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升值”视域下佛山农民素质提升研究

　　本文立足于佛山城市升值进程中农民素质状况的实际，分析佛山农民素质偏低的因素，并提出提高佛山农民素质的对策与建议，为城市特殊教育升值的实现奠定基础。

　　2014年6月，佛山市委书记刘悦伦提出佛山要从城市“升级”转向“升值”，从高度、广度、深度三个维度走向城市价值的提升。农民市民化作为城市升值和统筹城发展的重要追求目标，是摆在佛山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民市民化转型过程中面临许多障碍，其中农民素质问题是根本性的因素，决定着农民市民化的成功率。

　　一、佛山农民素质现状分析

　　客观地说，佛山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佛山农民的素质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但各种原因的影响，佛山农民的整体素质状况还是不容乐观，离我们佛山城市升值计划的要求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

　　(一)佛山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偏低

佛山要实现城市升值计划，内在地要求佛山人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那么，佛山市农民目前的道德素质如何呢?近年来，佛山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但客观地说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由于佛山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佛山农民在传统意义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为：地段好的农民由于土地被征收或者出租自己的土地，获得巨额的征地款和源源不断的租金，他们用这些资本做生意甚至成为私营企业主;偏远农村的农民有的选择留守，有的选择外出打工;由于他们的情况不同，所以在道德素质方面表现也不一样，这使佛山各地农民的道德状况非常复杂。

在这之中，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农民以及外出打工的农民，由于和外界接触的比较多，对社会了解较深，所以他们的思想相对较开放，观念相对较新，有留守农民所没有的协作意识、开放意识、权利意识、竞争意识等;但另一方面，他们因受到社会利己、拜金、享乐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他们的道德观念相对于留守农民更为混杂，甚至出现了道德滑坡。如，当问到如何看待“义”与“利”的关系时，外出打工的农民是更看重“利”，有的甚至认为为了“利”可以放弃“义”。而留守农民的回答主要有三种情况：有的农民的回答处于矛盾状态，有的农民不置可否，有少数农民认为，“义”与“利”都应该要。

可见，留守农民的道德观念相对更淳朴一些。但就总体而言，农民的整体道德素质还不够高。另外，在诚信方面，我们也作过一些调查，城镇郊区的农民以及外出打工的农民的诚信素质相对于边远山区的农民的诚信素质要低一些。他们觉得“说话要算数”，而外出打工的农民显得要“滑头”一些，从某种层面我们可以理解为“不那么诚信”。这表明，佛山农民的道德素养总体还是偏低。

　　(二)佛山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

科技文化素质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在实践中得到的经验;二是人们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内在性和稳定性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典型特征，是衡量人们科技文化素质的重要指标。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主要通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年限体现出来。在调查中发现，由于佛山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受早期政策的惠顾，佛山农民相对于全国其他各地的农民来说经济条件较好，但受市场经济趋利性等不良思想严重，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赚钱是第一位的，对子女的教育就显得不那么重视，相应的其科学文化水平也偏低。另外，佛山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

调查现实佛山农民有超过80%的存在迷信倾向，有近70%的人相信世界上有鬼神存在。所以，在佛山大多数农民遇到困惑、自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时，不是去找科学的方法解决，而是希望通过求神拜佛、算命等祈求神灵的封建迷信方式解决问题。上述表明，佛山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水平不容乐观，要加强对其科技文化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工作。

　　(三)佛山农民政治素质偏低

　　佛山城市升值的实现，不仅需要村民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还需要村民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2015年4月，佛山市推出《佛山市城市升级两年延伸行动计划》，在全国城市中率先高举城市升级向城市升值迈进的大旗。任何一项政府行动计划的推行都需要市民的关心和支持。这样，才能正确而有效地运用政策为这个行动服务。然而，从对佛山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示：40.4%的受访者表示知道和关心佛山城市升值行动计划;59.6%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清楚佛山城市升值计划。数据显示大多数农民对政策不是太关心，觉得了解政策是当官的事，与自己无关。这种情况极不利于农民充分运用政策为城市升值服务。

近些年的发展，我国农民的民主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农民的民主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通过对佛山部分村民的调查，我们发现村民在参与选举时，投票行为存在三种情况：随便投;随大流投;按照亲朋好友的意志投。他们并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投下庄严的一票。这也说明不少农民具有一定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但参与的质量并不高。另外，调查发现，佛山偏远农村的农民法律素质偏低，主要表现在：法律知识较欠缺，法律意识淡薄，维权意识不强等方面。

调查发现，佛山偏远地区的农民35.5%接受过系统的法律知识的教育和培训，55.8%的农民表示偶尔接受法律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活动，有8.7%的人表示没接受过法律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活动。当问到“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解决”时，40.8%的农民选择找亲朋好友帮忙，25.1%的农民选择自己想办法解决，仅有34.1%的农民表示会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以上数据显示了佛山农民法律知识的欠缺，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在农村的普法教育工作非常不到位。

　　二、佛山农民心理素质偏低

　　心理素质对个体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佛山经济的飞速发展给农民的心理上带来了巨变。一方面，农民的主体意识加强，心理承受能力也不断加强;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知识、能力的欠缺，产生自卑、不自信的心理。在调查中，当被问及“您是否喜欢、乐意和城市市民交往”时，仅以有44.6%的受访者表示乐意、喜欢与城市的市民交往，有45.2%的受访者表示只是不太喜欢、有需要时就同城市市民交往，还有10.2%的受访者表示不喜欢、几乎不和城市市民交往。进一步调查那些不太喜欢和不喜欢与城市市民交往的原因时，有33.5%的受访者表示“跟城里人的差距大，自卑导致”，有32.4%的受访者表示“城里人对农民有偏见，歧视农民”。可见，农民不愿意跟城市市民交往有内外两层原因：一是内因，农民自己内心有着莫名的自卑感，不愿意与优越的城里人交往;二是外因，城市市民对农民的歧视和偏见，不愿与农民交往，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在这种不健康的心理素质状况下，如果不能很好地释放农民的这种压力的话，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恶性事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作者：杨维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2016年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