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小学”教育思想及实践

　　中图分类号：G62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6.03.072

　　自古以来，教育的社会价值在我国就一直被反复强调，被誉为我国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学记》开篇即指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在书中，作者描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制系统和各阶段的学习目标：“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可见，从教育的社会价值出发，教育是非常受重视的，作为儿童接受教育之端的启蒙教育，其基础作用更是被反复强调。《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之功也”之说；在商周时期，有了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小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私学的产生，民间儿童启蒙教育机构相继出现，及汉代渐趋成熟，此后，蒙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至宋代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宋代学制基本上沿袭前代，自三次兴学后，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才基本建立起来。在中央，接受“小学”教育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凡诸王属尊者，立小学于其宫。其子孙，自八岁至十四岁皆入学，日诵二十字。”地方“小学”在兴学后也应声而起。蒙学教材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自周代开始，至宋代，获得了极大发展。

　　1 蒙学教材

　　蒙学教材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三代。最早的蒙学教材是周宣王时的《史籀篇》。到了秦代，蒙学教材有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这三种教材都是以识字写字为主，是对《史籀篇》的发展。汉代，闾里书师将上述三种教材编为一集，取名《仓颉篇》；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长作《元尚篇》；杨雄续写《仓颉》，取名《训纂篇》；贾鲂作《滂喜篇》；蔡邕作《劝学篇》等。其中，以《急就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多种蒙学教材出现，如：束皙作《发蒙记》，顾恺之作《启蒙记》，周兴嗣作《千字文》，此外，还有《杂字指》、《俗语难字》、《杂字要》等，这些杂字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代的蒙学教材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前编写，当时仍在使用的，如《急就篇》 、《开蒙要训》、《千字文》等；另一类是当时新编写的：有抄写名言谚语，向学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封建教育的，以《太公家训》为代表；有将典故编成韵语，供学童识字和学习历史知识的《兔园策》和《蒙求》；有供学童讽诵的当代诗歌选本《文场秀句》；有供学童临时查阅的字书和常识问答，以《杂抄》和《俗务要名林》为代表；还有专供蒙童用的习字教材。到了宋代，蒙学教材不仅编写质量提升，而且内容类型增多，甚而出现了专门为女子编写的蒙学读物。

　　2 朱熹的“小学”教育思想和他的蒙学教材

　　2.1 朱熹的“小学”教育思想

　　人性论是朱熹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他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与联系来说明人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所谓“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而言”，它是禀受“天理”而成的，所以浑厚至善，完美无缺；而所谓“气质之性”，“则理与气杂而言之”。由于“气”有清明、浑浊的区别，所以“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如果所禀之“气”是“极清且纯者”，那么“气与理一”，“理”在“清气”中，就好比宝珠在清水里，光泽透彻明亮；而如果所禀之“气”是浑浊的，则“理”在“浊气”中，就好比宝珠在浊水里，看不到宝珠的光泽。“天命之性”是“理”之全体，健顺五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而“气质之性”是“天命之性”通过人的具体生理、心理结构及其特点而表现出来的具体人性。因此，朱熹认为，“天命之性”人人皆同，“气质之性”则因人而异。

　　朱熹从他的人性论出发，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以复性”。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又“性”即“理”，“理”包括仁、义、礼、智、信，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恢复以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即“明人伦”。

　　朱熹的教育思想充满了浓重的儒家气息和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不管是“小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都体现了以“理学”为支配点的倾向。朱熹将教育阶段划分为“小学”教育阶段和“大学”教育阶段，前者以8～15岁为时间段，后者以15岁及以后为时间段。为着“存天理，灭人欲”的终极目标，结合“小学”教育阶段儿童的心理特征，朱熹提出以“教事”为主的思想，他在《小学书题》中说道，“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又在《大学章句序》中说道，“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 ，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些内容都是为着培养儿童的伦理道德服务的，因而契合了朱熹的“理学”观。在实践中，朱熹参与编写蒙学教材，将其“小学”教育思想以固定的形式加以传播。

　　2.2 朱熹的蒙学教材

　　朱熹的蒙学教材充分反映了他的以“教事”为主的思想，具有浓厚的讲求伦理道德的气息。《训蒙绝句》又称《训蒙诗》，有诗98首，用七言写成，编于隆兴二年（1164年），其名目采用的大都是《四书》中的词组成语句，如《就有道而正焉》、《十五志学》、《乐亦在其中》等，极具韵律，读来琅琅上口。《童蒙须知》编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全书一卷，衣服冠履第一，语言步趋第二，洒扫涓洁第三，读书写文第四，杂细事宜第五。该书篇幅简短，但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包举广泛，又非常切近儿童，对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有教育意义，比如帽子、衣服、鞋袜要收拾整洁，对如何洗脸漱口、如何写字也有说明，要早起晚睡，对长上要恭敬有礼等。《小学》一书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重新编撰完毕，共有六卷，朱熹作序说，“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I格不胜之患也”。可以说，《小学》是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总结。全书分内篇和外篇，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有《嘉言》、《善行》。内篇是全书的主干，《立教》阐述先王所以教人之法；《明伦》说明五伦的关系；《敬身》讲解孩童修养身心的重要和相应的规矩；《稽古》记载古代先圣前贤的崇高德行。外篇两篇，记载值得我们效法的言行。

　　2.3 朱熹重视“小学”教育及蒙学教材的原因

　　青少年时期的朱熹，随父母辗转多地而接受了传统教育，为他后来的学问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朱父说，“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募羁宁似犬，龙化本由鱼。鼎荐缘中实，钟鸣应体虚。洞洞春天发，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可见，朱父对朱熹的影响之深。朱熹从事教育活动多年，具有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关于儿童教育，朱熹也非常留意，并在多地设立私塾以教子孙。为了进行系统总结，朱熹编《小学》等蒙学教材以阐发其“小学”教育思想，对规范儿童的伦理道德行为起到了制约作用。

　　宋代商品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都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①经济的发展促使思想文化的繁荣，对于市民阶层而言，他们普遍要求获得文化知识。文化重心的下移，催生了民间私塾和蒙学教材的发展。但同时也有弊端显现，朱熹有感于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的弊端，大声疾呼重建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他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3 评价

　　全祖望对朱熹及其思想这样评价：“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它表明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仅就编写蒙学教材而言，他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蒙学教材是推动儒家学说大众化的重要推力，朱熹本人亲自编写蒙学教材，不仅提高了蒙学教材质量，而且在蒙学教材中也灌注他一贯主张的教化思想，由此，伦理化的儒家学说更是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地存活下来。

　　注释

　　① 葛金芳.两宋社会经济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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