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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01-13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教育理论
老师介绍了该校近几年的高考情况、高考成绩与年级排名的情况，提出了关于选读文科班还是理科班的建议：如果文理科排名差异明显，比如说相差100名以上，建议选择排名靠前的；如果文理科排名很接近，比如说在30名以内，建议结合孩子学习习惯及学习潜力来考虑。最后强调，该建议只是针对考上大学的机率而言，如果考虑到孩子将来的就业及发展前景，那么最好结合国家的五年、十年发展纲要以及孩子的兴趣爱好、家族资源等因素综合考虑。面临分班选择的是我的侄女，因为她父母认为我是教师，关于学习方面的事肯定懂得多，让我去开会，可以更好地了解情况，从而帮忙做出正确的决定。我知道，这个决定关系重大，可能会对孩子的一生都有影响，所以，我最终也没敢替孩子的父母做主，更不敢擅自为孩子选择！这件事，让我想了很多———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怎样走，才会让青春无悔、让人生少些遗憾？
一、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
近年来，“职业规划”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很高，尤其是在大中专学生毕业或入学之际。作为眼下这些青年人父母的那一代人，基本上是我的同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那时，人们的上学就业，根本与“职业规划”无缘，当然那时的人也就无从知道“职业规划”为何物！
就拿我来说，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我的记忆中，中学毕业的哥哥、姐姐，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到农村去———或上山下乡，或回乡。“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那时，刚上小学的我，看他们身背背包、肩挎“为人民服务”的挎包和“广阔天地炼红心”的草帽、胸前戴着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和亲人的嘱托声中热泪盈眶地离去，对他们从此可以过上随心所欲地吃花生、水果、向日葵的日子羡慕不已。送走哥哥姐姐，我们就开始喜滋滋地憧憬他们将会带回的农村土特产，而对父母的愁眉不展、抹泪叹息，我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理解为依依不舍。
我1972年上小学，五年制小学，1977年小学毕业升初中。记得升入初中没多久，一天进校时，看到我所在中学大门口原来张贴“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标语的地方变成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大标语。看着老师、家长、哥哥姐姐们兴奋的表情，知道是大中专学校恢复招生考试了！这样一来，中学毕业生多了一条出路：继续升学！———考取大中专学校的继续升学，没考取的原则上还是要下乡。然而事情的发展比人们预计的好很多，虽然不能继续升学的按政策还是要下乡，但相关部门执行起来却没有那么严格了。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不少就是粮户关系迁下农村去，人却在城里复习准备参加来年大中专升学考试的。没过多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被取消了！
刚恢复高考那几年，国家考虑到知青的特殊情况，放宽了高考年龄，一时间，上到三十多岁的“老三届”毕业生，下至十几岁的应届毕业生都在为高考拼搏，举国上下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那时，连续三年、四年参加高考的人不在少数！
我经过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的学习，于1983年迈入到高考大军行列。我考大学时，已经实施全国统一高考，且文理科不同卷考试。这样，在高中阶段也存在选读文科班还是理科班的问题。我属于那种全面发展的人，各科成绩比较均衡，包括体育成绩都很好。我自己更喜欢文科，虽然我喜欢数学，可对历史也很感兴趣，况且自以为读文科可以名正言顺地看小说。在班主任宣布要实施分班教学时，我没咨询任何人，自作主张地选报了文科班。记得交分班报名表那天，下午临放学我才把表格交上去，晚自习前班主任就找我谈话了。他说：“你看那些报文科班的，都是学理科很吃力的人。你理科又不是学不走，为什么要选文科班呢？……”父母知道后，也力劝我报理科，还列举了身边的无数事例，说明学理科的相对单纯和学文科如何容易招惹政治是非。
那个年代，资讯手段很落后，信息渠道主要是报纸、广播。当时关于困境下成材的报导很多，尤以数学方面的为甚，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我的影响最大。记得当时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最终，我选择了理科班；填高考志愿时，我选择了数学系。我的同龄人中，考上大学的很少，因为那时的大学录取率很低，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虽然考大学不容易，可毕竟人生多了一种选择。我时常在想，如果不是因为国家恢复了高考政策，那么我除了加入“上山下乡”的行列，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二、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
说到“职业规划”,很多人觉得高不可攀，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凡是涉及到“规划”的都是“宏伟蓝图”,都“不是一般人做得了的！”我在职业学校教书，教的学科属于文化课范畴，每年都要与一年级新生打交道。我所在的学院，每年新生报到后，都要经过学前教育和国防教育这两个环节才步入正常教学的环节。国防教育就是通常所说的军训；而学前教育，除了向学生介绍学校的过去、现在、未来，更主要地就是进行职业意识教育，让他们清楚自己来学校的目的。
尽管我所面对的，是经过了“新生入学教育”阶段的学生，可每次，在每届学生的最初那几堂课上，我还是能明显地感觉到有一部分学生在组织纪律性和学习积极性方面的欠缺。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不高，钻研、探索精神就更别提了。用我们有的老师的话说就是：就像碗里的鱼，拨一下，动一下，不拨就不动；更有甚者，拨了都不动。究其原因，老师们都一致认为主要是生源素质问题，不少老教师发出了“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源，那可真是不能比啊”的感慨！话说回来，这也反映出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包分配，学生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工作，论文格式进校前目标就很是很明确的———将来毕业了，你不想干那份工作都不行，你根本是“别无选择”!那个年代，毕业不服从分配叫“抗战”,而“抗战”的结果就是“黑人黑户”,连吃饭都成问题更别说就业，所以一般人不是万不得已不敢轻易而为之！
现在选择职业学校的学生中，不乏“高中毕业没考上理想的学校”、“考不上普通高中，年纪小，在社会上怕混废了”、“经济困难，就算读了高中考上大学，家里也供不起”等原因被动选择而来的人，他们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想法，当然也就无从说什么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了！如果真正问过自己“我是谁”、“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我需要采取什么保证措施”等问题的人，那么在课堂上的表现肯定会是另一番景象！回过头来说生源质量的问题。不可否认，生源质量下降，这是全国大中专学校所有老师都公认的事实。随着高校的逐年扩招，上大学的门槛已低得不能再低，大学之下的中职学校，生源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是不是就因为生源质量差就放任不管、听之任之呢？当然不是！
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自卑，不少人还自诩为失败者，但无论他们是因为何种原因走入职校，我相信他们都曾有过美好的理想。我们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帮助他们树立信心、确定目标、采取行动，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怎么做呢？职业教育的宗旨，就是“让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所以我们在教授学生技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灌输给他们职业理想。人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学习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很羡慕有的人学业一帆风顺，一路从小学读到博士。之后呢？
他也要生活。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说白了都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我们在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的同时为社会创造财富。“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听起来有点过时，可事实的确如此。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管是“夏天卖冰棍、冬天卖烤白薯”,还是“随处看看有没有可捡拾的垃圾”,只要干得开心，活得坦然，过得踏实。走自己想走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只要我们能面对现实、不断调整目标和措施，就能一步一步地向理想迈进！
三、个人成长与职业规划
我国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就是在孩子周岁时举行的一个仪式：抓周。可以说，这是父母灌输给孩子的第一个职业意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由父母和孩子共同完成的人生中的第一次“职业规划”.虽然“抓周”的是孩子，可孩子能抓到的物品却是父母用心选择过的。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不止一次地被问过“你长大了要……”或“你的理想是……”,也千百次地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尽管答案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会不尽相同。
记得在作文中，我写得最多的是“我的理想是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理想是医生———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我之所以写这两种职业，并不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什么崇高的志向和远大的理想，而是因为与我平时生活密切相关的就是这两种职业的人，无非是写起来得心应手、能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作文而已。我们每个人，从“想成为……”到“成为……”,这其间的关系，就好比“做梦”与“圆梦”,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梦想成真”———“梦想成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要“如愿以偿”,个人努力是关键，但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不久前我在《都市时报》上看到的一篇访谈，我认为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今年教师节当天的《都市时报》，用了整整三个版面，刊登了《总编访谈录》的第一篇专访《罗崇敏：享受卸任后的孤独》，以及一篇关于罗崇敏的报道：《卸任厅官罗崇敏：60岁新的人生刚刚开始》。在对话开始前，有一段简介：人物简介罗崇敏，云南江川人，生于1952年，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一生做过知青、赤脚医生、工人、炊事员、公职人员。30岁拿起初中课本、54岁获经济学博士。他热衷改革，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转而搞起了教育改革研究，率先在全国提出“三生教育”、基本普及13年教育、价值主义教育等教育理念。被媒体誉为中国改革派官员、奇官、奇人。在《卸任厅官罗崇敏：60岁新的人生刚刚开始》中，有这样几段：如果把罗崇敏比作运动员的话，他就是一个全能型选手。知青、赤脚医生、化肥厂工人、学校炊事员、国家公职人员……1972年，20岁的罗崇敏进入江川县化肥厂工作，从知青变成了工人。在那里，他掌握了钳工、车工、锻工、机修工、汽修工、电工、无线电工等工种的17门技术，这些都是他主动找其他师傅学的。
1981年，江川县化肥厂倒闭，罗崇敏被调入江川一中任炊事员。主要工作成了做饭、敲钟、刻蜡板纸，他感到失落极了。当时已经30岁的他又重新拿起课本，从双补开始，先后拿下了三个专科、两个本科文凭，又读了硕士和博士。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学习，最终“学而优则仕”.在《总编访谈录》题为《罗崇敏：享受卸任后的孤独》中有这样几段，在此我也照搬一下：周智琛（都市时报社社长、总编辑）：您年轻的时候是否就有某种抱负，想要从政，想要得到，想要站到一种很高的高度，甚至是当个高官什么的？
罗崇敏：没有想到，也没有这种抱负。所以我现在也比较反对在中小学里搞什么人生规划教育，包括大学里搞。怎么会规划呢，你规划得出来吗？这个实话实说，我每一个阶段都有我自己的追求。知青年代我的追求就是能够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为贫下中农服务。我还有个追求，就是自学成为一个中医。
周智琛：那您后来的追求又是什么呢？罗崇敏：在化肥厂我的追求是多学技术，有一天能够当上生产调度员和车间主任。多一些技术，可以做很多事情。到了江川一中煮饭，我发现师傅和工厂的师傅不同，化肥厂的师傅是很有尊严的，在学校地位不同，只是个炊事员，那时我的追求就是当个老师。我一定要自学，所以我30岁拿起初中课本，一直学到54岁，拿到了博士文凭，我的追求就是当一个老师。周智琛：您当时的追求是当老师，为何后来又进了政府？
罗崇敏：最开始是在政府做秘书，当时还是很兴奋，37岁时。县里要在工人里面选一些人去考试，到玉溪市委党校学习，毕业后做党校教员。虽然我是炊事员，但我受到了地区、省上的表彰，这是很不容易的，人家就推荐我去考试，结果拿了第二名。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拿到了3个专科文凭，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秘书专业专科文凭。读书真的很辛苦，当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离家只有30多公里，一个学期只回家一次。
市委党校毕业后，党校希望我留下工作，任个副科，而且承诺保送我去重庆读研究生。这个时候，县委组织部来人要调我回江川。我只能服从组织，回到江川进了县委党校。但因学过秘书专业，很快又被调到县政府做县长秘书。做领导的秘书，升迁当然也是很快的。“周智琛：以您的抱负、能力、能量，您会不会觉得做到一个厅官会有遗憾？如果能做到更高的位置，是不是可以实现更多的抱负？
罗崇敏：在中国，在官本位观念非常浓烈的时代做官，我不赞同孙中山说的”不要想做大官，要想做大事“.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做更大的官，就可以做更大的事啊！做这些事不是为个人，是为人类、为国家、为民众。能当更大的官何乐而不为呢？那么，我官没有做大，我把事还是做大了，这点我感到很欣慰，没什么遗憾的。官做得大不大，不是个人想的，是各方面条件的产物。你的事做得大不大，只要组织给你这个条件，群众赋予你这个权力，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
周智琛：您的开放姿态让人欣赏，我们乐见您这样的采访对象。到今天，您卸任已满半月，这不仅是一种结束，更是一种开始，肯定有很多体悟。之前您说不想进政协、人大，现在从厅长变成省政府参事，应该也算是得偿所愿吧？罗崇敏：根据体制要求以及我的年龄限定，我必须在60岁时卸任。我认为，人的幸福不取决于权力或财富的占有，而是取决于他的心态及智慧、价值的释放。尽管我不在领导岗位，实际上我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潜能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渠道释放出来。
好多领导干部离开权力中心以后，心理上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样也导致人的健康发生变化。就我来说，我没有遇到挑战，我自认为我的内心是坚强的，心态健康，我所做的一切也无愧于我的岗位和人生。所以我照样快乐地生活，继续释放潜能。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通过上面的摘录，我想说，一个人，如果能明白”人的幸福不取决于权力或财富的占有，而是取决于他的心态及智慧、价值的释放“,就能有”尽管我不在领导岗位，实际上我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潜能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渠道释放出来“,”所以我照样快乐地生活“的健康心态。可见，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做什么，只要脚踏实地，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就能在”奉献社会“的同时”成就自己“.”人生无法预测“,但”道路可选择“;我们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但只要走好人生中的每一步；虽然”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但只要我们朝着理想迈进！听从内心的召唤，成为”自己想成为“而不是”别人希望我成为“的人，让”人生无悔“,我认为就是最好的职业规划！[论文网 LunWen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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