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与20世纪中国哲学关联研究

　　自1919年起，申府先生就写了大量介绍罗素的文章(见《张申府文集》第二卷)，其中《罗素》发表于1920年10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中。罗素正是这时来到了中国，是年11月20日申府先生给罗素写了一封信，罗素不仅回信说申府先生对他发表的著作目录整理得十分准确和完整，而且说：“我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并不同意我对苏联的批评。”这就说明，申府先生早在1920年前就接触到共产主义。1917年申府先生进入北京大学，受到了陈独秀的注意;在1916年先就认识了李大钊，之后申府先生成为一革命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张申府文集》于2005年1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它的出版对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以及学术文化诸多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正如张岱年先生在该文集的《序》中所说：“张申府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

　　申府先生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我这里不打算多作介绍，只想多讲一点他在学术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申府先生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一位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逻辑学家，并且其学问涉及领域很广，他对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甚至艺术都有很深的研究。他读书非常广泛，从《文集》第二卷中《英美书讯》和《书的消息》就可以了解到。

　　申府先生在哲学上的最重大的贡献就是融通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分析哲学，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申府先生的哲学是由孔子、马克思、罗素综合组成的。

　　申府先生的父亲是清朝的进士，为了要申府先生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为孩子们请了一个塾师，并由他亲自设计和监督。这大概为申府先生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但是1909年，申府先生被送到当时的一所新式的学校顺天高等学堂。在那里虽然中西科目都有，而他最感兴趣的是数学。

　　这就是说申府先生真正走上学术的道路是从研究西方的科学开始的。他从1914年就开始大量阅读罗素的书，这年他就看到了罗素的《数学原理》，他说：“从1916至1919年这三年中，我读尽了罗素的所有著作——书籍、杂志，任何的东西”，“先是数学，然后是逻辑”。

　　即使在五四运动后，他仍然继续关注罗素，并用罗素的思想提醒学生运动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把争取自由放在第一位。在1919年7月13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他的《自由与秩序》一文中说：“吾们期望自由，……古人不能束缚吾们，今人也不能束缚吾们。习惯、罔信、成见、偏执，都是应当极力排斥的。吾们只求的是真，吾们只认得的是实。”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时申府先生对极端反传统也持保留态度，“张从来没有说要全盘打倒中国传统。”这点我们可以由1931年刊登于《清华周刊》上那篇《尊孔救得了中国吗?》看出，申府先生主张“把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哲学)和孔子(传播仁恕中正等道德理想的思想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区分。”

　　“张申府的新信条是：打倒儒教，拯救孔子。”照我看，也许申府先生对学术文化的态度，自他早年起就对孔子、马克思和罗素思想都给以了相当的重视，周恩来在1957年张申府被打成右派时说：“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思想着了迷，他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张岱年在《张申府访谈录》中文版序中说：“申府哲学上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西方的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认为‘解析’与‘唯物’是20世纪哲学的两大主潮，同时又赞扬孔子‘仁’的学说，提出‘列宁(按：或应为‘马克思’)、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观点。”申府先生在《所思》的《序》中说：“‘仁’与‘科学法’，我认为是最可贵重的两种东西。”

　　而在《家常话》中，申府先生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以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

　　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现实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三者之间，不但并无敌对冲突，三者之间，而且正待相补相充。三者之间，解析且扬弃之后，又有什么不可综核，发展而为一的?‘没有解析，无综核’。

　　辩证的否定乃在飞跃的发展。随解析综核，由否定而发展，永远合造成一个空前的进境。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从《家常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申府先生的思想更加趋向于中国传统文化，论述孔子儒家思想甚多，特别提到：“所谓辩证唯物之说，也不过是人要尽人力而知天命，与如何善尽人力而知天命而已。”意谓，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可有相通之处。

　　而其1944年写的《天人行》更是体现其立足本民族文化之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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