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员工体育锻炼行为诱发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G804.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6-0092-05
　　在过去的研究中，以阶层为视角对各类群体的锻炼行为已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年龄与体育锻炼之间呈现的Ｕ型关系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处于“Ｕ型”底部的主要代表人物恰恰是那些体质堪忧，精英夭折现象时有发生的中青年已婚者。婚姻状态变量对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也佐证了“家庭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挤压人们“体育锻炼”时间这一事实，已婚者体育锻炼的几率大大降低，同未婚者相比下降了３５．９％。　［1］　来自工作、家庭的压力加剧了已婚者角色分配的冲突，在选择是否坚持参加体育锻炼的决策中经常陷入两难境地。而导致已婚者放弃锻炼的阻碍因素仅仅是因为“没时间、没精力；经济条件不好；缺乏体育氛围；体育设施不足或太远”　［2］　这些社会各阶层共有的、显性的原因吗？由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带来了社会大众利益、需求与价值取向的多样化，［3］已婚企业员工内在的心理需求显然有异于他人，不能坚持体育锻炼应该存在更深层次的阻碍原因。
　　在阻碍因素影响下，从个人、他人和企业的角度诱发已婚企业员工体育锻炼行为的过程即是将锻炼的外部动机向内部动机整合与转化的过程。在外部动机对内部动机产生影响的理论研究上，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成为其他相关理论构想的基础，它把人类的动机看作是一个从外在调节到内在动机之间动态的连续体，实现了对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关系的整合。自我决定理论在其“有机辩证元理论”中提出，个体的行为是由具有内在性、普遍性与中心性的心理需要所推动，胜任、关系和自主三种需要的满足，是环境因素对个体的内在动机产生的促进作用，个体的主观知觉与判断体现了满足需要的程度。［4］本文以该理论为研究依据，以外在调控和参与主体内在的心理需要相结合为切入点，对江苏省某企业已婚员工进行了抽样调查，通过数据的分析与讨论，为已婚企业员工体育锻炼行为的诱发提供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来自江苏省某大型企业苏南、苏中、苏北5个市级分公司的136名已婚员工。男性70人，女性66人，年龄在25～55岁之间，其中30岁以下占16.9%，31～40岁占44.9%，41～50岁之间占33.8%，51岁以上占4.4%，在年龄结构上呈正态分布。该人群学历在大专及以上，其中本科生占64.7%；工作模式为8小时工作制；有73.5%的人坐办公室，26.5%的人经常下现场或车间；58.8%人员为智力型劳动，38.2%人员兼有智力与轻体力的混合型劳动。
　　该类人群同属于一个大型国企，近三年来，该企业的体育活动基本实现常规化，但组织程度参差不齐。各类活动从传统的优势项目到野外生存、素质拓展、登山、旅游等有特色的户外运动，每年少则1次，最多有8次。在确保传统的行政组织形式、企业体育协会主唱重头的情况下，该企业有不少部门以设立健身房、发放健身卡、为员工提供健身时间等方法为员工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了个性化的支持。该企业总体显示出较好的经济条件与体育氛围。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140份，共收回问卷140份，其中有4人（占5.3%）认为自己的体育锻炼不受任何因素阻碍被剔除。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以“职工体育”、“内部动机”“外部动机”、“锻炼心理”等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对2000年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检索，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1.2.2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自编了《已婚企业员工工作状态与体育锻炼状况调查表》，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工作背景、企业近三年体育活动状况，员工坚持参与体育锻炼的阻碍因素及支持因素量表。经过初始问卷调查，删除对目标内容相关性系数小于0.5和因子负载小于0.3　的度量因素，形成了最终的因素表。其中阻碍个体坚持参与体育锻炼的因素有13个，选中即认为该因子有阻碍影响得1分，未选中为0分；支持锻炼的因素有20个，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法进行评价，数值1～5表示支持程度从绝对没有到非常多，3为中位数，超过3以上数值越大表示支持的效应越高。问卷内容经Kappa检验，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系数值0.84>0.80）。
　　1.2.3数理统计法
　　以SPSS17.0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包括描述性分析、信效度分析、因子分析、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2结果与分析
　　2.1调查量表的效度与信度检验
　　2.1.1因子分析的效度检验
　　经过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　调查表中的两类因素KMO检验值均大于0.70，Bartlett球度检验分别为185.795和2609.646，显著性概率P<0.01，该量表的效度结构好，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并以正交法（Varimax）进行因子旋转，在两个量表中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分别有三个。三个因子的总方差解释率前者为68.221%，后者是70.820%，均大于60%，该调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2.1.2调查量表的信度检验
　　通过Cronbach’s　Alpha检验，对受试者所有题项的回答做一致性经验。两类量表在整体系数值上及各因子内部一致性的系数值上都大于0.70，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2.2阻碍因素的影响程度及相关性
　　在13个阻碍因素中，通过正交法获取的三个公共因素分别被命名为个性情感因素、价值取向因素、外部条件因素。个性情感因素包含3项，以内在的需要，直接的和间接的情绪来描述，如“不喜欢体育锻炼”、“爱干净不愿意出汗”、“锻炼太累没有坚持的毅力”；价值取向因素以个体对某一事项的重要程度来评判不参与体育锻炼的理由，如“暂时不需要”、“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或因工作、家庭等造成的时间、精力不济等6项；外部条件因素包含了经济条件、锻炼场所、锻炼伙伴三个方面。根据各因子被选中的比例，选中率在30%以上因子有六个，有51.5%的人认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有47.1%的人“家庭负担重，没时间”，有41.2%的人“工作时间不适合经常锻炼”，有39.7%的人认为自己“工作太累 ，没精力”，33.1%的人归咎于“没有合适的锻炼场所”，还有30.9%的人认为“没有可以共同锻炼的伙伴”。在六个因子中，前4个归属于个人的价值取向，后2个是外部条件。将因子归类取得该群体在三个公共因素上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后，按均数高低的排序是：价值取向因素0.35±0.19＞外部条件因素0.21±0.21分＞个性情感因素0.15±0.21分，价值取向成为阻碍因素中的首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探明各阻碍因素之间的关系，对三个公共因素做了相关性分析。外部条件与价值取向、人性情感之间没有相关性，成为具有独立作用的次要因素。但是价值取向与个性情感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61，经双侧检验显著性概率小于0.01，呈现出高度的负相关。
　　2.3支持因素的效应及相关性
　　在支持锻炼的20个因子中，均值在中位数3以上的有19个（最高分M=4.23，SD=0.83，最低分M=3.58，　SD=0.83），均数在4以上的有10个，①小范围的同事或朋友之间经常组织体育活动（M=4.23），②心情愉快时的体育活动（M=4.19）③体检中身体发现亚健康状况时（M=4.18）④企业每天给一定的锻炼时间（M=4.13）⑤有同事或朋友、家人陪伴的体育活动（M=4.10），⑥“免费的体育活动”（M=4.07），⑦“为陪伴家人组织的家庭体育活动”（M=4.04），⑧“企业提供健身费用”　（M=4.02），⑨“企业有较好的体育设施、场地”（M=4.　02），⑩“事业有成，没有经济压力时的体育活动”（M=4.01），这些因子显示出了较高的支持效应。将支持因素归类后，分别被命名为个人因素、企业因素和他人因素。个人因素包含有个人对情绪、健康、获利等8项心理需要，企业因素包括来自企业在财力、人力、物力及锻炼时间上的8项支持；他人因素包含有4项，分别来自于同事、朋友、家人及客户的支持。三个维度得分均高于中位数水平，个人因素3.98±0.8＞企业因素3.84±0.89＞他人因素为3.79±0.69，个人因素的支持效应最高。相关性分析显示，个人因素与企业因素的相关系数是0.837，与他人因素的相关系数是0.692，企业因素与他人因素的相关系数是0.695，经双侧检验P﹤0.01，三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产生支持作用。
　　2.4阻碍因素与支持因素的回归关系
　　进一步使用回归分析可以明确阻碍锻炼的因素与支持锻炼的因素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探明在某一类阻碍因素影响下支持因素的针对性。以阻碍因素为因变量，支持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经模型拟合优度检验，最终的回归方程拟合效果很好（P﹤0.05）。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1）：以个性情感为阻碍因素时，接受与个人及企业有关的支持具有显著性意义，而与他人有关的支持因素不具有显著性意义，与个人有关的支持因素呈正相关，而与企业的支持呈负相关。当以价值取向为阻碍因素时，接受与他人有关的支持具有显著性意义且呈正相关，而与个人或企业有关的支持对与价值取向有关的阻碍因素不产生显著性影响。当以外部条件为阻碍因素时，接受与个人和企业有关的支持且呈正相关，具有显著性意义。
　　3讨论
　　3.1阻碍来自心理需要未得到满足
　　心理需要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需求，马斯洛在需要层次理论中将生理、安全、归属、自尊的需要归纳为“匮乏性需要”，将自我实现归属于“成长性需要”，“匮乏性需要”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人和环境，“成长性需要”则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他人和环境。基本需要按优势或力量的强弱排成等级，在所有基本需要中“优势需要”对人的行为具有最大的支配力。　［5］而已婚员工对锻炼的需求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甚至是被压抑、被剥夺的层次，要依赖于他人和环境的支持才能满足这个“匮乏性需要”，但是当他人和环境不能给予支持时，即对锻炼行为产生阻碍。另外，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一种需要的过度追求必然就会抑制另一种需要的产生，或者，当“优势需要”没有获得满足时，次级需要的愿望往往并不十分强烈。调查结果显示，已婚者对工作、家庭及其他重要事务显示了强烈的诉求，当在家庭、工作等优势需要上还没有获得满足时，时间与精力在社会、家庭及个人三大角色上将难以获得平衡，个人锻炼被降至为相对弱势的层次，“废寝忘食”、“顾此失彼”的效应使体育锻炼失去了应有的地位，阻碍也由此而产生。
　　3.2价值取向影响了对体育锻炼重要性的判断
　　在行为上适度满足心理需要能够保持人类基本的心理健康，但是过度追求某一需求则失去了心理平衡对健康有害。由于对家庭、事业及其他重要事件的强烈关注，已婚员工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被削弱，并且已经给该群体带来了体质下降、英年早逝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发生与该群体的价值取向有关，它影响了对体育锻炼重要性的判断。
　作为一种潜在因素，价值取向存在于每个人的价值体系中。所谓价值体系是指一个人用什么态度去处理他身边发生的事，或者说，在他的心目中哪些事是次要的，哪些事是重要的。它是人们进行思考和行为的尺度和准则，每一个行为和决策中都有价值体系的体现。价值体系的形成源于从小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并且会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而发生变化。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价值体系的存在，但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家庭、学校的教育，社会规范、伦理观念都会对个人价值体系的建立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方向，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在过去的调查中时间因素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首要因素，认为有30%以上的人群会因时间的因素而放弃坚持体育锻炼。尽管时间的总量是不变的，但是时间因素在价值体系中是一个可变量，一旦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重要事件，时间在主体的控制下发生改变，就会随着有关事件重要程度的提升而得到增加，就像鲁迅先生所说，时间就像海绵里面的水，只要愿挤总会有的。但是挤出来的时间要么是休息时间，要么是因挤占了其他事件而获得。因此，时间的获得是因价值标准的改变而增减。在本次调查中，位于阻碍因素前四位的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家庭 负担重，没时间”、“工作时间不适合经常锻炼”，“工作太累，没精力”，这四大阻碍因素都源于对家庭、工作及其他更重要事件的价值取向而导致时间上的焦虑。或者当价值体系中认可“身体还好，暂时不需要”的观念时，价值取向自然就会突出其他事件的重要性而将体育锻炼放到不重要的地位，价值体系因此启动了拒绝体育锻炼的机制。对已婚员工来说，工作、家庭及对追求事业成功的高度责任心，是个人行为准则中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个人的体育锻炼只能是退而求其次，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地位。
　　3.3“知行不一”源于理性价值取向和感性情绪体验相背离
　　尽管学历、经济能力及对健康知识的知晓程度能够使人对体育锻炼保持理性的价值取向，但是“没时间、工作太累、没精力”仍然成为阻碍已婚员工坚持参与锻炼的主要因素。本次被调查员工的工作模式是8小时工作制，以坐办公室的智力劳动者为主，相对于需要倒班、体力工作者而言，时间、精力的因素不应该成为主要的阻碍，因而这个理由的背后还应该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从个体情感因素来看，“不喜欢”和“没有坚持的毅力”在阻碍因素中位列第10和第7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而且阻碍因素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价值取向与个性情感因素之间呈现出显著负相关，显示出该群体的体育锻炼行为在理性的价值取向和感性的情绪体验之间是相背离的，这个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人的品格中，承认“没有坚持的毅力”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个体常常会有意或无意地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当在理性上认为体育锻炼是必须的，但内心又缺乏坚持的毅力，情感并上不具备坚持锻炼的心理需求，所以在是否要坚持参加体育锻炼的决策上就会处于纠结状态。为了平和纠结的心态，以工作、家庭或有更重要的事为由是保护自己“知行不一”最好的理由。
　　3.4支持锻炼因素中媒介的作用
　　改善和维持健康、愉快的体验、降低焦虑以及建立与维持关系在本质上是与内部动机相关的，自我决定理论可以预测拥有这些动机的个体会很明显坚持他们的活动。［6］支持锻炼的因素之所以在促进体育锻炼的过程中发生积极的作用，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个体心理需要的媒介。在均数4以上的因子中，第1与第5位中的媒介是与同事、朋友或家人建立与保持关系，第2位是一个情绪效应，体育锻炼中的愉悦感是最好的情绪性媒介，在积极、愉快的情绪支持下能够不断强化锻炼行为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第3位与健康有关且具有反向作用，当体检中健康出现问题时，体育锻炼就能得到加强，其媒介仍然是情绪性的，是因对结果的恐惧而带来的效应。第4位“企业每天给予员工适当的锻炼时间”则缓解了时间的压力，时间焦虑得到了释放，其本质仍然是情绪性的。其他如“事业有成，没有经济压力时的体育活动”、“免费的体育活动”、“企业提供健身费用”、“企业有较好的体育设施、场地”等都是能够从他人和环境中获取“匮乏性需要”而产生良好的效应。锻炼过程中对时间焦虑的降低、对愉悦的感受、对疾病的恐惧、对企业福利的期待、与同伴建立与保持关系等等，都可以成为支持体育锻炼因素的媒介，这些媒介在活动的过程中起着连接、诱发的作用，“爱屋及乌”的效应能够使得个体把对媒介的兴趣逐步向体育锻炼转移。只要是活动的结果对自己有价值，或者当人们对有些活动不感兴趣，但由于这些活动对社会生存具有重要意义时，人们会对它们主动地、内在地加以整合和内化。［7］在支持锻炼的因素中，正是这些媒介在平衡了个体心理需要的同时诱发了对体育锻炼的兴趣。
　　3.5认同调控的作用
　　有了诱发的媒介作为基础，认同调控就开始产生作用。由外在激发的行为常常是缺乏内在兴趣的，个体进行活动的最初原因一般是榜样的行为或他人的促进与重视，所以感到归属和与其他人建立联系的需要是内化的最初动力，［8］而激活一个身份将会导致需要更大的努力去执行这个身份，通过扮演好这个身份角色加以自我验证将会增强自我尊重和自我效能，［9］即感受到关系与胜任。“小范围的同事或朋友之间经常组织体育活动”、“有同事或朋友、家人陪伴的体育活动”同属于与他人有关的因子，第一种有主动性，第二种是被动的。对已婚员工而言，在与工作、家庭相关的同质群体中建立与维系关系是参与体育锻炼的最初动力，对同质群体体育锻炼行为的认同与效仿能够降低时间上的焦虑，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这是推动已婚员工坚持参与体育锻炼最有效的情绪动力。这两个因素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求同与归属感。求同是中国人传统且特有的思维方式，每个人都有获得安全感和尊重的需要，人必须把自己放在某种关系中才会觉得安全，必须把自己归入社会上普遍受到尊重的群体中才会觉得也被尊重。只有让自己与自己认同的群体建立正向一致的关系，才会产生积极、稳定的自我意识，而取得一致关系的捷径就是“求同”，这就为外部动机的内化奠定了心理需要的基础。在具有同质因素的群体中，共同的活动是激发归属感最好的形式，当一个人认定自己归属于这个群体，“求同”心理就会遵循这样的准则，在行为上表现出自然而然的遵从和无条件的接受。当体育锻炼行为成为这个群体共同的生活方式时，无论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接受，认同调控就会产生机制，诱发个体进行内在的整合而最终获得自主体育锻炼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