是各体文学创作者，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学者甚而是充满激情的政治活动家，他们身兼数职，任教于多所大学，为追求自由意志而独立特行，又因为师承关联而同声共气、相互援引，往往成为文界名宿，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前述王力、刘文典两位学者一样，不少国学大师还拥有留学抑或西学背景，他们的学术研究不仅横跨不同学科领域，密切关注前沿，而且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往往蜚声海外。以联大哲学系学者为例。汤用彤是清华学堂留美学生，哈佛大学哲学硕士，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1938年至1945年，汤氏历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期间，他讲授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以一人之才力开设世界三大哲学传统的课程，发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王弼大衍义略释》《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王弼圣人有情义》《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隋唐佛教之特点》等系列论文[10]（677?679），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影响。1940年，汤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研究哲学类一等奖；1945年，其《印度哲学史略》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就国学学术而言，“研究佛教史而卓然成家者，舍汤用彤先生之外，当难再觅第二人”[11]（2），就国学教育而言，汤氏得意门生有向达、任继愈、王明等，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贡献。又以哲学家冯友兰为例。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为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构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氏就讲授中国哲学史，已先后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代表着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1938年至1946年，冯氏历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课程，期间撰写“贞元六书”，亦即《新理学》（1939年出版）、《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等，力求会通中西，对传统思想作继往开来的工作，展示“新理学”理论体系，著作出版之后，“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以及私人谈话、发表的评论异常之多，引起国内思想界许多批评、讨论、思考，使他成为抗战中，中国影响最大、声名最大的哲学家”[12]（33）。冯氏著名弟子有楼宇烈、涂又光、陈来等，均为哲学界大师级人物。

　　当然，考察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文化效应，其生成机制还表现为特殊时代环境下某种教育模式的典范意义，其中包括校方培育国学人才的社会效应，兹不赘述。从根本上讲，无论是精英教育模式下的名家效应，还是针对国学优秀人才的积极培养，其中关键之处在于夯实学术基础，而学术基础的立足点，恰恰在于对传统国学及其相关学科的高度重视。不可否认的是，积极借鉴西南联大国学教育传统和经验，非常有利于弘扬中华学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真正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乃至文化强国，积极实践文化体制改革贡献出重要力量。

　　三、西南联大国学教育及其文化效应机制的当代借鉴

　　章太炎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13]事实上，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作为中华民族血脉和人们精神家园的国学，仍然不失为数千年华夏文化的精髓，它对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具有非常明显的现实意义。在国学地位日益边缘化的今天，西南联大国学教育模式及其文化效应机制，必然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提供足资启发和借鉴的宝贵经验。

　　与国学教育的内涵和延展直接相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有：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文化走出去较为薄弱，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等等。基于上述种种，2011年10月18日，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认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之目的，在于“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14]。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包括国学研究、教育以及传播者在内的高等教育工作者需要迫切去做的工作依然很多：

　　其一，有必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具体表现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引导人民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等。其二，有必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具体表现为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等。其三，有必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这具体表现为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等。其四，有必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具体表现为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等。其五，有必要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这具体表现为继续实施“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和文化名家工程，建立重大文化项目首席专家制度，造就一批人民喜爱、有国际影响的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自觉”[15]。检读《决定》，可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认清文化发展规律和主动引领先进文化进路，在社会现代化境遇中，是我们党当仁不让的文化自觉，也是我们党对民族文化复兴的责任担当”[16]。根据上述五种工作内容，足见党中央并未忽视国学教育传统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高校曾经纷纷提倡国学。譬如，1984年，深圳大学创立国学研究所；199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招收博士研究生；2001年，武汉大学创立国学试验班，2007年增列国学专业博士点，下设经学研究、子学研究、史部典籍研究、集部研究、佛教与道教研究五个研究方向；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课程包括国学基础知识、国学精神意蕴、国学治学方法。诸如此类，客观上证明了党中央及其领导之下的部分综合性大学的非凡识见。

　　尽管如此，因为高等教育体制的固有弊端，当代大学国学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在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背景下，文科教育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术人才，通常不如理工专业受到青睐，国家对文科建设的基金投入远远少于自然科学。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当代大学对国学教育的实际投入还远远不够。譬如，从课程设置上看：国学师资力量日趋贫乏，《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中国语言文字学专书选读》两种系列必修课程已在当代大学中文系中绝迹；在商品经济大环境下，高等教育已经受到市场利益的严重腐蚀，不少大学的文学院、中文系一方面比较轻视国学教育传统，另一方面则盲目开设有利于就业的新兴课程；高等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更是一再压缩与国学教育相关的课程门数和课时量，甚至连《中国文学史》这门中文系主干课程也不放过。不仅如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高等教育表面上繁荣与其不称人意的质量并不相称，教育机制和教育模式有待改善，教育发展面临诸多实际问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怨声载道。

　　不可否认，我国现代化建设一方面有必要以经济为中心，文化结构则必须能够预见经济结构的发展趋势，并且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亦有必要大力学习、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西南联大的国学教育模式及其效应机制，事实上已很难在当代高等教育体制下被复制出来。但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更需要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模式、中国的方法来挖掘、培育和构筑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力量。在重振中华民族文化雄风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也需要从主体上达到自身的文化自觉。这里，政府与文化单位间的责权需要清理，文化服务于大众的公益性与文化产业经营性的关系需要理顺。如果说文化复兴是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后标志，那么我们现在急需解决的事情，是积极建立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最终让中国文化血脉得以科学而又合理地延续。

　　国学正是民族文化血液的历史流淌，国学教育事关民族文化灵魂的现代传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里，积极借鉴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精英模式和效应机制，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真正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或许还可以提高国人文化素质和文明素养，增强我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让中国真正实现文化意义上的现代化。更为具体地讲，在高等教育的当代实践中，现代新兴学科虽然引领时代风尚，却因为学科理论基础源自于西方社会、学术话语权缺失、人才后劲不足等等而难以为继，学科发展总是在仿效他者的亦步亦趋之中踌躇不前。如此结合前述，对于与国学教育相关的传统学科，高等教育经费和时间宜应投入更多，师资人才宜应专业化、系统化特别是大师化，课程资源应该做到合理配置而有所侧重，高校去行政化同样是大势所趋。要之，联大国学教育模式及其文化效应机制，无疑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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