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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农村民国时期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我国职业教育调整了教育内容和方式，加强了与农村的联系，主要通过农业推广制和乡村教育运动来适应
农村经济社会片:.的需求，其主要举措对当今职业教育的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具有了向
现代教育迈进的可能性，职业院校不再限于单一的教学，逐步认识到了教学、科研以及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具有了培养人才、发展知识、直接服务于社会的意识和思想。职业教育适应农村、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观念被逐渐接受和认可，并推出了满足农村教育需求的教育措施。
一、农业推广制
清末我国教育的职能只限于教学，到民国初期，有些学校特别是开设职业教育的学校开始了一些直接服务于农村的活动，如增加农家子弟进人学校的数量，并“以期农事知识渐次灌输于乡民”。这时的学校直接为农村、为农业服务，是受美国高校农业推广制度的影响。美国《1862年莫里尔赠地法》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支持创办和发展农业和机械学院，以满足美国农业迅速发展和人口激增对教育的需求，并规定每州应捐助、支持或管理女子至少一所农业或机械学院，其主要课程，多与农业和
农业机械有关，以促进工业教育和实用教育的发展，满足对职业和技术的需要。
受美国农业推广制度的影响，当时国内教育专家发出倡议，职业教育应造就专门人才，推进及解决地方农业问题，而且职业学校，特别是农业院校更应担负起振兴农业、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重任。国民政府随于1929年颁发了《农业推广规程》和《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具体规定了农业推广事务，包括改进农业生产方法、提高农民技能、改善农村组织、普及农业科学知识等。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农业技术推广，以满足农村发展对农业技术和人才的需求。一是在有些学校内创办了农业教育喂，培养农业技才推广人才;二是在有些学校设立农民培训班，以指导农民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四是学校与农村联合建立农业技术推广实验区。得益于农业推广教育，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农业推广活动达到了鼎盛时期，职业教育在满足农村发展对技术和人才需求方面进人崭新阶段。
二、乡村教育运动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职业教育，而职教育对这种需要的回应或适应，在于改造农村，改革农业，促进农民致富，最终促进农村发展。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乡村教育正是根据当时我国农村和农业的实际状况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展开的。乡村教育运动受丹麦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和美国农业推广制度的影响而形成，丹麦的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即是以农民教育为目的，从而推动丹麦农业的兴旺，“丹麦之兴，盖全以其农民教育为推动力”，而且“丹麦近代的教育运动，是由乡村发动的，与都市教育无多大关系。”深受其影响，一些有识之士结合中国的实际发起了乡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可视为职业教育满足农村教育需求的一种尝试，对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平民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由晏阳初发起，他认识到中国农民存在四大基本问题，所谓“愚、贫、弱、私”，这需要教育，也只有教育才能医治，这一责任完全在
教育界。他认为平民教育应当与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结合起来，提出中国数十年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是“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曾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他认为平民教育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和从人民生活需要着眼，应是中国自己的教育。他认为中国的县乡是最大多数人的着落地，一切改进工作应从这里着手。所以，他开展了平民教育实践，即定县实验，深人民间，推行“四大教育”。他和同仁共同研究制定了通用字表、羞本宇表、词表，选编出版《平民读物》、《千字课》，注重训练农民接受最低限度的现代
农业知识与技术，组织训练实验学校，推行农业科学之表证训练制度，推广优良品种。
2.农村改进运动.中华职教社的先辈们经过努力，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村改进理论，并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改进方面。黄炎培先生针对旧中国农村的落后和不合理状况，充分考虑到农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决定将职业教育扩展到农村去，提出了“划区施教”、“富教合一”的农村改进理论。根据黄炎培先生的“划区施教”思想，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应根据当地的经济文化特点，寻求当地政府的支持与配合，主动寻找市场，建立基层教育、培训基地或试验区，在区内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还应以区域经济规划和生产力水平为依据，以提高农村经济水平并推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富教合一”认为农村诸问题中“穷”是最主要的，对农民应“一面教他致富的方法，同时使他得到许多人生实用知识和道德行为的最好训练”，让那些贫困人口坐在课堂上学习，那怕实用知识都是有难度的，只有让他们掌握能直接或尽快获益的技术，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为他们接受。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要和解决农民温饱及致富结合起来，要将重点放在扶贫上。对于农民受教者而言，必须以致富为目的，农民则会以近期的利益为学习动力，以致富的成果带动新的学习，即黄炎培所言:“随富随教、即富即教”。
3.“教育救国”运动。张容提出的“教育救国”中最有现实价值的内容是强调教育与实业结合的思想，即“父教育而母实业”，认为教育是“万事之母”，实业则是教育的基础，教育具有“开民智”的作用，强调教育为本。教育为实业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并为实业培养掌握新技术、具有先进管理水平和决策能力的人才，从而增进实业的能动性和方向性。实业中经营管理不善、技术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状况的改进依赖于教育的重视和普及。针对中国实业缺乏技术支持、中外实业管理和生产者素质悬殊的落后状况，张容提出改革教育内容，重视实业教育，注重实效，以科学方法应用于实业经济。他强调，“国待人而治，人待学而成。必无人不学，而后有可用之人;必无学不专，而后有可用之学。”他所谓的“学”更多的即指实用科学和技术。他主张实业教育应重于实习，应发展工科、工艺和技术，他将这种办学理念付之于实践，并努力成为他在通海地区所创办的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办学特色和优势。
4.“教育与农业携手”。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与农业携手”，认为要改变农村贫穷落后愚昧状况，需要改造乡村死教育为活教育，使教育与农业合作，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教育与农业携手，需要教育面向并服务于农业和农村，需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积极推行人民大众的普及教育，比如实行“教、科、劳”相结合，使教学活动、科技活动和生产劳动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科学下稼”，努力使科学知识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并实行多渠道、多形式办学，办好四通八达的乡村教育，使更多的农民都能受到教育，并随着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不断提升教育层次，创设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实用的教育。
乡村教育运动对当今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以及在满足农村教育需求方面均有所启发。第一，职业教育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应以科学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为前提，这需要深人农村，深人调查研究，而不应是书院式的研究或想当然的适应，不正确的需求信号或对职业教育实际需求的歪曲则会导致错误的教育决策和不合时宜的职业教育定位，造成职业教育供需的错位。第二，满足农村职业教育的需求，需要职业院校在办学目标、办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突破固守的传统大学理想，与农村的实际需求相一致，使之成为农村大众知识、实用知识的传播点和技术的推广中心。第三，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要与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要通过对农村所需人才的培养，使他们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带头人，带动农村文化品位的提高。第四，职业教育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技下嫁农村，需要职业院校的科技人员和广大教师深人农村，只有真正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从教育的视角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使教学、科研符合农村实际，才能培养真正关心农村、服务农村、带动农村发展的实用型人才。
三、对民国时期职业教育适应农村需求情况的评价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工作者，不满于清末以来的
新教育，认为这种教育与农村相距太远，甚至“走错了路”，所以主张进行教育改造。如何进行职业教育改造，教育工作者深受美国，特别是丹麦民众高校的成功经验的影响，他们意识到农村需要职业教育，农民需要学习技术，农村需要人才，但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的方式没有简单地仿效美国和丹麦，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努力探求一种适合我国农村实际的教育之路，“只有透彻地研究自己的需要和问题，才能确有把握地制定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来”。他们还具有为农村、为农民服务的朴素的、务实的思想，“我们心里要充满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到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
职业教育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需要诸多外部条件，但是，国民时期政府并未将推动农村发展、解决农民
经济问题作为最终目的，而是在顺应教育工作者的强烈要求，如象征性地在1929年颁布了《农业推广规程》，但一些措施也都是形同虚设，并未落实或执行。所以，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在适应农村的教育需求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只是轰动一时，并未坚持或长久下去，而且还很不彻底，这期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1．政治制度的影响.企图仅仅通过教育改造农村，而不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难以奏效的。也就是说，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实行农业技术推广和乡村教育运动，实际上是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但由此会涉及到农村改良，进而会影响到当地政府或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势力的利益，他们的经济地位受到威胁，他们就会阻碍教育运动的开展，从而使职业教育改革受阻或受挫。
2.缺乏对农村的实际了解，不了解农村对职业教育的实际需求.民国时期，农民生活极其困难，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生计问题，但教育并非当时急需。当教育不能尽快地给他们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时，农民实际上对教育是需而不求。农民也深知读书和接受教育的重要，但农民不可能饿着肚子出钱到学校接受教育，因为吃饭重于一切，“在中国农村，水旱虫害，遍地灾荒，农业生产，时陷绝境。农人切身所感的需要，似乎还不是《千字课》，而是简单的农业技术和机械。教育者只要恻然一念民生疾苦的情形，再也不会侈谈农人的文化教育了”。所以，通过教育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长远之计，这也是农民的长远需要，但在当时却难以实现。满足农民的教育需求要和农民的实际经济状况结合起来，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支付能力。另外，民国时期农村经济落后，还没有全面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
高等职业教育的经济基础，也没有相应较强烈的高层次的教育需求，理论上或表面上的需求并不是农村或个人的实际需求，对这种需求的满足实质上是一种无效教育供给。
3.农民文化水平低，农村文化不及接受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水准。1927年全国总人中不识字的人口占80%以上，而农村比例更高。农民文化水平低，农村文化落后则直接影响到他们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农业改良方法也难以被农民理解、认可或推广。这也说明，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还要注重农村居民的接受能力，无视或不适合他们文化教育基础的职业教育发展将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或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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