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06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教育理论
进入新世纪,案例研究方法开始被系统地译介进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1]。案例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上的包容性、对研究对象的深入刻画以及与理论对话等方面的优点[2][3],但同时也面临模糊性、不确定性等方法论上的争议[4][5][6]。本文旨在对案例研究方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其在国内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状况进行简要述评。
一、案例研究方法述评
1.案例研究的定义
关于案例研究(case study)的定义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在此列举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义:(1)案例研究是根据研究者对个案的兴趣进行定义的[7]。(2)案例研究是对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经验考察的一种方法,尤其当现象和背景之间的界限(boundaries)不是非常清晰的时候[8]。(3)案例研究最好定义为对一个单独的研究单元(unit)进行的深入研究,其目的是将这项研究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它采用多种证据搜集方式,应该被理解为定义案例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而不是分析案例的方式[4]。(4)案例研究是在自然情境(natural settings)下对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的整体性的研究[9]。比较以上几种定义,Stake[7]将案例研究聚焦于研究者对个案的兴趣,其定义较为宽泛;Yin[8]从研究对象的特点进行定义,将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Gerring[4]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案例研究进行定义,着眼于研究结论的可扩展性;Harling[9]的定义比较接近于Yin[8]的定义,强调案例研究的情境性和整体性。
对案例研究的定义至今还在争议当中,不同的学者从研究方法(method)、研究方法论(methodology)和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等角度对它进行不同方式的定义。总的来看,案例研究是一种跨学科、跨范式的研究方法,它适用于这样的条件[10]:(1)考察较小的样本数,极端情况下即为个案研究;(2)需要对研究单元的背景进行详细的介绍,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3)强调在自然情境下进行研究,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不作任何干涉;(4)研究单元是有边界的,同时也强调研究单元与环境的关联性;(5)研究者可以在对研究数据的分析过程中产生新的假设,并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对已有理论进行改进;(6)案例研究可以采用多种数据来源,可以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情景采用相应的资料搜集策略[11];(7)具有可扩展性,案例研究的结果往往对读者在相关方面的认识产生启发,具有认识论方面的重要意义[12][13][14][15]。
2.案例研究方法的程序
案例研究方法不仅具有多种定义,而且研究者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可以根据不同目的或需要采取不同的程序(表1)。
Eisenhardt[16]着眼于通过案例研究来发展理论,采取了如下程序:(1)定义研究问题,先不考虑假设或理论;(2)选择特定的案例,最好在一定的理论关怀下聚焦到具体的案例;(3)构思多种数据搜集方法和研究方案,最好有多个研究者同时进行;(4)进入研究现场,记录田野笔记的同时进行数据分析,运用灵活的数据搜集手段;(5)对单个案例或多个案例进行数据分析;(6)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形成假设,寻找可确证的模式,在不同案例间采用复制逻辑进行考察;(7)同现有的相似的或者冲突的文献进行对比分析;(8)当“理论饱和”的时候形成结论,也就是说研究者在发现进一步的数据对提升现有结论意义不大的时候,就不用寻找新的数据或者考察新的案例了。
Stake[7]着眼于对社会和教育政策的评估,提出如下研究程序:(1)确定选择案例的标准:案例研究是内在性的,也就是说研究是出于对案例本身的兴趣;或是工具性的,也就是说研究是出于理论目的或是别的目的;(2)确定研究问题;(3)搜集不同类型的数据,比如观察、访谈和文档资料等;(4)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5)考虑案例研究者的角色和立场,是教师、倡导者、评估者、传记作者或是学者,立场如何;(6)三角测量和效度,包括资料核准、不同资料之间的相互对照,邀请被访谈和被观察过的人对案例研究结果提出意见等;(7)撰写报告,体例根据研究的具体用途、目标群体来确定。
Yin[8][17]着眼于实证主义的研究视角,制定如下案例研究的程序为:(1)案例研究设计,是多案例还是单案例研究,是整体性的还是嵌入性的;确定案例研究的五个要素:研究问题、研究假设、分析单元、数据和假设之间的逻辑关系,解释标准和确证方法;(2)做好搜集数据的准备,如技术性训练(案例研究的技术、参与观察的技术等)、完善研究方案、开展预研究等;(3)搜集数据,包括多种数据来源和一些基本的操作原则,比如运用不同类型的证据、制作一个案例研究数据库和形成证据链;(4)分析数据,选择适当的分析策略和分析技术,记住三个原则:综合所有的证据、用证据说话和考察替代性的解释方案;(5)形成案例分析报告。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研究程序也具有一定的一致性,都包括了这样几个基本要素:研究问题、研究工具、数据搜集、数据分析、效度测量和形成结论。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研究者不同的目的(发展理论、政策评估或实证分析),加入新的要素或者调整先后次序。
3.案例研究的优势和弱点
案例研究方法的主要优势有:(1)与其他方法相比,案例研究方法更适合对嵌入在现实生活场景(real-life context)中的现象进行深度(in-depth)的考察[8];(2)最适合用于研究描述性(descriptive)或阐释性(explanatory)的问题,目的是获得对研究对象第一手(first-hand)的认知[8],如对极端性的现象进行探索性的研究;(3)可以综合多种的研究数据、采用多种分析手段来加强和确认结论[18];(4)通过案例研究来建构理论[16],或者证实或证伪理论、拓展人们对经验世界的认识[5]。
案例研究方法也存在多重弱点:(1)由于涉及的变量较多,案例研究所揭示的因果关系往往不够明确,不如量化研究结论展示的那么清晰;(2)质性数据的搜集方面,始终受到数据的可信度和研究者是否在根据自己的偏好收集数据等方面的质疑;(3)案例研究往往追求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的了解,这就决定了具体研究过程中始终面临如何进入现场、如何选择和聚焦问题等操作性的问题;(4)由于研究单元的数量较少,研究结论的可扩展性始终面临争议;(5)为了保证研究的效度,往往要求研究者采集多方面的数据、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核准,因此对研究者的要求比较高;(6)认识论上的主观性,决定了案例研究在数据搜集和理论分析方面过于依赖研究者本人的方法论和理论素养;(7
)方法论上的灵活性,决定了案例研究方法在操作中难以标准化;(8)在案例研究的表述上,由于研究者同“事实”走得太近,就让读者很难分辨哪些是“事实”,哪些是研究者个人的观点。
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十全十美的,研究者们总是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情景选择具体的研究方法[19]。
二、案例研究方法在国内教育研究的应用
1.案例研究方法应用于国内教育研究的背景
国内教育界开始重视案例研究方法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陈向明老师,她将包括案例研究方法在内的质的研究方法向国内社会科学界作了系统地推介。大约从1996至2000年,陈向明老师发表了一系列阐述质的研究方法的文章,最终形成《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一书;之后她又编辑出版了《教师如何作质的研究》、《在行动中学作质的研究》等书籍[20][21]。这些著作对于国内社会科学界、尤其是教育学界了解、认识、使用质的研究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方面的指导。加之最近几年出版界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书籍也大量涌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重庆大学出版社万卷方法丛书里的《质性研究方法译丛》),使得“质的研究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日益受到关注”[1],开始出现一批运用案例研究方法研究国内教育问题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
除了方法论译介的因素外,推进案例研究在教育研究领域日益受重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内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求。随着课程改革、素质教育的推进,以及民族教育、农村教育、教育公平方面的问题等不断受到重视,政府和公众迫切需要对各类教育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正如社会现象是不可复制的,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教育情景也是不能复制的,考虑到单纯的量化研究容易忽视这些差异性,这就都给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与此同时,新教改对“研究型”教师的强调,也激励了大批教师自主的开展行动研究,在如何将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结合、如何改进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如何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类型的学生进行教育等方面,质的研究和案例研究都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工具。
2.案例研究方法应用于国内教育研究的状况
陈向明在《在行动中学作质的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质的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平民意识,在自然情境下对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探究,提倡研究者对研究情景的参与,直面实事,与研究对象共情,对他们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建构作出‘解释性的理解’,对事物的复杂性和过程性进行长期、深入、细致的考察”[21]。这句话动情地、深刻地表达了案例研究在应用于教育研究时的价值取向和适用条件。目前,案例研究方法开始应用于国内教育研究的各个方面。
在教师教学的研究方面,对教师信念[22]、教师生存状态[23]等问题都有涉及。比如谢翌[22]采用方便抽样的策略,以一所普通中学为个案,考察了教师信念的结构、与学校文化的关系、与新课程理念的互动和冲突等问题。为了从所选个案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该研究采用了目的性抽样的方法,选取了一所基础一般、历史复杂、师生来源复杂的初中,因此是一个相对处于极端状态的个案。研究者为了探求对某个意义性问题的深入理解,选择了能够较好地回答研究者问题的个案,而这正是量的研究方法难以做到的。
在对课程课堂的研究方面,涉及课改中的学校文化[24]、课改中的教师合作文化[25]等方面的案例。比如唐丽芳[24]选择长春市某区的一所普通中学,考察一所普通中学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学校文化的实然状况、形成的原因、变化历程以及对新课程改革的影响。研究者发现研究对象的本质决定了研究者难以采用量的研究方法:(1)学术界对学校文化的本质的认识没有统一的结论,影响变量太多且相互作用关系复杂;(2)学校文化是以精神为核心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是抽象性的、阐释的、独特的、依附于行为的和复杂的,因此是体验性的、难以测量的;(3)文化的因素敏感、无形,带有很强的情境性、人文性和实践性。学校文化的特点决定了研究者只用通过深入学校内部,去查看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了解学校生活者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才能了解学校文化的实质,所以采用了案例研究方法。
农村教育是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的重要领域,涉及文化变迁对乡村教育的影响[26]、学校与村落社区的互动[27]等主题。比如李书磊[26]在《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一书中,以“学校是一种国家机器”的独特视角来观察“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他说,“小学还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氛围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它与乡村的互动就具有了深长的意味,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就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透过这一视角,李书磊发现了一些一般意义上的命题,“乡村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通过细致的考察,他认为“渗透在各种课程中大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向的是国家体制内的生活,而广泛的自然科学教育与精确的语文知识教育指向的是城市与工业体系内的生活”;最后,他将个案放在百年来文化变迁史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指出“是移植还是催生,这是本世纪以来围绕中国乡村的城市化、现代化改造而产生的不同的乡村教育思路与教育体系矛盾的焦点所在”,非常自然地揭示了微观个案研究的宏观价值。
循着李书磊的思路,司洪昌[27]在《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一书中,以华北南部一个村庄的教育变迁为对象,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方法,探讨了作为一种外来社会组织的学校在嵌入村落社区的过程中,如何与本土村落中的民间传统力量进行博弈和互动。他采用人类学者“小地方大社会”的分析逻辑,通过“对一个村落中教育和学校的变迁的研究,透视近代以来乡村教育的演变,藉以反思验证宏观教育叙述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提供一幅微观的复杂教育变迁的图景,丰富人们对乡村教育的认识和想象力,洞察出一些崭新的认识和
观念”。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察,司洪昌丰富了李书磊关于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的观点,发现“处于村落之中的学校,实际上处在村落规范、外部空间(如国家、政治)的紧张之中,而不仅仅是单面的深入村落之中的国家力量”。这篇采用人类学方法的个案研究不仅全面展示了村庄教育的整体面貌,同时实现了作者的理论关怀。
案例研究方法另一个广泛应用的领域是在民族教育方面,民族教育的特殊性正好契合了案例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独特性的关怀。比如卢德生[28]选择嘉绒藏区社会教育方式“且索”为个案,分析了这一过程中社会教育的运行机制,从而反思和改进目前的民族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之所以选择‘且索’为个案,是因为它是民族文化成功传承的典范——‘且索’虽渊源于我国东汉末期嘉绒人的本教内部冲突,后又历经本佛之争以及藏汉文化交融,但是都一直传承到今天”;地域上的典型性,“且索”所在地丹巴是嘉绒藏区的中心地带;文化上的典型性,“且索”的传承与当地三次大的文化变迁关系密切,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文化现象,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而且时间悠久、保存较好,是该地区“活”的民族文化样态。正因为该个案的典型性,所以研究者通过此案例研究除了要回答“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社会教育运行机制”的问题,还试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回答“教育如何实现‘优化人生存’之目的”,这样就赋予了该案例研究强烈的扩展意义,体现出个案研究方法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结论推广的方法论价值。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案例研究方法还应用于学生成长、教育政策等。
三、结语
总的来看,案例研究方法在国内各种教育问题研究中的运用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从文献的时段来看,多数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的论文都是在2000年之后发表,尤其以2005年之后为多;从文献的地域来看,方法的使用集中在少数大学且特点鲜明,对教育的行动研究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向明教授为代表,对民族教育的研究以中央民族大学、西南大学为代表,对课程改革的研究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代表,对学生成长方面的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代表。
既然是刚刚兴起,就难免存在各种问题。(1)数据搜集方法的使用上不均衡,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研究不多见,偏重采用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数据搜集方法。(2)研究问题方面分布的不均衡,对教师教学、课程课堂、民族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是对于学生成长、教育政策方面的作品比较少。(3)对方法论的反思性不足。现有研究多是将个案研究方法作为资料搜集的手段加以直接应用,但在使用过程中缺乏对个案研究方法本身的反思。(4)质和量的两种研究方式的结合还不够,在多数案例研究中都仅仅采用质的研究方法,这样就没有充分发挥个案研究方法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整合功能。(5)方法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比较单一,往往方法和理论是两张皮,只是将案例研究方法作为搜集资料的工具,没有充分发挥案例研究在理论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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