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焦虑时代”背景下加强网络舆情引导研究

摘　要：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传播技术更新，焦虑症已成为现代化的衍生词之一。中国人的焦虑状况已较为严重，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因焦虑而引致的自杀事件相继发生，舆论媒体争相报道，网络媒体以强大的生命力与传播力，更加加剧了焦虑情绪在广大民众之中的传播感染。而现在网络舆情传播出现了一些列新的发展趋势，网络舆论平台更加开放，政府在信息控制上的“把关人”作用明显削弱，而且政府网络舆情管理主要是采取监控方式，不能有效的对网络舆论与网民的焦虑情绪进行良性的引导。因此，在“全民焦虑时代”，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必须要新思路、新对策，将民众情绪、思维引入健康、理性的轨道，构建文明幸福网络家园，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关键词：全民焦虑、网络舆情、传播感染、发展趋势、控制引导
一、中国步入“全民焦虑时代”
　　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抑郁症在全球10大疾病负担谱中名列第5，预计到2020年将跃升至第2位。近年来，中国公众心理疾病呈高发态势，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传播技术更新，焦虑症已成为现代化的衍生词之一，我国职业人群中抑郁和焦虑状况已较为严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由2134人参与的调查显示，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1]。中国的神经疾病、抑郁症患者人数正在急速增长，每年的自杀人数超过20万[2]。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从平民到官员、从工人到白领，从中学生到大学生，因焦虑而引致的自杀事件相继发生，舆论媒体争相报道，焦虑问题更是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有学者断言：“中国已经步入“全民焦虑时代”。也有专家指出：“我国步入“全民焦虑”时期，是现代化路上的阵痛，早已被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所证实。”[3]
　　“全民焦虑时代”的表征主要有：①从社会环境来看，各种各样的食品安全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公权失范问题等所引起的恶性事件层次不穷，随时随地压迫着人们已经绷紧的神经，考验着人们的精神承受力，导致群体事件时有发生。②从社会阶层来看，民生体系建设不健全及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底层民众生存压力大，柴米油盐样样贵，生老病死件件难；中间阶层生活压力大，大多数都成为了房奴、车奴、卡奴、婚奴、孩奴；精英阶层竞争压力大，焦虑积累成为常态，导致长期处于焦虑中。③从行业职业来看，农民为滞销农产品犯愁，大学生为考研就业焦虑，工人对低廉的工资不满，企业老总担心资金链短缺，政府官员也焦虑，中央党校出版社公开发行的《领导干部心理问题实例解析、调适与自测》，指出目前公务员中普遍存在12种心理问题，焦虑心理就是其中之一。④从年龄层面来看，中国人似乎从儿童年代开始就进入焦虑状态。一些儿童因学习负担重、家庭关系紧张以及对陌生环境缺乏适应等原因导致焦虑，面对升学压力有不少学生因为过度担心成绩而患上考试焦虑症。大学毕业后，无论是面试还是上班，人们也是经常处在焦虑、压抑之中。青年人恋爱婚姻也存在很多压力，剩男剩女现象越来越普遍。中年人家庭和职场的压力最重，成为了焦虑症患者的主要群体之一。老年人对医疗、养老的忧虑以及空巢现象，也容易引起焦虑失调。
　　“全民焦虑”的原因：“焦虑”原本是心理学的概念，精神分析学家根据精神动力学的观点认为，焦虑是潜意识中矛盾斗争的结果，其原因和过程不为本人所认识。弗洛伊德在其早期著作中确信，焦虑是受压抑的里比多的一种发泄方式，后来他又认为焦虑是自我和本我之间、本能欲望和现实调节之间冲突的结果。当本能的能量聚集太多以致不能用习惯的方式应付时，就会造成精神创伤。当“焦虑”的负面情绪状态蔓延至全社会，就超出心理学的范畴，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从个人角度来看，焦虑形成原因包括：人们在面对社会问题以及自身困境时所产生的心理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面对问题、困难而无法解决的无力感和无助感；理想世界与现实生活落差巨大的失落感与焦躁感等等。从社会角度来看，焦虑形成的原因包括：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再向信息化社会发展的社会急剧转型所带来的“不适感”；社会开放带来的社会价值多元化，导致信仰的相对缺失，崇权拜金主义盛行，催生精神层面的“混乱感”；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人与人之的冷漠、不信任造成的“压抑感”；生活成本急剧增长、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足等导致的“被剥夺感”；食品安全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人身安全问题等社会事件频发带来的“不安全感”；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导致的公权失范、官员贪污腐败导致的失职渎职等造成的“忿恨感”等等。
　　社会焦虑会很容易引发一些社会成员非理性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出现。如果焦虑情绪长期积累而不能得到有效的疏导，就会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心理失衡。一个“全民焦虑”的社会，必然是失序的、暴戾的社会，在焦虑的阴影下，社会必然出现分化，沿着各自的路径演进；“全民焦虑”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公众对未来缺乏乐观预期，缺少安全感、幸福感，阶层分化、固化、对立、仇视，人人自危，直接动摇社会和谐乃至稳定的根基。[4]
　　二、焦虑情绪的网络传播感染
　　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而且经常发生公众情绪相互感染、相互激发的情况，尤其是当代社会网络发达，特别是伴随着微博的迅猛发展，社会热点、焦点事件通过网络曝光以后往往会产生一系列“滚雪球”式不断膨胀的连锁反应，网络媒体以强大的传播力演绎了现实生活中的“蝴蝶效应” ，更加加剧了焦虑情绪在广大民众之中的传播感染。
　　一方面，由于网络缺少传统媒体所具有的相对严谨的舆论监督，社会的正面和负面的信息都层出不穷，加剧了人内心的冲突，加上网络传播的低成本、高速度以及覆盖面广等特点，更容易使不安、焦虑的情绪向更迅速的向社会各阶层、各行业传播扩散，使“焦虑”在全社会具有更强的感染性。
　　另一方面，网络也成为了人们发泄情绪的重要渠道，由于网络隐匿特性、开放特性以及出于“法不责众”的心理，网民在网络上的行为更容易放纵和过激，还有一些人在网络匿名“马甲”的掩护下到处起哄 ，以发泄在现实生活积累的情绪和怨气，一些网站或“网络推手”、“网络水兵”出于某些目的更是在背后推波助澜，使一些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网民就很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在网络舆论滚滚洪流中盲目跟风，不满、不安、焦虑的情绪在这过程中随之传播扩散。
　　对于公众的焦虑情绪必须加以正确的梳理和引导，尤其是网络所具有的放大效应和催生效应，很可能会使个别的偏激言论扩散为非理性的社会情绪，局部问题扩大为全局问题，一般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最后演变成网络群体性事件，使规模扩大化、矛盾复杂化、冲突剧烈化，甚至会演变为现实的群体性事件，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
　　三、网络舆情发展的趋势与特点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形式，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生活、工作方式。2012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互联网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全年新增网民5580万；互联网普及率较上年底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38.3%；中国网站规模达到229.6万，较2010年底增长20%。广东网民数量6300万，全国第一；普及率60.4%，全国第三；增长率18.3%，全国第二；网站数量383,928个，占网站总数比例16.7%。
　　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5]。随着网络技术的革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网络舆情表现出了新的趋向和特点：
　　（一）移动网络快速发展衍生了网络舆情传播的“蝴蝶效应”，致使网络群体性事件以及由此诱发的现实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几率大大增加。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民的互联网应用习惯出现显著变化。《互联网报告》显示：台式电脑使用率在降低，移动网络媒介的使用率正不断逼近传统台式电脑，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网络媒介上的新型即时通信、微博等的新兴互联网应用技术迅速扩散，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网络（如BBS、论坛、电子邮件）应用使用率明显下滑。今年4月1日中国工信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止至今年二月底，中国的手机用户已经超过了10亿，其中有1.44亿3G用户。4月24日，中国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数据研究机构艾媒咨询发布了《2012Q1中国手机安全市场季度监测报告》，指出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手机网民达3.9亿，预计2012年将会有4.6亿手机网民。有专家预测：2012年手机上网用户数将会超过PC上网人数，云计算将会从高端的计算机应用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手机终端，手机日益电脑化、智能化。移动互联网将会引爆中国的又一轮成长，中国互联网与世界接轨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以手机为中心的互联网平台将会在进一步拉近中国网民和互联网的距离，通过手机为平台的互联网内容核心将会极大便利内容的交流。
　　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在网络上发布和接收信息，达到信息传播速度上的“零时间”、地域空间的“零距离”，进而产生传播过程的“蝴蝶效应”。如果一则信息在微博上被跟从者过万的知名博友转帖，则有可能在10分钟之内形成全国性的舆论热点，其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6]。互联网的匿名环境，海量信息的气氛渲染，观点相近人群的频繁沟通，更容易产生“群体激化”，致使网络群体性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现实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几率大大增加。
　　（二）网络日益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平台，微博成为网络舆情的新型载体正在改变中国官方与社会话语权的整体格局。人们通过网络发布信息、言论、观点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活跃程度，网络日益成为焦点事件曝光的主要源头。网络作为舆论媒体的作用，逐渐超越传统媒体，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平台。2011年12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11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2011年的微博延续了强劲增长的势头，用户数量从2010年底的6311万剧增至2011年6月底的1.95亿（现已突破2亿个），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微博的兴起，掀起了互联网的一场新革命，更是新传媒的一场新革命，短短二、三年的时间，微博就显示它在推进信息传播和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威力[7]。今年2月中央党校与腾讯联合发布的《各省政务微博报告》指出，政务微博的发展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政务微博达21000个，包括13000个政府机构微博和8000个公务人员微博。政务微博的六大核心功能体现为：服务于民、网络问政、舆情引导、应急救援、网络公益、宣传推广。政务微博已从公安系统推广到了卫生、工商、团委等系统；在地域上，也已经从经济活跃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扩大到全国各省市。中国社科院在《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中指出，微博对新闻和舆论传播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汪玉凯指出：“微博正在改变中国官方与社会话语权的整体格局。”
　　（三）网民自发、自觉形成的网络社群发展迅速，逐渐形成现实影响力日益强大的“公益团体”、“压力集团”。随着网络互动功能的提升，网民之间的互动交流更加频发密切，从腾讯QQ网友结成QQ群，到通过“广播”、“收听”链接而成的微博群落，到“百度贴吧”基于地名、机构、职业和兴趣爱好等关键词而聚集利益相关人群，还有博客圈、豆瓣网讨论群组、BBS网友的“版聚”等等，中国网民正在网络上结成各种各样、数量庞大虚拟的社群，而且网民的行动已不仅限于网络之上的“坐而论道”，他们往往“破网而出”，或者叩问事件的真相，或者通过实际行动表达自己意见。当中不少社群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由虚拟到现实的转变。这些网络社群正在逐步形成一个个有现实影响力的“公益团体”和“压力集团”。作为“公益团体”，在许多自发性的公益性的活动上，他们的行动比政府、传统公益机构更直接、更快速、更有效，他们正以实际的行动向社会传递爱心，展现人类“真、善、美”的高尚品格，对于中国传统道德的回归与社会和谐氛围的营造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从轰轰烈烈的“微博打拐”，到为动车事故“奇迹女孩”小伊伊祈福，到为小碧心医疗费的“爱心义剪”，我们不断感受着民间公益的力量。作为“压力集团”，在许多重大事件上，他们的声音迫使公权力经常处在紧张和惕厉之中，并警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恪守基本的政治伦理和人伦底线，在维护公共利益 和监督公权力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8]。当然，在数量庞大的网络社群中，也存在一些别有用心群体，在一些焦点事件中对负面信息、负面情绪的传播中起着推波助澜，歪曲事实的消极作用。
  （四）网络舆论的监督功能不断发展，网络问政成为必然趋势。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在传统媒体的视野之外民意达有了更为高效与畅通的渠道，网络舆论对政府机构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监督作用，有力地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政府收敛自身行为，努力遏制腐败，改革作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指出：“微博推动了信息公开、透明，使藏污纳垢处都射进了新鲜的阳光。微博启蒙了每一个个体意识，也启蒙了他们的公共意识，由此使觉醒的个体都竭诚来维护公共利益。越来越多人在这里完成了公民的洗礼，完成了在彼此关怀、辨证基础上的信息公平与信息彼此公正。这般透明、广泛的公共监督，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政府对网络民意也越来越重视，各地政府、公安纷纷开设微博。网络问政开辟官民良性互动的全新平台。尤其在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面对事件时开始重视积极利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澄清事实。政府不仅通过网络“问政”，部分政府开始尝试网络“执政”的新探索，同时网络的力量形成了倒逼机制，迫使政府官员不断提高网络问政与网络行政的能力。
　　（五）网民社会参与意识进一步觉醒与发展，促进现代公民意识、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在突发事件、重大事件中，身处事件现场的人们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应用手机、微博等个人化的网络媒体向外界发布信息，向公众预警。接收到信息的人可以第一时间转发或者直接采取行动。在一系列的突发事件、重大事件中，显示出中国网民反应速度、参与程度明显的提升。在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道德失范等问题，特别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等方面，许多网民往往能反思其身，针砭时弊，仗义执言，并经常能改变公共政策的方向[9]，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网民的社会参与意识、法律意识的觉醒和发展，正不断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加速形成和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
　　（六）网络舆论平台更加开放，政府在信息控制上的“把关人”作用明显削弱。随着Web2.0、Web3.0技术的发展和微博等新网络媒介的快速崛起，网络具有了更强的自主性、隐蔽性、开放性以及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大、操作方式简便等特点，网络平台汇聚形成的网络舆论就具有更强的参与性、互动性、草根性、迅捷性、叛逆性、冲击性等特征，加上网络信息发布的数量惊人，信息真伪难辨，政府在信息控制上的“把关人”作用明显削弱[10]。敏感的社会问题一旦在通过微博等媒体网上出现，便能迅速形成舆论焦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目前对互联网实行管制的方法，包括内容过滤、追踪IP地址、屏蔽代理服务器等，在应对新的网络传播技术的监管上，显得力有不逮，传统的“把关机制”受到的冲击增大，成为互联网舆论监管的难点。传播者身份的隐蔽性和传播时间地点的不确定性，也给有关部门的查证、监管带来很大困难。
　　四、现阶段政府网络舆情引导工作中的存在的问题
　　（一）对网络舆情的认识不够清楚。一些地方政府依然用旧的思维、旧的手段处理突发事件。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唯恐消息公开会影响政府形象与社会稳定，往往采取“瞒、压、拖”的政策，禁止主流媒体报道，忽视了网民与网络在信息传播中的巨大作用，事件一旦被曝光以后往往会形成滚滚舆论洪流，产生更大的负面消极影响。甚至有的政府部门在网络媒体开始关注后仍然反应迟缓，应对不力，结果造成工作的被动。这种应对方式不仅违背信息传播规律，也意味着政府主动放弃了公众、放弃了舆论引导权。
　　（二）对网络舆情的应对机制不够健全。就目前情况来看，许多政府部门都没有建立起快速健全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从网络舆情搜集、分析、研判、沟通、发布机制到事件的处理、部门之间的协调运作机制上都存在疏漏，及时有效的应急应对体系未能很好建立，导致在一些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反应行动缓慢，责任主体不明，为事件的善后解决制造了障碍。
　　（三）对网络舆情的应对处理能力不足。现在社会突发事件的变化因素多，事件有关各方关系较为复杂，发展趋势更是难以预测，相关信息纷繁复杂，给管理机构的信息判断和决策增加了难度，特别是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舆论与多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凸显了一些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应对处理能力不足。尽管这些年基层干部的网络知识、参与能力以及对新兴媒体传播规律的认识有明显提高，但总体上与广大网民尤其是网络意见领袖相比，基层干部大多处在“菜鸟”水平，弥补“本领缺陷”尚需要干部与“网”俱进；观念和机制上的障碍也使基层干部在面对网络舆情时‘眼高手低’，平时宣称重视网络舆情，谈起来也头头是道，但一旦涉及自身，往往手足无措、反应过度、处置失当[11]。
　　（四）对网络信息的发布公开不够透明。一是在政务公开方面，目前许多政府都在网上开展政务信息公开方面的工作，并已经取得明显的进步，但总体上讲，仍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许多政务信息或未公开发布，或虽然发布了但信息的公开透明度还不够，面对公众的质疑，政府大多以相对的沉默来回应。面对政府的沉默，民众所能采取的行动措施也极为有限，质疑之声最后也只能逐渐沉静下来。信息（部分）公开、民众质疑、政府沉默拖延、质疑逐渐消退这样一个过程成为当前我国政务公开的一个真实写照，信息公开后的沉默、拖延往往成为政府应对舆论的不二法宝。这种看起来很成功的方法，其实最后损害的政府的形象，政府的权威、诚信在民众心目会逐渐消退。二是在面对突发事件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或是担心媒体报道后添乱，不利于处置危机，或是担心说了真话就表示承认自己工作中有过失，会引起公众的质询，因此采取隐瞒、压制的手段，不敢公布事件真相，或者公布时语焉不详、信息发布不慎重。实际上，这些事件经过网络曝光、酝酿、发酵以后，产生的影响更大。政府首先应尽快公布真实信息，以安民心，再想办法妥善解决。
　　（五）对新网络媒体的利用水平还比较低。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部门利用新网络媒体水平还比较低。一是“僵尸微博”情况比较普遍。政务微博的发展是20 11年的亮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很多政府网站、政府微博变成了“僵尸”流于形式更新速度慢，甚至是不更新，更不用说起到与网民互动交流的作用。二是很多政务微博在命名、认证、定位等方面存在混乱模糊现象，政务微博命名随意性较大，标识体系不统一，政务微博分不清公职人员职务、机构职能以及个人身份的区别，定位比较模糊，容易给外界造成错误的判断，这些问题都不利于政务微博的宣传推广和网络互动。三是政务微博的语言文风问题突出，语言是思想观念和态度立场的反应，也是群众工作路线的具体体现，有很多政务微博的“雷语”、“悍语”和“官话套话”的新闻，常常引起网民与公众的消极反应，反映出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的政治觉悟、职业素质和综合能力还未能达到很好的水平。
　　（六）对网络的信息管理还存在一定漏洞。最近一段时间接二连三发生的“王立军事件”、“军车进京，北京出事”、“薄熙来事件”引发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一时间各种谣言忽起于网络媒体，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到整个网络世界，在国内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一批传播谣言的互联网站被依法查处。从这件事反映出我们现在的网络管理上还存在漏洞，一些网站的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员的素质较低，判断力不足，责任感较弱，基本法律知识缺乏。
　　
　　五、新时期加强网络舆情引导的思路
　　新形势下，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突出，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十分艰巨，对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政府部门能够及时公开信息，并将网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使之为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出谋献策，则既可以平息谣言，也可以获得大量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从而既有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缓解，也有助社会焦虑情绪的疏导与释放。因此，政府对网络舆情引导的观念要进一步更新改变，网络舆情引导不仅仅是针对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所进行的舆论监控与引导，它是一个包括网络新闻自由、网络文化建设、网络行政监督、网络政治参与、网民素质培育等丰富内容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其目的提高政府网络舆论引导的通畅性、及时性、权威性以及公信力、影响力，将民众情绪、思维引入健康、理性的轨道，营造“开放、包容、诚信、透明、共享”的网络环境。因此，政府在网络舆情引导控制过程中要把握网络舆情发展趋势，要将“把关人”的角色逐步向“引导人”角色转变，既要做好舆论控制，更要做好舆论的引导，努力在网络上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形成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在网络舆论的多元多变多样中增进社会共识，进一步形成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增强国家民族凝聚力。
　　（一）以网络新闻自由发展推动社会新闻、言论自由发展的视角，畅通网络作为信息来源发布、网民情绪宣泄、民声民意表达的渠道功能，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和直面正视：网络新闻自由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的僵化的靠“堵”、靠“压”的处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的发展要求，网络新闻自由必将推动社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全面发展。新闻自由的崇高意涵在于维系社会公义和团结精神，在于传播资讯、启迪真知、提升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层次。新闻自由以本着建设性和理性和平包容的精神，来满足大众和社会的需求，而基于这种精神就允许多元化和可选择性。新闻自由的价值，就在于保障舆论监督的“人民性”，在于保障现代宪政文明的真谛，在于人民有其自由话语权和媒体选择权，在于集中民智形成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道德，更在于监督政府依法行政、防止政府滥权腐化[12]。因此，要充分认识网络新闻自由的发展趋势，要以正确的导向主动对网络舆情加强引导，加强网络新闻与传统媒体新闻之间的互动联系，规范网络信息发布，将民众情绪、思维引入健康、理性的轨道，通过网络新闻自由的逐步发展推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健康有序发展。与此同时，必须要加强网站管理，构筑防范网络谣言、虚假信息的第一道“防火墙”，坚决打击、遏制对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社会稳定、文化安全各类虚假信息、反动舆论的传播与扩散。网站要强化社会责任感，增强法律意识与自律意识，提高技术应用管理水平，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测、识别，从源头上铲除谣言、虚假信息滋生的平台，中断谣言传播的途径。
  （二）以网络文化发展促进社会文化体制改革的视角，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网络文化的引领，把坚持正确导向与营造主流舆论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指出提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必须加快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网络文化必然成为现代传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必须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网络舆论引导工作首位，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机融入到网络文化之中。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主流舆论，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社会正气，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建设幸福文明网络家园，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要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关注人民群众对网络文化的新期待，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提供广大群众需要的精神文化产品与服务。要贯彻落实“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积极开展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宣传报道，积极开展经济、社会、民生、文化等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正面报道，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精品网络大众化的传播，要积极建设网络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发挥好、引导好、保护好网民在网络文化共建共享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要对腐朽、堕落的网络文化要坚决予以批判与抛弃。
　　（三）以网络监督促进政府行政公开透明的视角，建立民间与政府之间协调联动的良好机制，把政府依法行政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充分发挥网络能实现全民参与、互动交流的作用以及网络作为民间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形成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团体）、网民之间的协调联动的良好机制，形成民声、民意以及政府政策措施能通畅的上传下达的有效渠道，加强政府与网民之间的互动交流与沟通，加大信息透明度，拓宽舆论监督、网络举报渠道，使民众需求与政府工作能够更紧密的 结合，使政府工作在更广泛、透明的民众监督下运行，强化网络舆情对于政府的监督作用。要充分利用发挥微博开放互动沟通的功能，政务微博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回应”民众诉求，更重要的是切实改进作风，积极关注民情民生，把行动落实到实处，切实解决群众困难。要建立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公益平台，加强政府与民间公益团体的合作，切实解决困难群众实际问题，宣扬真善美，发送正能量，树立政府正面形象。民众的合理需求得到满足，社会的矛盾才能得到解决，民众的不满、焦虑的情绪才能真正释放。
　　（四）以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视角，构建网民参政议政的常态机制，把民主建设与网络参政自由统一起来。要充分发挥网络民主、参政议政功能，广泛听取吸收网络上的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观点、意见、建议。要广开“网络贤路”，组织建设“民间网络智库”，招纳八方贤人，尤其是“网络精英”、“网络领袖”人物，建立“民间网络智库”与政府之间合理有效的联系沟通渠道，逐步形成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形成网民参政议政的常态机制。要平衡和协调维护网络秩序与保障公民网络参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要严厉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秩序破坏者，又要保障公民正常的网络参政自由。网络参政的有序开展，既能体现政府理性、开放、宽容的精神，又能有效的掌控社会舆论的主导权，又引导网民向经济社会建设的积极方向去思考，对于消除社会片面的、消极的情绪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五）以网络信息知识普及促进网民现代公民素质发展的视角，大力培育发展网民的自律意识和法律意识，把网络宣传教育与公民素质培育统一起来。从市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因此，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大力增强网民的自律、法律意识，引导网民的网络行为规范，提高网民网络甄别能力，培育网民的社会参与意识，发展网民的现代公民素质。同时，互联网监管部门、执法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加大网络的法制意识宣传教育，通过典型示范，使网民时刻意识到自己意见表达的后果及其责任，做一个谣言止于其面前的智者。民众自律意识与法律意识的提高，有助于形成民众健康使用网络、有序政治参与的良好网络氛围。
　　（六）要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员的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网络舆情引导员作用。网络舆情引导员是实现政府网络信息管理部门由“把关人”的角色逐步向“引导人”角色转变的重要环节，要扎实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首先必须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员人才队伍的建设。广东在这方面先一步，今年2月20日，朱明国副书记在广东省总工会十二届五次全委会上提出要实施好“四个一万”工程，其中之一是要组建万名网络舆情引导员队伍，进一步宣传工会工作、加强舆情分析研判，发挥引导、教育、服务职工的作用。但我们认为，万名网络舆情引导员的工作应不仅限于加强工会的宣传工作，更要密切加强与现有各级政府、部门的网络信息管理部门的联系，形成紧密的互动协调机制，这样能更深入与职工、群众联系，能更快发现、协调处理网络舆情，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做好职工、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对网络舆情引导员的选材、培训、制度建设。选材上要开阔视野，改善队伍结构，选取网络技术硬、政治素质高、社会责任感强的人才；培训上要形成制度化培训机制，加大力度对引导员进行舆情发现能力、监控引导能力、政治判断能力、协调处理能力进行培训与发展；制度上要加强组织机构建设，组织内部营造网络舆情引导员能有足够提升空间、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组织之间形成紧密合作、互相学习的良好合作交流机制；同时要培育一批网络专业技术人才与网络监管执法人才。
　　最后，网络社会是虚拟社会，其根源在于现实社会，虚拟社会的问题是现实问题的反映。因此，加强网络舆情的引导，绝对不能与现实问题的解决相脱离。“全民焦虑”正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各种突出、尖锐的社会矛盾直接反映。网络舆情的引导是治标，现实问题的解决才是治本，如果现实问题得不到切实有效的解决，网络舆情的引导、应对就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成效。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才能促进我们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本文链接：http://www.qk112.com/lwfw/jiaoyulunwen/jiaoyulilun/677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