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国学教育运动；原因；解释
论文摘要：现代中国国学教育运动的形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它是苦难而命运多舛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目睹国难日深，国学地住日趋微贱，社会道德人心日渐消沉，而西方思想文化长驱直入极显强势的时刻，为救亡图存，寻求中华民族出路，探索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如何发展做出的庄严而沉重的选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创办，国学研究的深人开展，普通中学课程体系中国学内容渗透力度的加大和中小学读经运动的推进，一场席卷全国
教育界的国学教育运动宣告形成。这场运动声威之大，持续时期之长，参与人数之众，在当时实属罕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引起了思想文化界、教育界的普遍关注，随即引起了一场声势颇大、旷日持久的纷争。对于这一场国学教育运动，积极参与细心呵护者有之，听之任之让其自生自灭者有之，然而挥戈上阵口诛笔伐摧之折之者亦大有人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结合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教育界、
学术界对国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视与投人，中小学读经的尝试与论争，可以较清楚地认识到当年这场运动的形成是无法回避的，有其深刻的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
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欧风美雨一日比一日强劲地洗礼着传统中国，中国传统教育伴随着苦难踏上了近代化的途程。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深人的过程，亦即中国传统学问淡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地主阶级改良派呼吁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林则徐等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里的“长技”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知识。西方“长技”进了中国附载在什么地方呢?无疑附载于中国传统教育中。这样，西方“长技”便挤占了中国传统学问的地盘。在中华民族面临着灭顶之灾的时候，这些西方“长技”占领一点地盘，中国传统学问少一点地盘，尚未引起人们的担忧，中国传统学问的“小理”必须服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大理”。
洋务运动中，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危机加深。聪明睿智的洋务派为了妥善处理“中学”(国学概念形成前对“国学”的称谓)与“西学”的关系，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教育
文化交流的原则与方法。张之洞指出:“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望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虑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歧者愈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他“深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洲之内矣，’!因此，他撰写了《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明确地规定了西学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其时，还有一些思想家、教育家提出了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原则与方法，如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严复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等，都没有较好地解决当时“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因而未能引起社会的关注。社会自上而下均比较认可张之洞所提出的描述“中学”和“西学”关系处理的方式。
然而，即使有比较好的解决问题模式，在执行上还是颇费心机的，不然的话，肯定会招来不小麻烦。在张之洞所办的学堂，就采取比较聪明的做法，在课程表上列着有大量“中学”课程，张之洞规定经心书院“每月课以经史一次，或解说，或策论，由分教核定，分数开单送交监督与各门统计，合定等级”。人们心知肚明的是，过于强调“中学”，必定影响到“西学”的学习，而“西学”掌握不好，就会影响到保国保种、救亡图存的大事情。但是，若是削弱“中学”的地位，一定又会招惹各种指责，恐怕会导致“西学”在学堂中的地位连根拔掉。这样，张之洞不明确降低“中学”的地位，而是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采取机智的作法，明地里有其很高的地位，实际上釜底抽薪。他创办的经心书院的做法是“将原设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科，一律改作学生课外研读”。考试则流于形式，学校的奖学金等，均按“西学”的考试成绩确定。张之洞如此举动，没有引起社会的过激反应，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的作法比较明智;二是他是封疆大吏，权臣要员;三是其时上中层社会大都领略到了“西学”的厉害，认识到如不借助“西学”，中国真的要亡国灭种。
到“新政”实施以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提速，清廷前后制订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宣布实施四年义务教育，废除科举制度，成立新型教育行政机构—学部制订女子学堂章程等等，“中学”一步步退让，“西学”一步步进逼。明智的督抚们为了蛰伏人们的担心与优虑，在一些省会建立“存古学堂”，作为挽救“中学”的堡垒。学部还制订了《存古学堂章程》、《修订存古学堂章程》，将存古学堂分经学、史学、词章三门，主要课程有经学、史学、词章学、诸子学等，学制“比照他项学堂定作中等五年，高等三年，以资深造”。希翼“修明古学之人，即为将来经师大儒之选”。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力挽“中学”的掩人耳目作用。
“新政”前的官学课程表上近似于聋子耳朵的“中学”课程还摆在上面，义学、家塾基本上还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之类;书院情况稍稍有所不同，少数书院如格致书院等较早完成近代转型，传授西方声光电化知识，而大部分书院照样我行我素。如鸦片战争烧烟之地的广东，其广州菊坡精舍仍强调“以时艺课士，此间向仿
学海堂例，试以经、史、诗赋，不拘体格，稗得各尽所长，务为根抵之学”。陈澄对学生说:“读《经》、《史》、《子》、《集》四部书，皆学也，而当以《经》为主。南方的私学、书院尚且如此，内地的情形自然不难想见。
自洋务运动到“新政”实施，官学中“中学”的地位虽有明显降低，但私学和书院中“中学”的地位仍然十分坚挺，不致于造成对“中学”地位失落的担忧和对“西学”强劲发展势头的恐俱。不过，中上层社会之所以对“新政”时期推进“西学”力度加大的忧虑未予表露，可能另有它因。他们认识到“中学”与皇权系于一体，只要“中体”尚存，就不愁“中学”会在传统教育地盘上蒸发。再者，其时民变四起，内忧外患，也使得他们无暇顾及“中学”的地位间题了。清王朝寿终正寝，巩固与振兴“中学”问题，移交给了中华民国。所以，倘若中华民国政府仍然执“中学”的地位失落于不顾的话，国学教育运动形成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
中华民国建立伊始，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制订出“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对清末教育制度作了根本性的改革。他在1912年1月19日，即启用中华民国教育部印信的当天，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两个重要的法令，一个是《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一个是《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前者明确规定，各种教科书，必须符合中华民国教育宗旨，禁止使用清末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废止旧时奖励出身制度。后者规定了初小、高小、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及各科周教学时数。初小的科目主要有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另“视地方情形，得加设图画、手工、唱歌之一科目或数科目”;高小在初小基础上再加上中华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女子加课裁缝;亦“视地方情形，得加设唱歌、外国语、农、工、商业之一科目或数科目”。中学复在高小基础上加手工、音乐、法制、经济;“女子加课裁缝、家政”师范与中学的课程别无二致。中小学课程中，国学已经没有什么地位可言，而且不像张之洞那样对“中学”羞羞答答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是旗帜鲜明地直言废止经科，其中诸如“中华历史”、“地理”之类的课程，国学已经淡得没有什么味道了。大学生虽然可以读经，但蔡元培亦明确指出，大学亦取消经科，这不是因为大学生不可以读经，而是因为经学分解到了哲学、史学诸科之中，已无单独存在的必要了。不过，即便是大学的哲学、史学之类，经学之类的国学，已经是各该学科中的一部分了，并没有单独设立，自然没有独立的地位。
1912年3月2日，教育部通告各省:高等以上学校一律禁止读《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和《国朝事实》等有碍民国精神的书籍。这样，国学在大、中、小学的地位的确是削之又削，几乎是到了荡然无存的地步。
私塾的情况如何呢?中华民国时的教育部对私塾的态度非常强硬，私塾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造，塾师必须到诸如师范学校或师范传习所之类的教师教育机构接受培训，必须停止向学生兜售“诗云子日”之类的货色，教科书必须是中华民国教育部认可的，科目必须与相应的学校一致。清末私塾成了“中学”教育的顽固堡垒，中华民国时期的私塾因为国家普及四年义务教育，对私塾资源有所依重，但私塾必须完成现代化改造，否则宁可摘掉牌子，使之关门大吉。
1922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这是20世纪上半叶实施时间最长的一个学制。这个学制并未涉及到国学教育问题，足见主要是顺着“壬子·癸丑学制”的路向，由它自生自灭去。值得注意的是，“壬戌学制”所确立的7条“标准”如下:“(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地方伸缩余地。这“标准”与美国进步教育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就是“舶来品”，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西学的青睐。“壬戌学制”颁行后，给国学带来的是中小学生对国学更加隔膜，他们几乎没有与国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接触的机会。从北京第一实验小学1922--1928年间的课程看来，6年间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公民科、国语、数学、历史(含地理)、理科及英语、体育、图画、乐歌等。其中的历史第一学年为“家庭学校的设置和自身的关系”，和理科一起占全学年总学时的11%;第二学年讲授“关于乡土的实地观察及故事谈话”，与理科一起占全学年总学时的12%;第三学年内容相同，“但范围较广程度较深”，明确占全学年总学时的4%;第四学年讲授“本国史事要略”，占5%;第五学年讲授“本国开化史”，占7%;第六学年讲授“与泪国有关系的世界史”、“本国开化史”，占7%。根据苏州实验小学1932年各级学科时间支配表来看，该校各年级开设的课程有文学、阅书、缀法、书法、算术、常识、工艺、美术、音乐、体育、早操、谈话和选科等课程，并无与国学直接相关的课程。如果到中学仍不接触国学的话，恐怕将来就没有与国学接触的机缘。
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教育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针对着国学来的，每一举措都对国学的地位有所削弱。尤其是《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恰如蒋维乔所言:“此区区十四条通令，革除前清学制之弊，开新学制之纪元，于全国教育停顿，办法纷歧之时，赖此通令，得以维持，其影响实非浅鲜。舒新城也评价说:“当年之教育设施，全赖此十四条维持之。其影响不可泛视也。
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改革举措，使得国学的地位削之又削，加之一大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生先后归国，而且相当多的进到了国家重要文化教育部门，经他们一鼓捣宣传，西学简直是长驱直人，在社会上十分吃香。叶圣陶曾描绘西学在中国的影响，说:“小学生读外国语，在上海是很通行的，最简陋的‘弄堂学校’里也列有英语的科目。……他们艳羡那些‘洋行买办江白度’，以为‘江白度’的条件是能说外国语，便奉外国语为绝顶重要的科目，父诏其子，师勉其弟，‘你要用心把外国语读通才好啊，否则便不能伺候你的外国主人’。
对于传统国学在大中小学和社会上地位失落的深度优虑者，大有人在。他们似乎比以前更加优心忡忡，担心中国长此以往，不但是亡国的问题，而且是亡文化。亡国有文化在，国终究有复兴的希望;亡国又亡文化，国家则将陷人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一观点集中的代表者，首当推清末革新巨人康有为。1913年下半年，康有为所撰写的《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就表达了他对国学地位失落的深度优虑。文章开宗明义:“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人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俗，久而因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康有为在文章中全面阐述了他的优虑，其中有很多方面证明他已经与新时代格格不人，对新时期的各种改革十分忌恨，但对尽弃国学这一点，还是不无道理的。他指出:“盖吾国人鄙弃中国之心太盛，于是并国学之粹美而弃之，则不择他学之淫昧侏儒而敬奉之矣。岂惟文学，凡百一切，其为中国者，则不择其是非美恶而弃之，凡为外国者，则不择其是非美恶而师法之。其始起于游学之士，其继被于全国之人，以为吾不用一二日文，恐人谓我不能外学也。不知其然，不究其故，风靡盲从，有若病狂。磋呼!何以吾国四万万之人而风狂如此也。对此情此状，康有为极为痛心，认为“假令吾为野蛮小国，一无所长，则舍己从人，以求良美可也。若吾中国，自创文明者也，五千年来，圣哲之精英无量数，豪杰之心肝无量数。”他斗胆下了一个断语:“吾中国若自立不亡，则十年后必耻用日文矣;若犹用之而不耻，则十年后中国亦必亡矣。”中国凭什么“自立”呢?这从丹麦、瑞典“昵近于德国，百器皆待于德，工商皆多德人，而丹麦之语言文字礼俗学术，斤斤自立，不肯少舍以从人”，难道他们不知道“废其国文，改学德文，其于谋生计，与交国际至便而增益”吗?他们自立的基础是对国之语言文字礼俗学术“不肯少改者，挟其百数万之国民，费日敝精，以学此五十余万册之国文，此其所以立国之本也”。由此推论，康有为认定中国“自立”的基础当是中国“语言文字礼俗学术”。他说:“吾中国人民百倍于丹、瑞，而自弃其国文，吾甚耻不如丹、瑞，而恐中国之不能立也。”
过去，学术界多将康有为这篇文章的发表，视为他思想退为保守，停滞落伍，憎恨改革的代表作，因而对文中强烈的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对文化教育发展的良多建议都一概否定掉了，显然失之偏颇。
康有为的《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绝非一时兴之所致为之，代表着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中华民国初年改革的优虑，对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思考，自然是现代中国三四十年代国学教育运动兴起的诱因之一。
三
清末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向东西洋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向日本派出了数千名学生，向东西洋寻找救国之道，希冀振衰起微，发奋图强。留学生的品流很杂，按当时人士的分类，一为文士派，只知读书，不管其他;二为尚外派，以为外国的一切皆好，中国的一切皆不足论;三为流学派，随波逐流;四为名誉派，沽名钓誉，滥竿充数，以为留学镀金，即可身价十倍;五为求学派，具改良之思，抱救国之念，专心向学，务求实得。其中立志报国者，无不以西方科学文化为利器。大批留学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学成归国，并在教育界、思想文化界大多高居要位，影响迅速扩大。中国留学生每年进人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常有300人之多。据称，民国初年到南京国民政府崩溃前夕的30多年中，在该校毕业的有上万名中国留学生。仅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在中国颇有影响的就有郭秉文，中国留美学生第一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者，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胡适受业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门下，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陶行知从伊利诺斯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亦师从杜威，是中国现代著名平民教育家;孙科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转人，主修政治、经济及理财，归国后成为国民政府要员。此外，还有宋子文、蒋梦麟、张伯荃、陈鹤琴等民国时期政界、教育界风云人物。他们的归国并在中国文化教育界、政界产生至广至大的影响，亦使社会对欧美文化推崇备至，褒奖有嘉。有钱有势的家庭，大有不将女子送去接受欧风美雨洗礼势不罢休之势;青年大学生，甚至高中生的志向也大多是“留洋”。相比较之下，国学教育门前冷落车马稀，相形见细。这种态势也使得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国学前景备感担优。
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教育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引起了汹涌澎湃的科学民主思潮。这股强劲的思潮中的“弄潮儿”大多是留学东西洋的青年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专制制度不遗余力的批判，更使得国学教育门可罗雀。钱玄同还提出了欲废止封建专制制度，对封建专制思想进行彻底清盘，首先当废止中国文字，因为中国文字是那些腐朽制度和腐朽思想的载体。蔡元培听了钱玄同的高论后说，道理上很好听，实际上行不通。国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尴尬局面于兹不难想见。
20世纪初期使国学地位惨跌的事件还有杜威、罗素、孟禄、柏克赫斯特、推士等欧美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在新文化运动中或稍后来华。欧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如日中天，杜威等的来华，再次掀起欧美教育的高潮。杜威来华将近两年，中国一大批一流学者前呼后拥，全程陪同，胡适、刘伯明、蒋梦麟、郑晓沧等放下手中的活计，为杜威做翻译，北京《晨报》等新闻媒体跟踪报道。杜威在中国在中国作学术报告共115场，内容主要是西方科学与民主。与杜威来华时间稍晚，罗素于1920年9月来华，到次年7月告别，前后约10个月，但在病榻上呆了4个月，在中国讲学场次虽然比杜威少得多，但与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各界人士仍有广泛接触，他以特有的视角，深邃的思考，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和分析，“为中国的前途提出了诚挚的建议和美好的祝愿”。罗素在1921年7月11日的告别演讲中，提了两点“觉得非常明白”的建议:“第一，中国不应统括的采用欧洲文化;第二，中国传统的文化，已不能适应新需求，不得不对崭新的让步。他强调“中国到自由之路”“需要新式的教育”，“要普遍的和新式的，不应和从前一样，只有少数人有读书的特惠，也不应只读读古书就算学问;必要普及科学的。科学又不是仅仅理论的，须知近代实业经济有密切的接触。”罗素的看法虽然比较公允，但还是偏重以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为中心的“西学”。罗素与杜威和其他美国学者相比，影响是要小得多。因而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使中国再次形成西方思想文化和
科学教育的热潮，对日趋冷落的国学教育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自进人中华民国以来，一系列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举措，直接导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在中国教育界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从这一段中国
教育现代化的过程看来，教育上每每向前推进一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就发生膨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盘就失落一部分。非但如此，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很多人士看来，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分崩离析，社会道德沦丧，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这些表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有着直接关联。因此，一部分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教育家、文化名流由担心逐渐转而采取行动挽救国学，藉以缓解上述纠缠在一起复杂棘手的社会矛盾。1922年北京大学筹设的研究所中开辟了国学门，1925年清华学校等国立大学创建研究院国学门或传统文化研究和教育的机构。紧接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大学，也相继设立了研究国学的专门机构。这些国学研究机构的成立，表明精英知识阶层已经注意到了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拯救国学的问题，但影响的圈子还比较小，尚不足直接促使形成国学教育运动。
在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事件是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调查考察。南京国民政府鉴于美国教育对中国至深至巨的影响，遂请第三者—以欧洲国家为主体的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于1931年9月30日抵达上海，先后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浙江杭州、江苏无锡、苏州、镇江和广东广州等地考察教育。十二月中旬结束。1932年12月，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由国立编译馆翻译出版。戴传贤、朱家哗分别为该书作序。“报告书”指出:“外国文明对于中国之现代化是必要的，但机械的模仿却是危险的。”极力主张中国的教育应构筑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影响，抨击甚力:“现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即为一群人所造成的某种外国文化的特殊趋势，不论此趋势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或其他国家。影响最大的，要推美国。中国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只晓得摹仿美国生活的外表，而不了解美国主义系产生于美国所特有的情状，与中国的迥不相同。”还深刻地挑明:“中国为一文化久长的国家。如一个国家而牺牲它历史上整个的文化，未有不蒙着重大的祸害。
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的公开出版，调查时间虽短，却能切中时弊，道出了人们十分优虑痛心疾首而又无从下手解决的问题，因而与孟禄、推士等美国教育家、科学家在中国的调研相比，影响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明显大得多，“在教育界引起广泛注意”。以后中国教育界出现的国学教育运动，诸如广东、湖南的中小学读经、几家国学专修馆的诞生，乃至于江西的“新生活运动”中某些复古性质的“四维八德”等教育内容的再次粉墨登场，都与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考察和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的出版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最直接的影响是给无锡国学专修馆以极大的鼓舞。无锡国专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请国学大师唐文治为馆长。唐文治欣然应允，宣布“以救正人心，复兴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本”的讲学宗旨。后来略变办学宗旨，改为“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对
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唐文治长国专最为欣慰的是，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代表唐克尔·培根参观后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并予以高度评价:“贵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与普通学校之使命不同。稍后，《国专
季刊》对此事还有详细报道。使得无锡国专师生踌躇满志，均以“继绝学”自命，“痛旧道德之沦丧，新文化似是而非”，“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国”。此后，国学教育形成热潮，无锡国专遂成为中国现代国学教育的重镇，河南也成立了专门的国学专修馆，公私立大学亦设立机构推进国学教育与研究，普通中小学国学课程课时增加，一些中小学还宣布读经。
国学教育运动形成的原因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是国家危机日益加重，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地位日趋微贱，社会道德人心日渐消沉，而西方思想文化长驱直人“物极必反”的必然反应，也是一部分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探索中国文化出路做出的庄严而沉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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