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当一名中国作家

　　“彼得堡！我还握有一些地址，根据它们我能找到死者的留话。”这是我最为欣赏的曼德尔·施塔姆的一首诗歌《列宁格勒》。就像苏珊·桑塔格所言，“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们的著作连同他们悲剧命运的历史，在翻译中被保留、恢复、发现，使得俄罗斯的20世纪成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具有跟俄罗斯的19世纪同样的塑造力，并且由于它也使我们所处的世纪而愈见迫切和意义深远。”现在我们再将目光投向俄罗斯20世纪的这群作家们，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些带着浓重悲剧色彩的作家们，他们的作品伴随着极权主义的阴暗压抑，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充当着俄罗斯的良知。而前苏联的极权和恐惧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造就了这群作家，造就了他们的悲剧性，造就了悲怆的俄罗斯文学。

　　时至今日，已不再是《古拉格群岛》和《夹边沟纪事》的年代。极权专制统治笼罩在每个人内心的阴影与恐慌渐渐散去。在这场全民狂欢的浪潮中，一切严肃和非严肃的公共事件都变得以娱乐的形式出现，被重新解构和消解，甚至连文化都沦为了娱乐的附庸，而且心甘情愿。在这场狂欢中，很多人渐渐变得麻木、迟钝，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变得不再那么敏感，失去了严肃和独立思考的热情。波兹曼早在1985年的《娱乐至死》中就提到，“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而赫胥黎担心的则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那意味着再没有人愿意读书了。”赫胥黎的担心很快就降临在我们面前，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人们却已失去了阅读的激情，作家的书籍一出版就意味着死亡，这种现状不能不说是对禁书年代的一种绝妙讽刺。

　　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写作与阅读环境，造就了一大批娱乐至死的作者和读者。在标签林立的今天，面目模糊意味着迅速被替代和淹没。为了给自己头上插上各种标签，一些作家不得不违背最初的意愿，去迎合所谓的时代潮流的写作。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恶性循环。它意味着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发问在娱乐面前都变得迂腐可笑，不堪一击。越恶俗的越受关注和欢迎，流行的审美趣味让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站在平庸的大多数这边。

　　这就是目前的写作状况。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娱乐至死的写作，另一方面，涉及精神生活等话题的写作却依然敏感。一部分从事严肃文学写作的作家们，在这两者间的夹缝中，探索和寻找所谓的“纯艺术性”的写作。他们的作品虽然拒绝平庸的娱乐化写作，保持一定的艺术水准，但这种类似于乌托邦式的写作，导致了很多作家面对现实问题时，处于失语或语无伦次的立场。和俄罗斯那些坚贞不屈的作家们相比，我们还缺少这种高贵的品质。

　　当前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精神生活的空间感相比之下也有了更大的扩展。所有的这些特征，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斯特的《天鹅绒监狱》，在一个规划好的空间里，规规矩矩地生活，便能获得一定的幸福感，至少可以过一种表面上不受干扰的日常生活。这种幸福感的前提就是你不能触碰任何敏感的条规，不去过多地追求精神生活和个人尊严。很多人通过天鹅绒体验到了温暖和舒适，找到了存在感。就像米克洛斯·哈拉斯特说的，“审查不再仅仅是国家的干涉。一种新的审美已经形成，审查者和艺术家相互拥抱、纠缠在一起了。它不再是过去的批评者想象的令人作呕的审查方式。国家已经教化了艺术家，艺术家也把国家当自己的家园。”

　　我手机里还保留着朋友发来的短信。他第一时间告诉我，莫言先生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对中国文学来说，无疑是件无限光荣的好事。我们在祝贺莫言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他的获奖，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掉之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从纯文学的艺术角度来说，莫言先生获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当有人问起作家是否只对他的小说作品负责时，我顿时想起马尔克斯、略萨、赫塔·米勒、索尔仁尼琴……在这一长串作家名单中，他们在对自己作品负责的同时，也保持着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和风范，而其最珍贵的品质恰好在于他们敢站在体制和强权的对立面，勇敢地说“不”。作者：郑小驴，本文来自《中国作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