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学东渐”与近代新教育的萌芽

　　一、“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

　　“西学东渐”早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的两百多年前便已经开始。例如，早在万历十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除了带来大量传教所需的神学书籍以外，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与徐光启一起翻译的《几何原本》，第一次将欧几里德的先进数学理论传到中国。他同时编写了《万国舆图》，首次将世界五大洲的的相关学说介绍给了当时的中国人民。

　　除了利玛窦以外，还有一些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所撰写的《职方纪略》，便是中国最早的较为详尽的世界地理图书；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远镜说》，向中国人介绍了近代的光学理论；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人和中国学者合作完成的《康熙皇舆图》，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四十万分之一的全国地图。虽然传教士编写这些图书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好感，以方便他们传教活动的开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图书也将西方近代的一些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传播到了中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虽然到康熙末年的时候，清政府下令禁止了西方的传教活动，传教士的来华数量也因此大大减少，“西学东渐”步入低潮期。

　　但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可以在中自由传教的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已经与过去的大不相同，他们在条约的保护之下，在中国欺压百姓，为国家搜集情报，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传教的过程中，大肆传播崇洋媚外的思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大部分沦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侵略色彩。

　　二、“西学”的进一步传播

　　这些传教士在从事传教事业的同时，还开办了教会学校、医院，翻译出版了大量书籍，创办了报刊杂志。在这些活动中，也传播了“西学”。

　　对西学传播所起作用最大的，除了教会学校所开设的新学科之外，便是翻译出版活动。1887年，外国在华所设最大出版机构，由英国传教士威廉臣创办于上海，初名“同问书馆”，1892年更名为“广学会”。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较为全面的介绍了十九世纪的欧美发展历史，是近代中国人了解西方历史的重要书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广学会”主持工作期间，公翻译出版过一百多种书籍，对西学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89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编译出版了《中东战纪本末》，该书汇集了大量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报道，内容触目惊心，使当时的中国人对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起到了警醒作用。这些书籍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上传播了先进的近代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除此之外，北京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也对新书籍的出版和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文馆在三十多年间共翻译出版了两百多部著作，内容涉及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历史和法律方方面面。

　　江南制造局翻译管则翻译出版了大量关于军事、工程的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书籍。至1880年已译出156种，出版98种，发行三万多本，到二十世纪初已出版178种。比较著名的有《中西记闻》，他是一种专门介绍国外时事政治的读本，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新教育的萌芽

　　我国的新型学校，就是在这种“西学”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创建的，等到洋务运动时期，国内兴起了一股创办新式学校的热潮，相继建立一些外国语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外国语学校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工业技术学校有：上海机器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广东实学馆、上海电报学堂、湖北矿物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等。军事学校有：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

　　这些学校都开设了一些新学科，其中有数学、物理、化学、机器制造、航海测算、天文、地质、矿务、外语、国际法、外国史地等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是中国新教育的萌芽，到戊戌维新变法之后，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这便是我国的第一个新学制――壬寅学制，这个学制虽然没有实行，但却为以后学制的制定提供了蓝本。1903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也就是制癸卯学制。至此新教育从体制上已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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