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实现的困境与实践途径

　摘    要：　作为公平正义价值观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教育公平是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公平具有多重意义,它是民生改善的基础性机制,为每一个独立个体创造公平的起点,为社会公平和实现善治奠定坚实的基础。享有相对公平教育的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参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平等竞争,并以自身的努力实现社会纵向流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巨大经济成就为教育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障,但贫富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集中化等问题为新时代的教育公平提出了现实挑战。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是新时代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法规体系的顶层设计,破除各种既得利益羁绊,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让普惠的教育之光温暖每一个群体,让公平优质的教育为民族复兴的梦想提供人才保障。

 

　　关键词：　新时代; 教育公平; 路径思考;

 

　　教育公平是“公平”“公正”“正义”等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它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包括受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1]。从另一个角度讲,教育公平也是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口基数庞大、人口红利潜力巨大的优势将持续存在,教育公平是开发庞大人口潜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发挥教育在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公平问题,在多个场合多次谈到了教育公平的重要性。2013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时强调:“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3]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要进一步强化资源合理配置,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特别是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保障贫困地区办学经费,健全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4]

 

　　一、为什么要推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背景下推进教育公平具有多重意义,涉及和谐社会构建、信息社会建设、社会善治的达成等多个方面。

 

　　(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社会公平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5]简言之,社会公平是社会资源、利益与负担分配的合理正义。在广义上,社会公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平,它意味着每个公民都能享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收入保障和义务教育,分享教育、科学、文化和艺术成果。教育公平是社会给予其全体成员平等地分享教育资源的权利,它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没有教育公平社会公平就难以实现。2016年9月10日,在北京市八一中学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6]罗尔斯认为“公平即正义”,公平的主题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方式。”[7]进入新时代,劳动力素质这一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又取决于教育。不同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社会阶层形成的因素之一。教育公平能够为每个成员提供相同的充分的发展机会,促进社会各阶层的正常流动。只有依靠正常的社会流动,社会各阶层之间才能逐步实现相互开放、共同协作,淡化阶层壁垒,从而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条件。通过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增加个体的知识储备量,提升其综合能力,从而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教育状况,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

 

　　(二)教育公平是建设信息社会的内在需求。

 

　　信息社会是指信息成为比物资或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以信息价值的生产为中心,使社会和经济发展起来的社会[8]。信息社会是一个智力密集型社会,知识生产已经成为价值的源泉。这种社会形态的重点是选择情报,各种智能技术必将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居于重要的位置[9]。在信息社会,围绕着知识标准、知识产权、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利用所进行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同时,文化和技术的要素渗透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一个国家推行公平教育,让社会各个阶层都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实现各行业各阶层之间充分的分工合作体系,而在教育权利、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等方面的竞争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挖掘新技术的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美国教育家贺拉斯·曼认为,教育的普及有可能让每一个儿童都能够被训练成为准备从事所有职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人[10]。在信息社会,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具备强烈的信息意识和良好的信息能力,传统的知识结构单一、能力单一、适应性差的人才将逐渐被更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所取代。信息社会的教育要以扩展知识面、培养创新精神、熟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为着力点。教育公平能够保障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助于全面提高国民的信息素质,将国民多方面的潜能转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三)教育公平是实现善治的有效途径。

 

　　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协同管理,或称官民共治。”[11]善治的要素包含参与性和公正性,前者即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后者是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12]。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社会善治的实现需要政府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势必要求在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等层面进行突破性的改革。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是人的主体性不断凸显的过程。社会善治的实现,应有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投身社会治理。”[13]教育公平倡导以人为本,坚持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保障全体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有助于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培养大批有文化修养、有人文关怀、有责任担当的人,为社会治理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为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善治提供有效路径。因此,在新时代加强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善治,就必须推进教育公平。

 

　　二 、新时代推进教育公平面临的现实挑战

 

　　新时代推进教育公平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贫富差距导致教育差距拉大,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水平不平衡,教育资源集中化趋势明显,体制机制难题仍待破解,等等。这些现实问题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此外,目前学界对教育公平的基础理论研究也有待加强。

 

　　(一)贫富差距导致教育差距拉大。

 

　　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的建设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新情况。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统计显示,2012-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14],2017年虽继续下降,但仍处在警戒线(0.4)之上[15]。我国城乡、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我们的“蛋糕”总量越来越大,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占有的“蛋糕”却不均衡,导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低收入群体规模明显过大,利益分化程度愈来愈高。美国教育学家科尔曼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学生家庭的经济背景和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影响学生成绩的主要原因[1](P39)。瑞典教育学家胡森也认为社会问题诸如财富、收入等分配形式和程度的不平等是造成教育不平等的因素之一[16]。贫富差距是新时代推进教育公平的一大挑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17]。但2017年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仅9.26年,且各地区教育公平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18]。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地方财政支持力度不够、教育资源不足、教育观念落后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地区的受教育人口数量和受教育层次。

 

　　(二)体制机制难题仍待破解。

 

　　当前,我国教育法规体系中还缺少一些独立、专业性强、法律效能明确的教育法规和比较系统的、覆盖面广的综合性教育法规,以至于教育体制中出现的部分难题仍待破解,其中普通高中教育的择校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尤为突出。由于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各级政府给予重点学校最优质教育资源和极大的政策倾斜,使得其在教学实力和办学水平等方面相对于普通学校具有绝对优势,让公众无法忍受的择校费也由此而来。近年来,在许多城市择校费现象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是指个体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接收何种质量的高等教育与其出生背景无关,而只与学术能力和个人意愿有关[19]。促进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均衡是政府在高等教育公平方面致力追求的目标之一。然而,近年来在我国重点大学录取率的区域对比中,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最高,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低。东部地区录取率的主要贡献者是京津沪(占东部11省市的近60%),其均值(19.8%)是中西部地区均值(7.2%)的近2.75倍,是全国均值(8.53%)的2倍多。占全国人口近30%的中部六省长期以来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既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集中性的高等教育区域不平等现象值得关注[20]。由高考录取引发的教育机会不公平问题不时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随着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的关注越来越高,教育公平问题已逐步演变为社会和政治问题,一些省(市、自治区)呼吁高考改革的声音不断加大。

 

　　(三)教育公平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世界各国学者对教育公平理论进行了诸多方面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美国教育家贺拉斯·曼强调起点公平——“教育是促进人类平等的伟大平衡器”,并认为教育能促进社会公平;而美国教育家科尔曼和瑞典教育家胡森主张“教育机会均等说”,主张“平等”不仅是指起点,还包括连续不断的阶段和最后的目标;美国社会学家詹克斯和帕森斯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前者的主要观点是学校和教育无法达到公平的目标,后者主张教育产生了新的不平等[1](P38)。近年来,我国学者从经济学、政策学、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和文化学等视角对教育公平进行深入分析。教育公平理论的主体(学者或教育思想家)是现实的、社会中的人。他们对“教育公平”的“判断”必然受到主体的情感、知识素养、生活经历和社会关系等因素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21]另一方面,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客体(“教育公平”现象)的表现不同。“教育公平”现象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受到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22]。不得不承认,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我们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理论的供给能力仍有待提高。在一些基础理论研究上,我们有很多方面需要集合各个领域的人才进行深入探究:比如当代中国一些被认为不公平的教育现象是哪些历史、文化和制度因素造成的,它有哪些合理因素;在新时代教育公平有哪些新内涵,我们在限定条件下能达到什么状态,以及达到这种状态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我们是否可以制定一个清晰的、操作性强的指标体系等等。除此之外,纵览全球,其他国家如何处理教育公平这个大课题,有哪些经验可以被我们借鉴等等。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中,人们在探讨教育公平时都有不同的指向和诉求,在新时代,要继续加强教育公平的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教育公平实践的指导。

 

　　三、新时代推进教育公平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推进教育公平,需要不断完善教育法规体系,缩小地区间教育资源的差距,扩大教育公平覆盖面,继续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并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

 

　　(一)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法规体系。

 

　　改革是克服教育公平难题的突破口,制度创新是推进教育公平的主攻方向。在新时代,要推进教育公平,就要设立各种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起一整套较完善的体系。我们应继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现行法律法规,并逐步制定《农村教育法》《特殊教育法》《教育投入法》《教育督导法》等法律法规,健全教育法规体系,积极应对新时代推进教育公平面临的挑战,办好真正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优质教师资源是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深化教师管理综合改革、合理配置师资力量、创新中小学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成为新时代我国加强教育制度创新、完善教育法规体系的重要一步。《意见》强调,要创新和规范中小学教师编制配备,优化义务教育教师资源配置,完善中小学教师准入和招聘制度,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和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健全职业院校教师管理制度,深化高等学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23]。在新时代实现教育公平,还需要我国各级政府基于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教育需求等要素合理进行规划,加大对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的支持。此外,各级政府还要加强教育舆论引导,切实推进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进一步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

 

　　(二)开展“补偿教育”,加大教育扶贫力度。

 

　　教育公平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尽管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程度各异,但对解决教育公平难题,都采取了“补偿教育”来减少和消除差异,帮助弱势群体改变自己所处的不利环境。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兴起了民权运动。在此大背景之下,教育界提出了“补偿教育”这一概念。美国教育家科尔曼认为,这种“补偿教育”不是简单的对贫困家庭和少数民族家庭的儿童进行早期补偿教育,而是要在资源投入“平等”的原则下,开始向弱势群体更多的资源“不平等”投入[24]。美国政府相继实施了免费午餐计划、残疾人儿童补偿计划等多个项目,其目的是给每个儿童提供平等竞争和发展的机会。2001年美国政府又颁布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补偿教育服务”是其中的“核心责任条款”,力图利用将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以缩小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带来的学业差距。虽然对于弱势群体的“补偿教育”并未得到现实的有效回应,产生了补偿内的不公平[25],但是美国实行“补偿教育”政策的过程、结果和影响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新时代,我国推行教育公平就要不断创新“补偿教育”的实施方法,重点关注老少边穷地区的受教育群体,想办法给他们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补偿,着力实施教育扶贫。教育扶贫是指针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使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提高当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并最终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26]。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强调要“让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让他们同其他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向着美好生活奋力奔跑。”[27]对贫困地区进行教育扶贫,加大对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是新时代推动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

 

　　(三)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扩大教育公平覆盖面。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领域广泛利用信息技术、开发信息资源,促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8]。教育信息化是推进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它不但可以提高教育基础设施水平,而且能够对教育内容和方式产生影响。在新时代推进教育公平,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另一方面我们要共享已有的优质教育资源,扩大其覆盖面。信息技术由于无时空和主体限制,是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理想选择[29]。现代远程教学方式能借助计算机网络、卫星网络、通信网络、多媒体等技术,突破时空界限,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传播。教育资源匮乏地区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教师可以了解最新的教学理念和学术研究成果,从而提升教学水平;学生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广泛的优质教育资源,开阔自身视野,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与传统物质资源相比,信息资源在传播时,具备投入小、受益广、绩效高等优势。电子教材具有近乎零成本复制的特点,它的出现和普及,对于教育公平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完善、科学的电子教材,集众多优秀教师的智慧于一身,可以有效地弥补教育欠发达地区的优质教师资源不足的矛盾[30]。

 

　　四、结语

 

　　“教育公平”现象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受到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34]。教育公平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制于多种利益主体的不同诉求,不可能一朝一夕予以解决。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客体(“教育公平”现象)的表现不同。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教育公平问题具有历史发展阶段性,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阶层结构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充分地、永久性地解决,所以对教育公平的推进也不能急于求成,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用渐进式的发展策略梯度推进、逐步实现。新时代背景下,面对更多元、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以及改革道路上的诸多问题与障碍,推进教育公平注定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一方面,要以积极正面的思维方式正确看待人们对教育现状的不满和期待,看到当前所有的问题和障碍都在党和政府规划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蓝图中,相信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是与人民的期待和发展的需求高度一致的,对新时代公平优质的教育充满信心、充满耐心、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在教育公平推进过程中,要注意方式方法,既要有宏观的顶层设计又要有微观的具体方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民族的教育公平问题,要分层分类化解,有针对性地施策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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