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剑与盾》到《东方剑》

　　1984年春，期刊市场渐露生机。一天，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的两位资深编辑――谢泉铭和王肇岐老师来到建国西路394号市公安局政治部办公室，找到时任办公室主任的凌荣生同志，洽谈合办法制文学期刊的事。当时，我正好在政治部办公室工作，目睹了《剑与盾》杂志的萌芽过程。此后，爱好文学的凌荣生即打报告给市局，市局易庆瑶副局长与文艺出版社江曾培社长通气后，很快批复同意了。

　　1984年10月份，双方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办刊。市局调集了局内4名有文学创作能力的同志组成编辑部，和《小说界》的资深编辑组成“混合舰队”，负责即将诞生的《剑与盾》编辑工作。编辑部设在襄阳南路435号的一问民居里，是文艺出版社发行部向一位居民借的房子。为了给杂志起个好听响亮的名字，大家动足了脑筋。有起“警笛”“警哨”的，有起“剑”、“盾”的，也有起“水晶”的。最后由兼任《剑与盾》主编的原市公安局副局长易庆瑶定名为《剑与盾》。这一刊名蕴含着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深刻意义，颇具公安特色，大家都叫绝。一次，我在新华书店浏览俄罗斯小说，偶然发现苏联十月革命时期有一位作家写过一本长篇小说，书名也叫《剑与盾》。

　　《剑与盾》杂志第一期是1985年3月23日出版的。担任《剑与盾》创刊号责任编辑的就是曾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现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孙颐同志。拿到《剑与盾》创刊号时。我们兴奋无比，就像去产房喜迎自己的新生儿一般爱不释手。这可是上海市公安局有史以来自己主办的第一本对外发行的文学刊物啊!

　　当时社会上法制文学类刊物罕见，《剑与盾》问世后，发行势头十分强劲。4月份发创刊号，当年12月份的发行量就猛增到9671册。襄阳南路上有一家工商银行，每逢退休工人领工资的日子，我就见一个书贩批来一厚叠《剑与盾》，向领工资的老伯伯老妈妈销售，其销售速度就像发牌一样。我的一位在检察院工作的朋友还告诉我，当时他坐出租车，见出租车司机几乎人手一本《剑与盾》。我们编的杂志在社会上如此受读者欢迎，作为编辑，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这种盛景，在刊物如林的今天，也许不会再出现了，可能“物以稀为贵”吧。

　　随着杂志的发展和编辑部人员的增加(当时分进来两名大学生)，襄阳南路弄堂里狭小的一间民居，显然已与办刊不相适应了。当时由我出面和消防部门的生产办协商，租用了产权属他们的宛平路一幢楼里二层的4问房子。1986年初，编辑部迁移到了宛平路237号的一幢小楼里办公。中午饭我们就在马路对面的中国唱片厂搭伙。租用房子毕竟不是长远之策，编辑部得有属于自己的房子。1986年底，经人介绍，我们终于在五原路一个弄堂里物色到一处小洋房，卖主是一位慈眉善目的阿婆，据说是荣毅仁家族里的人：我去看了这处房产，征得局领导同意后，我们用办杂志赚来的钱买下了这处房产，一大间一小间再加一个汽车间，仅花了11.5万元。编辑部的这处新址还是在徐汇区：五原路228弄10号。

　　在五原路编辑部里，上海的许多著名作家都是常客，例如阿章、孙树蕖、张士敏、仇学宝、唐克新、陆萍等等。《剑与盾》杂志成了公安与作家联系的桥梁，并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1989年下半年，根据国家的有关文件精神，《剑与盾》与《人民警察》要合并，当年6月底，我被《人民警察》杂志的领导点将召去。在我的建议下，《人民警察》开设了连载小说专栏，栏目冠名为“剑盾文学”，也算我对《剑与盾》的寄托之情吧。

　　1993年1月，沉寂了两年的五原路编辑部重现生机。经编辑部和市局法宣处领导的不懈努力，在原《剑与盾》的基础上，《东方剑》吹响了创刊号。重现生机的编辑部同仁追求文学的痴情不改，苦心经营，推出“东方剑大写真”、“推理长廊”、“长篇连载”、“大墙里外”等特色栏目，广泛团结作家作者，努力扶持新人，使《东方剑》很快成为一朵警苑奇葩，文坛新星。

　　一晃15年过去了，经历了风雨历程的《东方剑》，2008年又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真可谓剑锋磨砺出，梅香苦寒来。作者：陆海光，本文来自《东方剑》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