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体操是国家的动作仪式的分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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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体操是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等9部门于1951年12月1日首次颁布并推行的健身性体育项目。广播体操在施行过程中逐渐超越单纯健身价值，不仅成为新中国标志性身体运动项目，还一直是国人集体性生活形态和国家群体性动作仪式的散播模式。21世纪，一些机关、团体，再现国民大众集体做操的动人情景。与前几次广播体操盛行的情况不同，这一次恢复广播体操的行动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除体育学科外，社会表演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也将注意力投放到广播体操领域，看重的恰是广播体操中动作化仪式积极、感性和建设性的元素。
　　1　广播体操成为集体主义身体性象征符号
　　广播体操恰是特定时代的独特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寿命低到令人咋舌的35岁，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个简单的入伍体检就把很多热血青年挡在了大门外。现在有了一套可以强身健体、新鲜有趣的广播体操，从上到下都很乐于推行”[1]。显然，20世纪50年代的年青人因为身体不过硬而不能参军的现象是新兴而富有活力的国家主体无法容忍的，在此形势之下，阳光性、强健感和积极向上的人体形象成为唯一能够打消人们消极念头的文化预设。所以，国家除在宣传画中张扬强大的身体力量外，群体活动中也急切需要大众参与的整齐划一、声势浩大、健康活泼的空间运动场面。这种表演性、娱乐性和群众性场面极大刺激了当时大多数民众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积极性。“由于广播体操在当时必须借助广播的形式，所以中央和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就成了推行的‘旗手’。他们纷纷邀请当地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共同商讨，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一大批‘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广播体操推行小组’一下子从各地冒了出来”[1]。广播体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进而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21世纪广播体操在中国的复活具有时代的必然性。2005年国家相关单位出台了《大众广播体操》，俗称第9套广播体操，由于这一时期国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无暇过度关注一种简单的集团动作行为。在失去了强大的行政动能之后，新颁布的广播体操的影响力已无法和建国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相比肩，于是，一种贬低广播体操的论调适时而生，认为它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且终将尘封于影像资料或者图书馆的纪念书籍中，但是，只要熟知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都知道，以此为据而对广播体操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作为健身活动的广播体操可能会失去其既有的功能，而作为统一人心、消弭经历了苦难生活的中国人的消极记忆的仪式化符号的广播体操则难以彻底消亡，即使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它也会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大众眼前，而流行于近期的全社会各个角落大跳街头舞蹈以及反复出现的跳红舞、唱红歌的现象，则可以视作是对集团性仪式的又一种探索性延续。
　　中国古代的仪式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手段和政治权威性符号，还是一种既谐且乐的娱乐方式，中国向来崇尚礼乐并重、礼乐兼合的治国方略。礼反映了权威和秩序内容，乐则容纳了狂欢与宣泄功能，两者兼有权威训诫与万民同乐的双重内涵，并同存于同一文化体中，共同承担起维系国家、社会和民众整体性、稳定性和凝聚性的任务。
　　从人类进化的历史看，只要人类的群居习性不改变，就需要同一性、和谐性和特殊场景下平等性的动作仪式存在。广播体操是一种互动性动作和行为的象征，它是中国固有理想的肉身性表达方式。“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机制是，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它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作出它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事情”[2]。广播体操即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集社会性、表演性和聚合性的文化形态，它不仅延伸了我国的广场文化、行为艺术和公共空间的表演学内涵，还是我国超大型仪式活动的现实性载体，并为中国的远古性、原始性和图腾性想象世界提供现实的仿制资源。
　　就神话的完整性、系统性和扩张性而言，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不及古希腊。但是，中国神话学的想象同样丰富多彩。如中国一向有关于大同世界、桃花源、全民平等的想象，此类观念类似于西方的乌托邦和理想国之类的经典理念，且时常成为国人为之神往的精神境界和彼岸世界。但乌托邦仅仅是一种理念，无法转换成现实，即便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足以兑现出原先设计的乌托邦的境界，人类也会重新缔造出新的乌托邦，创造出新的理想，因此，理想境界等同于绝对的美好愿望，它只能留驻于民众的想象之中，或者说它永远是一种残存于观念世界的虚幻性存在。但这并不能阻碍当代中国民众虚拟性想象和实践性求索，从民间本位立场看，广播体操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气氛下孕育而出一种关于大同社会的可操作性摹本。
　　广播体操是历史的必然性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时间是1951年11月24日，颁布单位则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9单位。1951年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1952年6月20日，全国体育总会正式宣布成立。第2天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广播体操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的文章，详细总结了广播体操推广半年以来的丰硕成果[1]”。广播体操在实施的过程中一直贯彻身体运动和音乐教育同步进行的规制，广播体操的实施空间及其音乐元素构成了两种意义明确的文化符号。做操现场更是呈现出空间上人数众多的视觉威力以及听觉世界高分贝音响效应的巨大精神威慑力，广播体操也因此具有群体的煽动性，并产生了强大的社会辐射力。当时，全国各地已经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天律、上海等40座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广播体操节目。这些节目每天占用52个波段，总计1　205分钟。同时，人民广播器材厂也加班加点，为满 足收听不便或收听设备不够完善的地区的需要，先后供应了3　800张‘广播体操’唱片[1]。
　2　广播体操是思想同一化时代的动作标志
　　广播体操以消弭动作的差异性、独创性和私密性发挥空间为表征，它迎合的是人类作为群居性生物的向群驱力。群的向心力给予每个个体以极大精神震动力和蛊惑力。群体活动的独特性在于它可以让置身其中的人感觉到同道中人甚多，产生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和归宿感，同时感到自己异常的强大。广播体操宏大的做操者阵仗，不仅可以体现出大国特有的演示群体威严的浩大情怀，新中国创立的各套广播体操所象征的光明、美好、健康的群居世界里更是充满了诗意化的境界，尤其是大众性步调一致的动作，象征着新社会失去了阶级差异的公社化生活，同一的乌托邦想象在这种空间中得以具象化体现，呈现出一种全新秩序的美。以崭新的共产主义信仰为主体的群体性激情同样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国，其中的思想性、动作性和群体意志也折射到广播体操的活动当中。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各学校学生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1]。广播体操也因此获得了超越意识形态层面的积极价值。从群体行为学的角度看，广播体操中所寄寓的平等观念和共产主义的平等理念一脉相承。
　　仍以学校生活为例，广播体操要求全体教职员工及全校学生共同参与。广播体操瞬间消弭了身份、地位和性别的差异，客观上拉近了师生之间的内心距离。在广播体操这方独特的空间世界，习练的民众往往可以体会到非参与者而无法获得的心身体验。如习练者临时失去了等级差异感，大家都做同样的动作，聆听同样的音乐，感受同样的乐教指令，重复同样的肢体语言，在此特定的氛围里，古已有之的理想社会几乎变成了真实的当下性存在。
　　广播体操融合了新的意识形态和动作仪式，一度带给中国民众一种清新的时代气息，表现出了新国家、新人民的新风貌。新的广播体操也成了新的幸福生活的动作性释放方式，并借以体现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的理想属性。
　　广播体操从其诞生起就不属于单纯的体育运动，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制约，集体从事任何一种大众性事宜都很难摆脱行政力的制约，而中国的这种行政性权威不仅是中国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得以存在的保障，强大的行政力量同样是对古代传统政体功能的延续。孔飞力[3]论述清代中国社会时曾认为：“伴随规则而来的是可预期性和标准化。同时，规则也限制了运用规则的人们的自由。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规则起到了使人们的身份地位极大地趋于平等的作用。”因此，作为规训大众身体行为的广播体操在实施过程中始终伴随有规则性、传统性和适度的强制性。
　　广播体操之所以在新世纪为人看重，同样是中国仪式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管子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4]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良好，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促使国人掀起了一股学习新的动作仪式的风潮。然而，中国在新时期的第一波学习动作仪式风潮的主体内容并非动作性的运动形态，而是精神性的读经热现象。然而，由于文化断裂的原因，学习动作仪式竟成了中国人感到陌生而费力的事情。
　　3　广播体操承续儒家礼仪乐舞形态
　　动作性仪式生活历来是身体体验和心灵体会的展示和训导内容，离开了身体性、动作性和行为性的元素，动作仪式将失去其相应的价值和可操作性。而在当今中国大陆地区，精通完整的古代动作性、舞蹈性和表演性仪式的人已经绝迹，细心者仅可在诸如京剧《柳荫记》等戏曲曲目中看到莘莘学子向“孔子像”叩头的表演情境，但总体看，中国大陆恢复古代动作仪式制度显得十分的艰难。孙惠柱[5]126认为：“虽然古代还没有‘社会表演’这个说法，但儒家经典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一个词‘礼’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表演概念。”孙惠柱[5]182-183进而使用大量的篇幅论证学生身体规范的可行性、必然性以及措施灵活性等问题：
　　广播体操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教育手段，西方人往往将之视为政府对少年儿童进行强制性军事化训练的例证，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健身方法，许多儿童在上学时厌烦广播操，但到了成人以后会自发做起来。当然，现行的广播体操也有很大缺陷，它基本上是一套机械化的肢体动作，包括伸展运动、扩胸运动、踢腿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全身运动、跳跃运动等，只考虑了生理和健身的因素，缺乏美学和文化的考虑，可以说是不男不女、不中不西，因为它是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教育部、卫生部发起并推广的，而没有文化部的参与。在当前全社会提倡国学和戏曲要进校园的大背景下，完全可以由艺术家来主导，用戏曲形体动作和某些武术元素来改造广播体操，使之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形体规训手段，既能帮助孩子们健身，还能在潜移默化中使躯体逐渐积淀下美的要素。
　　由此可见，有关动作、行为和身体性的动作仪式活动应当受到重视，已经获得包括社会表演学在内的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和落实什么。为此，学界逐渐展开论述，出现了多种设想。其一，认为以武术代替“广播体操说”。于淼、张德胜[6]认为：“如果我们用武术改编成的‘武术操’，来取代不同年级的广播体操，再根据学生个人兴趣、爱好和实践经验，使其不断完善，这样不仅能弥补传统课间操内容单调、形式单一的不足，同时也能满足青少年追求新生事物的心理，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健身，其实际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就像大众健美操的前身是竞技健美操一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武术操’也会像‘大众健美操’一样，成为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热门方式。”其二，孙惠柱[5]183-185认为，可以考虑使用民族舞蹈取代广播体操。“这个设想要取代的是在全国中小学实行了将近60年的广播体操，有可能吗？最近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州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成功的例子。博士生黎力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跟踪和分析了土家族一个极有民族特色的表演样式的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最初是死人以后由村民在家门口广场的葬礼上唱和跳的‘跳丧&rsquo ;后被专业艺术工作者加工提高为在舞台上演出给观众看的‘巴山舞’，最后又被改造成在城镇广场和学校操场上男女老少都可以跳的‘巴山操’。跳丧本来是乡间的原始民俗，人人可以参与；巴山舞是文化馆的艺术工作者的杰作，高雅起来了；巴山操又从文化跨入了人人可以参与的群众体育领域，被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赞为极好的健身活动。在学校里学生跳巴山操取代了原来的广播操，似乎并没有什么阻力。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对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和体育样式更为宽容，被允许突破教育部对学校广播操的统一规定。”其三，孙惠柱[5]185将京剧进校园活动和广播体操在学校的推行联系在一起，他进而认为：“我这里提议的艺术性-国术性广播体操也是为了弘扬民族特色，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艺术特色和人格魅力，这比教育部现在开始试点推广的‘京剧进校园’走得更远，但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影响的面要宽得多，而且将远更有效。最近发现北京中国戏曲学院的涂铃慧教授已经编出了一套戏曲健身操，不但受到社区群众的欢迎，而且引起中小学教师的关注，看来我的这一设想并不是空想。”
但是，学术界的设想无法成为新仪式推广的直接动能，更不可能转化为一种立竿见影的现实效果。因为诸如广播体操之类大众行为动作仪式的设立和推广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因为动作性动作仪式是一种关系到亿万人的群体性身体感受和精神导向的仪式活动，它除具备释放身体压力的功能外，还具有规训民众行为、导引以青少年为主体的习练者走向信仰之路的功能，如魏仲林[7]曾表示出对广播体操充满了身体体验的亲切感。“回眸锻炼之路，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记忆——甜美、愉快、有趣、无悔。”魏仲林还在回忆文章中阐释其对广播体操的感恩心理，并将广播体操当成了一种信仰。从魏仲林老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广播体操不仅为老人带来青春记忆、狂欢氛围，更多还带来了足以规训后人的世界观改造的结果。
　　新中国的国家权威机构选择身体性记忆训练，对于规训民众的向心力、培育民众的信仰理想、匡限民众的精细化服从性格，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广播体操在新中国的存在与流行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多元化古典动作仪式遗产的当代化转型形态，其中包含了仪式治疗、大众狂欢、等级消解以及全民同心等文化观念。
　　从人类学的角度讲，群体性动作仪式具有凝聚民族心理的功能。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经过了连年战乱的洗礼，类似广播体操这样的群体性动作符号不仅能使国民的内心获得安全感，还可以在齐整统一的动作舞蹈中完成对自我、群体和种族皈依和超越。广播体操仅仅是借助大众运动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一种集舞蹈、体育等多元文化意味的仪式性复合体。其作为符号的象征性意义要远远大于其作为健身体育项目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于丽爽.　中国广播体操由来[J].　传承，2010（10）：12.
　　[2]　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译者前言[M].　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3.
　　[3]　孔飞力.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谦，刘昶，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250.
　　[4]　姜涛.　管子新注[M].　济南：齐鲁书社，2006：1.
　　[5]　孙惠柱.　社会表演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
　　[6]　于淼，张德胜.　试论用武术取代课间广播体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　体育师友，2004（1）：55.
　　[7]　魏仲林.　广播体操万岁[J].　长寿，2006（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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