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视产学研发展趋势

　　张伯苓，近代教育家，生于1876年，在1951年逝世，他也是旧中国民办教育的楷模。1894年，张伯苓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深刻的打击了他，他立志要改变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创建新式教育，将重心放在现代体育教育事业上。他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创建了天津南开教育系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与智慧。尤其是对学校体育思想与实践对当代的学校体育教育的影响上更是做出了突出影响力。

　　一、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

　　(―)独具特色的体育教育理念

　　关于体育教学，张伯苓有新颖独特的体育观念。甲午战争中，中国被小国日本所打败，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清兵的腐败、懦弱。张伯苓从思想上深受打击，从而提出了要改革教育体制，特别对体育教育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他认识到当时中国人的懦弱之处就在于缺乏健全的体质健康，只有重视国人的身体素质与体格锻炼，才可在外敌来临时做到有勇有谋、所向匹敌。他曾经仰天长叹道：“夫中国当此千钧一发之秋，所恃者果何?在恃教育青年耳!欲与他国争衡，最紧要之方法，亦惟归诸教育”。“强我种体育为先”。他深深地认识到要能为国家培养出更加身强ft健合格的人才，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改革与创新现有的教育体制。1934年，张伯苓在《南开的目的与南开精神》的演讲中提到的：“要想救国，教育是根本。救国一定要要改变中国的旧面貌，而改造中国的关键之处在于改造人，这是总的出发点。中国人知识经验贫乏、身体底子弱，以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局面，如何能存亡?”他任南开院校校长以后，在学校专门开设了体育课程，来强健学生的体魄。他将西式的体育活动引进到中国的课堂教学活动中，这些举措比晚清政府开设体育课的时间足足提前了五年光景。从这些我们能看出张伯荅的足智多谋、胸怀大志。张伯苓还说道，学校体育与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教育不应该仅仅围绕书本式的教育，进行照本宣科的教学，要使学生拥有完善的人格，德、智、体三方面要全面进步w。他觉得教育和体育不能分割开来，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中华民族变得更加强大，在国际上站稳脚步。他还讲到要实现这一目标，一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首要的任务就要重视'体育教育，锻炼强健的体魄才能利民^在长达四十余年来的教学生涯中，张伯苓养成了自己独到的体育教学观念。

　　(二)注重体育管理与建设

　　自南开学校创建初，张伯苓就一直坚持着这三项基本准则，即“思想教育、推行科学、倡导体育健康'也由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校规与校纪，提倡学校要重视学生德智体齐头并进。作为南开学校的校长，他明确表态，规定每个毕业班学生只有体育成绩达到规定标准才能顺利毕业。1915年，为了加强体育教学的力度，张伯苓全权掌管学校的相关体育工作。1923年，学校又颁布了一种新的制度一新学制，规定每个学生一周必须参加两个小时的体育课，按照学生的年龄、身高、体重进行分组教学。在学期结束的时候进行考核，不仅要考运动的相关技巧而且还要笔试各种体育运动的规则，将学生考核的结果记录在报告单上。由于校长的足够重视与时刻的督促，南开学校的体育教学与考核体制变得更加规范化。南开是一所私立院校，办学所需要的全部开销大都是通过企业或个人等的捐款而来的。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学校常常处于负债累累的境况，即便如此,张伯苓对待体育事业却丝毫没有懈怠。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南开院校已拥有篮球场地15个，足球场地5个，器械场3处以及400米的标准跑道大运动场2处，各种体育仪器应有尽有。在体育教师的选择上，他也是毫不懈怠。也正是由于校长对体育教学的如此关心与重视，南开学校为国家培养出了许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才。

　　(三)重视体育竞赛与体育精神

　　张伯苓在注重体育管理与建设的同时，还对提高学生的竞技水平分外重视。南开学校在开展运动会比赛时，他规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张伯苓也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做指引，在当时中国几乎全部的重大体育赛事，他都会积极去参加。清末到民国时期，很多大型的运动会都是张伯苓担任总裁判长，他还带领中国体育代表团进军远东世界运动会。由于他的不断鼓舞与支持，南开学校走出了一大群的优秀合格的运动员与代表队。南开运动员学习认真，训练也很努力上进，在赛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多次在运动会中取得优异的成绩，有的运动员甚至打破世界纪录。南开的篮球队威名远扬，被称为“南开五虎”。在南开，体育教师的声望都很高，运动员也是最受大众所赏识的人群。然而，张伯苓并不仅仅只看重体育事业的教学，他最重视的还是学生的人格修养与完善，他经常向学生讲道:“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历练，拥有强健的体魄，才能靠自己真正的实力去击败对手。他还鼓励学生要有勇于顽强的拼搏精神，在比赛中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体育的终极目标，不应只局限在学校，而应放宽至社会中。不应只停留在少数人中，而应面向全体学生。学生在校期间，应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走出校门，也应该继续保持良好的锻炼。他还说道，学校体育不应只仅仅停留在技术之专长上，应该将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2]。在近代中国的所有教育家中，张伯苓算是首位也是唯一一个将体育作为教学内容的学者。他曾经说道:“缺少体育，教育体系就是残缺的。体育不仅仅是几个运动员的事，而应是全民族素质的综合表现”。

　　二、现实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保障学校体育的主体地位

　　如今，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在学校教育中，学校体育事业占据着核心的组成部分，和德智教育活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国在1999年颁布施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旗帜鲜明的提到“拥有健康的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与人民服务的基本出发点，是中华民族胚盛生命力的表现，学校教育应本着健康第一的指导原则，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但是在现实教学活动中，仍然存在一些以升学率论英雄以及体育教学活动设而不开、开而不展的现象。这些都使“健康第一”的教学指导思想在一些学校流于形式，难以落到实处。学校体育教学活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我国学生整体体质的连年下滑。在我国教育改革进人深水E的今天，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各级学校领导都应该向张伯苓先生学习，了解他的事迹学习他关于体育事业建设的理念，我们更应该清楚学校体育不单单是与学生的个体身心健康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与整个民族体质的强弱以及民族未来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应该切实提升学校体育核心地位，让“健康第一”的思想真正被落实到位。

　　(二)课内外体育要相互结合

　　在学校体育课程体系中，课外体育是其中最为主要的组成成分，因为它的活动范围广、项目与时间等选择空间比较宽泛而备受学生的喜欢，它也是实现学校体育目标的主要方式之一。张伯苓先生在南开时，他不仅重视体育课的教学.而且也对课外体育活动比较关注，他曾经要求下午四点之后教师的所有学生要去操场上参加体育活动，而且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常常去操场与学生们一起进行锻炼。如今，我国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仅仅以学校升学率的髙低评价学校好坏的现象，许多学校迫于这种生存压力，为了维护、和提升本校的社会影响力，必须将不在那些非升学考试科目的教学时间持续减少[3]。体育教学活动更是被首先开刀的目标，课外体育活动已经成为许多面对升学压力的学生的一种奢望。课外体育活动的严重缺失已然成为当今学生体质与健康水平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为有效改变现状，首先要激发学生体育运动的热情，体育教师可以选择一些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比如开展形式多样的赛事活动，让更多学生亲身感受到赛场上的氛围和参赛者的拼搏精神来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们锻炼的热情。除此之外，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也要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通过躬亲示范来形成人人参与，全员运动的良好体育氛围。

　　(三)构建面向全体学生的学校体育事业

　　现在我国青少年学生的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这已经引起了我国领导层的高度重视。2006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签发了《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并由教育部、团中央、体育总局三部委牵头联合启动了旨在改善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的“阳光体育运动”工程。张伯苓先生在南开任教期间大力普及和开展体育运动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仅要在精神层面上认识到体育教学的重要地位，而且要从学校的教学资源的分配上给予适度倾斜，让学校体育事业可以真正普及化与经常化[4]。因此，校方首先要加大资源的投人力度,要积极为学校体育运动创建丰富的物质条件。一是通过增加体育人力资源的投入来保证体育教师的队伍建设和薪资待遇，用以激发体育教师的教学热情;二通过培训、进修以及鼓励教师参加相关学术交流活动等渠道来提高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其次，要增加体育场所及器材的投入。一是充分利用有限的体育设施为学生创造体育锻炼的条件;二是积极争取当地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推进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有效保障学校体育经费的投入。

　　进而鲜明地刻画出人物形象。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美声表演教学中要特别强调用情去歌唱。美声唱法作为一种舶来的唱法，因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和优美声音，逐步被国人所接收，而且在民族唱法教学中也不断地借鉴。但我们相当一部分教师在在美声教学中更多地强调发声方法、技巧的训练，面对演唱时解明曲意的要求似乎有所忽略。在演唱一些歌剧咏叹调时一味地追求华丽的声音甚至是显示高音技巧，而往往忽略了对人物性格刻画和情感的表现，丢失的声乐表演最重要、最基础的“声情并茂”。在外语发音正确与否姑且不论情况下，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是无病呻吟。

　　我们知道，咏叹调往往出现在歌剧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用于表现主人公在特定情境下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并以此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演唱时必须要做到声情并茂，才能有效地刻画人物性格和烘托戏剧发展的氛围。以歌剧《托斯卡》为例：作为普契尼三大歌剧之一的《托斯卡》以两首男高音、一首女高音咏叹调著称于世。男主人公的《奇妙的和谐》和《星光灿烂》以两种不同的风格经常被音乐会和比赛列人重要曲目。《奇妙的和谐》是歌剧《托斯卡》第一幕罗马画家马里奥*卡瓦拉多西演唱的一首咏叹调。表现的是卡瓦拉多西在教堂里画着一幅圣女玛丽•马格达伦的神像，他热恋的女友托斯卡动人的身影一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一面作画，一面浮想联翩，他的遐想就像大海的波涛撞击着他的心灵，突然他发现他心爱的托斯卡的倩影在他的画布上油然而生，这个惊奇的发现使他激动不已，他情不自禁地唱出了《奇妙的和谐》。三段体结构，分别要表现出对美的惊奇发现和轻轻的而又略带激动的赞叹、对托斯卡的赞美以及内心的激动和对爱的向往、通过自言自语对艺术赞美，逐步把旋律推向高潮，展示出心中蕴藏着对托斯卡的爱情。因此，在演唱时要通过兴奋、激动、热烈的情绪，表现出一种浪漫、洒脱、激情喷涌的个性。而第二首咏叹调是《星光灿烂》是里卡瓦拉多西去刑场之前，在死囚牢房里给托斯卡写诀别信时唱的一段咏叹调。他望着窗外的星空，想着心爱的托斯卡，思绪万千，唱起了这段咏叹调。整个情感经历了宁静、柔美到幸福、甜蜜直到悲愤、失望和痛苦，预示出悲剧的气氛。这段咏叹调是非常感人肺腑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要想在表演时按照剧情和人物内心变化来演绎作品，在解明曲意的基础上，恐怕做到声情并茂是最重要的了。这一问题，专业院校的日常教学中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师们评价学生的表演时，往往是从演唱是还具有连贯性、是否运用了演唱技巧、是否破了高音等等，而恰恰忽视了声乐表演最根本的“声情并茂”的要求，从而严重背离了声乐表演的目的。声乐教师在正常完成日常发音基础训练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对“解明曲意”的理解，在学习和表演过程上中努力做到掌握曲之情节、用心体会，直至做到声情并茂，更好地通过优美的声音、真挚的情感去完成作品的二度创作，用传情达意去沟通词曲作者与听(观)众心灵，进而达到感染、感化听(观)众，是需要声乐教育者和学习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2009年8月25日至28日，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与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共同承办的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委员会2009年年会在山东济南举行。本届年会在影视艺术基本理论研究、新中国60年电影研究、影视技术教学研究、影视创意文化与产业研究、影视教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一、影视艺术基本理论

　　宋雁蓉的《后伯格曼时代的瑞典新锐导演》分析了B•维德伯格和J•特罗艾尔这两位导演以及他们代表作品中的声音艺术创作特点，探讨了后伯格曼时代瑞典电影声音艺术创作的表现和趋势。作者指出瑞典新锐电影从不刻意去凸显高科技的威力，以震耳欲聋的声效，达到强烈的感官刺激，而是在关注现实、描写人物内心世界和刻画人物典型形象的基础上，强调声音的真实感、记录感、空间感，注重细节，强调音乐风格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俞学雷的《新生代电影的美学特质和缺憾》认为在新生代电影中，存在着对社会现代性追求的一种审美反思，新生代导演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当下生活体认反映在对电影人物的内心观照上，贾樟柯在其电影中反映出了现代性批判的人文维度。范志忠的《论第六代的电影美学内涵与叙事策略》阐述了第六代电影的出现，意味着新中国电影进人多元化的时代，意味着新中国电影的叙事开始从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以一种“寻找”的影像风格和残酷的青春话语，关注普通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叙述着不甘沉沦于商业时代的电影人的想象与关怀。.

　　刘志的《现象学视域中的电影审美价值探微》从现象学视域出发来审视电影的审美价值，其表层审美效果和深层审美效果的差异决定了电影娱乐性内涵的不同。娱乐性电影和电影娱乐性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电影娱乐性中的深层审美效果决定了艺术电影的审美品质。在电影审美经验中呈现出来的审美对象，其深层审美效果具有增强审美主体性、抵制大众审美文化中的负面效应。孙桂荣的《文学电影化与电影批评的文学化》分析了电影要摆脱对文学文本的寄生性，if免生吞活剥文学资源，文学是电影的基础，是从文学叙事性要素对电影的巨大能动作用而言的，电影并不是简单的“影像文学”。电影批语应加强电影意识、本学科的专业意识。杨俊蕾的《真实全景与视觉平等:简论纪实影像中的伦理逻辑》认为有三个伦理上的难题使它举步维艰。首先是拍摄与被拍摄者的关系定位，其次是摄制者自我心理定位，第三则是后期编配过程中的文化立场。在影视人类学中，最敏感的问题就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位査问题。人类学者必须让自己处于和研究对象完全对等的层面上，任何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轻视或者怠慢，都可能给视觉成果留下耻辱的印记。袁智忠的《当前影视创作和传播价值取向媚俗化的伦理反思》联系当前影视创作和传播实际，找出并分析了影视创作和传播价值取向媚俗化的诸种表现，进而对媚俗化的原因作了深人的分析和伦理反思。张智华的《新中国60年伦理片的发展与变化》揭示了伦理片重点表现伦理、道德与人情，对人性的挖掘比较深刻，充分展示出在各种社会环境中人性的复杂性、多侧面性及其变化性，促使观众审视过去，思考现在与面对未来。伦理片与伦理型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中国部分导演具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伦理电影传统对他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伦理片的变化，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电影类型化发展的道路。

　　王昕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与电视历史剧创作》提醒我们，在电视历史剧艺术创作中，一定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美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历史精神的有机统一。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美学观点”，主要是一种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要求艺术反映历史生活时，要遵循艺术创造的特殊规律，对于重大历史事件要具有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美感，从而形成艺术作品较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综上所述，电视历史剧创作需要艺术家们把握好科学因素的关系，实现科学历史观和人文观、美学观的有机融合。孙书文的《以文艺特有的方式弘扬民族精神》指出，文艺与民族精神的关系问题在中华民族进程中的许多重要时刻被屡屡提及，文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着力培育、弘扬民族精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电视剧《闯关东》的创作者，把民族精神的历史生成性熔铸到曲折跌宕的情节之中，把民族精神的结构生成性灌注到生动鲜活的人物刻画之中，以文艺特有的方式来弘扬民族精神。

　　金昌庆的《大众文化研究中的“类型研究”》从分析“类型”概念及其内涵变化入手，梳理了“类型研究”如何从文学批评发展成为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研究独特方法的过程，彰显大众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批评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谢建华的《关于中国电影的三个叙事母题》论证了电影叙事母题的流行与变异是文化、政治、大众心理的互相激荡在电影银幕上的投影，也是电影创作者和电影观众之间达成的一种消费默契。近年来，中国电影作品中流行着三个相同的叙事母题：城/乡关系、父/子关系和身/心关系。这三组流行的叙事母题，作为社会结构的某种象征和文化现状的即时演映，不仅铭刻了中国人在某一历史环境中的美学趣味，也遥指掩映其下的文化潜意识。

　　'这些叙事母题在电影创作中的流行，必将在特定的时空里主导我们的想象力，其叙事方式和价值倾向将强化或改写我们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认知。我们运用想象所演映、凸显的中国图景，其复杂幽微之处，已经远远超过传统的视野极限。

　　二、影视创意文化与产业

　　李建秋和夏光富的《重庆影视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探析》指出，重庆影视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但与全国发达地区相比，重庆影视产业创作数量少，投资主体和营销范围比较狭窄，产业链比较薄弱，目前仍然缺乏完善的影视融资体系。加大政府部门对影视产业的支持和政策保障力度，建设多元化的影视基地，影视产业与新媒体和创意产业进一步结合，加强重庆的影视产业市场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影视剧交易机制，是今后发展影视产业的重要方面。李艳英和赵晓春的《文化视域下的山东省原创动漫创作探究》指出，当前国产动漫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逐渐有了起色，甚至出现了票房超越国外动画大片的现象。但各省市原创动漫发展并不平衡，山东原创动漫亟待突围。突围之路在于要以中国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为创作根基。

　　探讨它们是如何从中国文化里汲取营养的，进而论述了山东原创动漫在齐鲁文化的怀抱下如何把握自己，理清五种关系才能走出有特色的原创动漫之路。赵晓春和孙云宽的《青岛市影视动漫骨干企业及其主要作品基本情况分析》通过分析青岛市影视动漫骨干企业的业务范围、政策环境、投融资、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情况和骨干企业主要作品的选题模式、制度进度、播映渠道等方面的情况，总结青岛市影视动漫业的市场运营机制和管理体制的特色和不足，为相关政策的完善和企业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侯云峰的《关于云南影视产业发展的思考》通过梳理云南影视的历史渊源，分析了云南所具有的产业资源优势和产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思路。孙非的〃影视动画产业的发展思路探析》论述了影视动画产业作为新兴的文化产业具有巨大市场潜力，而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发展总体上比较滞后，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机制和措施改进产业发展环境，促进产业良性、健康发展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莫琳的《认识文化贴现特性在赢得电影海外市场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拓展国产影片的海外市场对于我们实现，立“文化大国”的战略目标和繁荣我国的电影经济有着i要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将电影产品销售到海外市场并获成功，必须认清电影区别于其他经济产品的三大特性，即文化贴现特性、共同消费特性和电影自身具有的外部利益特性，从而理解并能确定电影产品出口数量、价格和流向。其中文化贴现特性对赢得电影产品的海外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周凯和虞旸的《夹缝中的突破与成长——基于中美电视剧比较的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从投资、制作、交易、播出、广告这五个方面对中美电视剧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宏观以及中观层面的比较研究，并针对问题，结合美国电视剧发展情况，提出了创新对策。景虹梅的《跨境合作的华语商业电影之形态特征考辨》分析了跨境合作的华语商业电影在国内外电影市场上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应，业已逐渐成为支撑华语电影市场的顶梁柱。从其字面所标志的三个因素一“华语”、商业电影、“跨境合作”一来剖析其形态特征，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获得更加具体、明确的认识和把握，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中洞见其产生的背景原因、创作状态以及潜在问题。

　　三、影视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

　　赵晓春和逄格炜的《编剧教学不能顾此失彼——在编剧教学中贯彻科学发展观》分析了目前编剧教学中存在着重知识轻技能、重教书轻育人等偏失。编剧教学应该坚持全面发展的观点：既重知识又重技能，既重课内又重课外，既重教书又重有人。黄学建的《读图时代，亟须增进影像教育》从描述文字、影像语言的品性差异人手，继而批评“偏爱文字思维”的两大理由，建议发展实验教学，运用影像的内容、语言、手段等进行影像媒介的素养教育，使之成为影像教育中探究性学习的利器。岳凯华的《湖南师范学影视戏剧文学专业硕士点建设的实践与思考》阐述了适应湖南省乃至国家实施人才战略的形势需要，适应了需要大量影视戏剧文学专业人才的社会现实，增设戏©I影视文学专业硕士点是发挥文学院力量的迫切需要。孙丽琴和杜鑫的《高校开设影视艺术教育课的重要性》指出，为搞好素质教育，培养21世纪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学校适时开设了影视艺术鉴赏课，主要致力于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进而培养和强化其综合的文化素质和能力。程婕和杨小山的《论“电影产业格局”中影视表演人才的培养——电影表演教育的新思路》论述了中国电影表演教育乃至全国各高校的戏剧影视艺术表演专业唯有在变革中不断地完善自身教学质量及教育水准，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为明日中国电影的辉煌培养高素质人才与后备力量。敖柏和王以宁的《影视专业本科教学方法思考——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联合创作课程模块的专业定位研究》阐述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教学不会也绝不可能在单一的艺术思维之中，死守复古主义的理想，特别是综合性大学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育，理应以科学实践为手段，以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为支撑，以科学与艺术的融合为途径，克服重文艺观念而有失创作能力，克服重技艺训练而有失人文关怀，克服重宽泛而有失深人，克服重专业精神而有失综合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一切合理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加以分析整合，实现全面发展的广播电视人才培养目标。唯有科学与艺术的高素质人才才会为大众带来人文化美化的媒介生活。王敏的《球土化视野中的新疆影视文化教学思考——从我在澳新英语培训中心的教学培训谈起》探讨了如何将球土化视野运用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新疆影视媒介教学实践，特别探讨了如何运用这种视野重新定位教学中师生的位置。球土化视野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视野，这种视野观照下的教学要求老师在影视媒介教学中需具备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视野;同时要求学生一方面需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意识到自己生活的地域文化，另一方面也需具备本地语境中的身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