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 ——近代学者对儒学精神实质的体

摘　要：“内圣外王”是近代学者梁启超、张东荪、冯友兰和熊十力对儒家精神实质的把握和体认。他们正是从不同的思想层面将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概括为“内圣外王”，并分别做了鞭辟入里的精彩解释和演绎，对后世儒学的研究影响极大。本文通过对他们四人的代表著作和主要见解做一简要梳理和剖析，从而说明他们是如何经由一种实践哲学的方式和理路来探讨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

关键词：内圣外王；梁启超；张东荪；冯友兰；熊十力

　  虽然从孔子创立儒学起，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特征和最高理想的儒家思想历经千年而不息，绵延不绝，遂成为中国传统中一个重要的思想传统。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虽然北宋理学家二程开风气之先，最早将儒家学说概括为“内圣外王之学”，然而汉宋诸儒却很少将儒家学说明确地称之为“内圣外王”。只是到了近代，当学者们开始反思儒家学说的思想本质时，才较为明确地将之概括为“内圣外王”。正如张岱年所认为的那样，“先秦儒家孔孟荀并未提出”内圣外王“的观念，汉宋儒者亦很少谈到所谓‘内圣外王’，这不是偶然，必有其故。……只有到了近代，熊十力、冯友兰才强调了‘内圣外王’，台湾新儒家又大肆鼓吹内圣外王，这是与前儒不同的。”[1](P422)

一、梁启超的《儒家哲学》
　　在近代学者中，梁启超可能是最早也是最明确地以“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的学者了。他在《儒家哲学》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的学问与其说是关于知识的学问，不如说是关于行为的学问。梁启超认为，《庄子》的“内圣外王”不过是《论语》“修己安人”一语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因为“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2](P101)具体而言，所谓“修己以安人”，就是将外王的学问纳入内圣之中，一切以各人自身的人格修为为出发点。即首先专注于如何养成健全人格，“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2](P101)他并且认为，儒家“内圣外王”的具体条理内容在《大学》上有精辟的概括。因为《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而《大学》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
     在梁启超看来，儒家哲学实应以“儒家道术”来表述才更为完整和准确。因为儒家哲学，不但讲道，讲道之本身，还要讲术，讲如何去做；一面教人应该做什么，一方面还要教人如何去做。若借用西方的语言，即不但要讲What，更要讲How。因此，他以为，就内圣方面而言，比如性善恶问题，属于讨论人性本质的，是偏于道的；如知行分合问题，属于讨论修养下手功夫的，是偏于术的。但讨论性善恶，目的在教人如何止于至善以去其恶，是道不离术；而讨论知行，目的在教人从知入手或从行入手以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是术不离道。而在外王方面，比如说“民德归厚”是道；用“慎终追远”的方法造成他便是术。“政者正也”是道，用“子帅以正”的方法造成他便是术。“平天下”、“天下国家可均”是道；用“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的“挈矩”方法造成他便是术。如此道术交修，即是所谓的“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儒家的全部体用，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实在不过如此。[2](P103)
　　因此，梁启超认为，儒家哲学，儒家道术，“不独讲正心修身，还要讲治国平天下”。[2](P102)也就是说，不但要讲内圣，还要讲外王，必须将此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认识到儒学的真面目。在他看来，儒家所谓内圣，可以把今天所谓的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包括在内；而儒家所谓外王，亦可以把今天所谓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都包括在内。总而言之，他认为“儒家的特色，不专在知识，最要在力行，在实践”。[2](P118)换言之，在梁启超看来，儒学之所以为儒学，其道术最根本之处即在于《庄子》所说的“内圣外王”，而其特色主要不在知识上，而在实践——在道德实践和政治事功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儒家哲学，其特色，其专长，主要不在理论哲学，而在实践哲学上。
　　尽管在我们看来，梁启超关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及内圣与外王二者的内在关系的论述上并无太多的新意，并没有脱离《大学》“三纲八目”的理路。但他很早就能通过一种实践哲学的理路来看待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并在中西思想比较的层面上给予说明，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确独具只眼，具有相当的开创性。
    
二、张东荪的《思想与社会》
　　与梁启超的看法相近的是，张东荪在《思想与社会》（1943年）一书中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认为，至少就《论》、《孟》、《大学》和《中庸》这四书所表现的思想来看，可以说有一点是一贯的，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
　　张东荪认为，儒家学说的特点是将“学”与“修”统一起来，“把自己的变化气质与对外的济世利人合并为一件事；把纯粹研究的辨理析物与躬行实践的敦品励行又合并为一件事。”[3](P119)也就是说，在儒家那里，自始至终都没有走知识论的路向，并没有将“知”与“行”割裂开，也没有将知识与道德割裂开来，故儒家并没有西方那样纯粹的知识学和理论的伦理学。恰恰相反，张东荪认为“儒家的特点却在认知识就是修养，自修就是济人，内外是合成一片的。”[3](P120)因此，儒家所谓的“学问”主要讲的就是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又与济世安民结合在一起，故“内圣外王”在儒家的学问那里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不仅如此，张东荪还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所讲的是一种有机整体的观念。在这种思想观念中，我们今天所谓的宇宙论、社会论、道德论和政治论乃是浑然连在一起的一个有机的系统，不能完全分开，亦没有分界。“中国是以一个宇宙论而紧连着就是一个社会论，这个社会论中包含公的方面是政治，私的方面是修养的道德。显然是以宇宙秩序比拟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决定个人地位。故中国人的修养论依然是具有政治性质的。”[4](P288)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思想那里，宇宙和社会、道德和政治从未被分离开来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而是认为，宇宙、社会和个人是有机的统一体，宇宙秩序就是社会秩序，宇宙是大社会，社会、个人亦是小宇宙，宇宙、社会和个人有一种同构关系。而且，中国传统思想还认为，就社会而言是政治的问题，就个人而言则是道德的问 题；于公的方面是政治，于私的方面是道德。所以中国并没有纯粹的伦理学，亦没有纯粹的政治学。道德与政治，伦理学与政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问那里始终是统一在一起的。
　　在张东荪看来，“这种把整个宇宙当作一个有机体之思想不仅是主张万物相关互倚一体共存且亦必是不分人事与物理。”[3](P146)故中国古代所谓的“知”既包括自然之知，亦包括了道德之知，实际上最主要指的乃是实践之知。于是在中国传统思想那里，“人事之理与物界之理乃变为一个理”，自然法则与道德规律遂合而为一。在张东荪看来，这种有机整体的观念导致以下三个特征，即“（一）根本上是一元论；（二）不立人事与物理之分别；（三）宇宙全体是一个有机的。”[3](P151)这三个特征决定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根本之处。尤其是把人事与物理相结合的观点更导致中国哲学并没有开出西方的形而上学、西方的伦理学和西方的自然科学这样的理论方向。如西方哲学总是以形而上学所讲的为根本原则，而以伦理学所讲的是其原则之应用，但在儒家看来，就没有原则与应用之分。故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那里，形而上学同时就是伦理学，并且形而上学的宇宙论亦同时就是物理学。因而，张东荪最终认为“严格说来，中国只有‘实践哲学’而无纯粹哲学，换言之，中国可算是没有形而上学，其故便在于此了。”[4](P288)
　　张东荪虽然对于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直接探讨的并不多，对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的也不多，但已经自觉地开始运用西方实践哲学的思想来分析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并比较其与西方哲学的同与异，从而说明中国传统思想的本质与特点，这在近代学者中还不多见，极富创见。
　　
三、冯友兰的《新原道》
　　冯友兰在《新原道》（1945年）一书中，将所有哲学分为三类：一类讲的是超越于普通的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上的哲学，这类哲学境界极高，专注于探讨形而上的哲学问题，遂与普通的公共的社会生活不相容，他名之为“出世间底哲学”；第二类哲学注重人伦日用，讲政治，说道德，但不讲最高境界，这种哲学不脱离普通的公共的社会生活，因而他名之为“世间底哲学”；最后一类哲学则综合前两家之长，是即世间而出世间，他名之为“超世间底哲学”。[5](P4-5)
    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特别是作为主流的儒家哲学就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因为中国哲学所求的最高境界，是超越人伦日用而又即在人伦日用之中，它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5](P6)也就是说，它是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因而避免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极对立，将高明与中庸、内与外、本与末、精与粗、体与用的对立真正统一起来。他认为，中国哲学所追求的这种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境界就是最高的天地境界，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圣人”。他认为圣人的境界就是超世间的，他虽然超世间但并不是离世间，因为他并不是高高在上，不问世务的。冯友兰认为，这种人格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5](P7)
　　因此，所谓“内圣外王”，就是对内成就极高的道德修养，而达至即世间而出世间、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对外则能够成就社会的政治事功。也就是说，圣人的人格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既圣且王，方才是真正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就是教人达到这种内圣外王人格的学问，所以“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派哪一家，都自以为是讲‘内圣外王之道’”。[5](P7)
    不仅如此，在冯友兰看来，儒学所讲的“内圣”和“外王”，所讲的“尽性至命”和“洒扫应对”，就是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既包含了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又包含了伦理学、政治学等各类实用之学；它既是一种理论哲学，又是一种实践哲学。它既在人伦日用之中又超越了人伦日用，因而是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有机统一。
　　虽然冯友兰对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未能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更多地将之视为一种由圣而王、圣则必王的圣王理想，但将“内圣外王”做为中国哲学——不独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并将“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评判的标准，这不能不说是冯友兰别出心裁、独树一帜的地方。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力图构建一个所谓“新理学”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冯友兰那里，他在某种程度上也觉察到了儒学的实践哲学路向，从而才较准确地把捉到了儒学“内圣外王”的精神实质。
　　
四、熊十力的《原儒》
　　与冯友兰不同的是，熊十力则明确地指出在中国思想那里，唯有儒家所讲的才是真正的内圣外王之道。他在1956年出版的《原儒》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孔子上承“泰古以来圣明之绪而集大成”，其所创之儒学实开“内圣外王一贯之鸿宗”。并认为，“孔子既发明《易》道，于是以其旧所习实用之学与《易》理相融会，而大倡内圣外王之道，此其学脉分明，可追索也。”[6](P21) 对于“内圣外王”的具体内涵，熊先生既用“成己成物”来概括，亦用“体用不二”来解释。
　　熊十力以为内圣即是成己，亦是成物。所谓圣者，乃“智仁勇诸德皆备之称”。成己成物就是成圣，也就是成就智仁勇诸德。熊十力以为儒家成圣之学之要义即在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他认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则知吾人与天地万物共为一体，则知穷理尽性至命本为一事，不可分割。儒家圣学根本要义即在于“由穷理而归本于尽性”，而又由尽性而归复其本命。[6](P22-23)熊先生认为，儒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之处，即在于儒家圣学由穷理而归本尽性至命，而并不是仅仅在于求取身外之理论。
     熊先生以为，“穷理尽性至命”乃儒家内圣之学，而外王之学则归本于“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熊先生以为，“王者往义。物皆向往太平，其愿望无已止也。”[6](P21) 又说，“王者往义，群生共向往太平之道，而其功力无止境，故曰往也。”[6](P23)所谓“王事”，即“谓天下人所共同向往之事。”[6](P117)他认为人群虽事变无穷，但毕竟向往天下为公之大道，行此道即谓“王事”。 所谓王化天下，也就是群生共向往太平之道而使天下归往，此外王之最高境界和根本目的。
     但他又认为，圣学归根，“在天地万物一体处立命。”[6](P23)儒家外王学之骨髓根基亦在此，故外王必本于内圣。因此，他认为，儒家之六经即为全部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则以天 地万物一体为宗，以成己成物为用；外王则以天下为公为宗，以人代天工为用。”[6](P104)也就是说，在熊先生看来，儒家内圣之学最终以“天地万物一体”为根本宗旨，而成己成物不过是其外在的功用表现，成己成物内在地包含于儒家内圣之学中。而儒家外王之学则以天下为公为根本宗旨，以人代天工为其功用表现。也就是说，人为的一切创制、建设与组织均应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其内在根基，以“天下为公”为其根本目的。
     不仅如此，熊先生还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归结为体用不二，即着眼于体用关系来谈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内在关系。所谓“体”，是就宇宙万事万物万变万化之本源、本根而言；而“用”是就现象界而言，为本体之流行发用。[7](P30)熊先生以体用不二立宗，亦以体用不二释儒家内圣外王。认为内圣为体，外王为用，体用不二，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故内圣必及外王，外王必本于内圣。他认为，就儒家内圣学而言，亦是有体有用，既“不离用以求体，亦不至执用而迷其体。”[7](P48)若离用以求其体，则必将造成遗弃现实世界、超脱万物之上而别寻真宰，其迷误与宗教别无两样；但若执用而迷其体，则宇宙人生将无根柢，将陷于俗世而不自拔。但儒家内圣学却避免这两种极端的趋向，因其立学宗旨乃是体用不二。有体有用，体用自有分别；即体即用，虽分而仍不二。
　　就儒家外王学而言，“以平天下，位天地，育万物为极则”，其要在“为人群去一切不平，以归于平而已”。 [6](P49)故《大学》以修身为本，而归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春秋》张三世，由据乱世、升平世进至太平世；《礼运》倡大同，涤除一切狭隘偏私之国家思想或种族思想而蕲进于全人类大同太平之盛世。故儒家谈仁必辅以义，谈礼必辅以乐，必辅以法，宽猛相济，相反相成。此广大深远之学，方为儒家外王学也。故在熊先生看来，儒家内圣之学乃包通宇宙，探万化根源之学，故本身即包含体用，有体有用，体用不二，此方为内圣学之全体。而儒家外王学又以内圣学为体，以内圣为根，握万变之理则而无所不通，此方为真正的外王学。因此，熊先生最后说：“一切学术，一切知识，必归本内圣外王，始遵王路，余不信此学遂为过去已陈刍狗也。”[6](P49)
　　就此，我们可以看出，熊十力对儒学“内圣外王”的精神特质有着深切的体悟，对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有着精深的研究。他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阐发，始终以人存在的意义为中心，以致天下太平为根本目的，试图由此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安身立命之道，为万世开太平，并希望经此而弥补西方过分偏重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不足，纠正近代以来由于陷入科学主义的迷雾而忽视人存在的根本意义的偏失。
　　如此看来，现代新儒家不约而同地以“内圣外王之道”来指称儒学并非无据。通过近代学者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经典阐释，我们可以看出，用“内圣外王”四字来概括儒学的根本精神确不为过。通过以上概要地梳理和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近代学者梁启超、张东荪、冯友兰和熊十力等人是如何经由一种实践哲学的方式或者说理路来探讨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
　　
参考文献：

[1] 程潮.儒家内圣外王之道通论[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2] 梁启超.儒家哲学[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3]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 张东荪.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5]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 [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6] 熊十力.原儒[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
[7] 熊十力.体用论[M].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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