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民俗学史中研究对象的深化

　　[摘要]民俗学学科地位在中国的不断深入和不断成熟的历史，也是一个对于学科的研究对象如何认识和深化的过程。其对于学科对象的深化的过程，也是伴随着研究方法的日益科学和完善的过程。这种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的变化，在学科发展的今天依然有其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民俗学史；研究对象

　　【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08-185-2

　　一、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民俗学研究时期

　　中国的民俗学是以1918年2月北京大学歌谣征集活动为起点的。20世纪初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剧和本国腐朽的封建统治，面临内优外患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富国救民的道路。而作为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一部分的北京大学的歌谣收集活动，便带有了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因为可以作为创作新诗的一个灵感源头，也符合了当时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需要，由刘农提议，北大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歌谣征集活动。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对歌谣收集的主体有一定的限制和说明。在《简章》中，当时的主体被列为：“风俗政教的沿革者”，也有“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以及“童谣”的传承者。上述的主体中已经大体接近后来对于民俗学中“民”的定义。以“也许能产生出‘民族的诗’”的这一目标，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是以民间文学开始的。征集来的诗歌经过挑选，编成《歌谣选》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至1919年，共发表了流行于四川、江西、黑龙江和安徽等十五的省的一百四十八首歌谣。其收集的广度可见一斑。《简章》中第三大项的第四条在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时有所改动，将原“不涉淫亵”的限定去除，换成了“歌谣性质并无限制；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价值”的论述。虽然这个范围扩大的改动是为了顺应当时反抗封建腐朽的上层礼教，但其在民间文学研究开始的积累时期，对资料的完整性有积极的作用。在开始的歌谣收集，以及在之后的编辑《歌谣周刊》的过程中，歌谣背后的民俗事象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随即在1923年，“风俗调查会”的成立标志着学科的研究对象从开始单一的中国民间文学转向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风俗”研究。其《风俗调查表》的调查内容包罗万象，大体被分为：环境、思想和习惯三类。物质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和语言民俗在这三大类中均有包括。如“出产”、“经济状况”、“交通”、“衣”、“食”和“住”虽分类不同，但已表现出了物质民俗的大部分主要方面。但是风俗调查会的研究结果是失败的。其成果甚微的原因大体是：社会对风俗调查这一项工作缺乏认同，无法得到一些民众的理解和有效合作；大多数收集者缺乏起码的田野考察的知识与技能；还有就是调查表本身的内容过于空泛。

　　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民俗学研究是从部分扩大到了整个民俗学。北大风俗调查会工作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绩便是顾颉刚的妙峰山庙会调查。比之之前广泛有余而缺乏方法论的状况，顾颉刚的敏锐的学科洞察力和严谨的研究精神，是的妙峰山庙会调查已经从调查计划、调查方法、调查经费与日期、资料保存4个方面介入了科学的考察方式。正式由于科学的方法论的运用，民俗学的研究从面深入到了地方民俗事项的细节。

　　二、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民俗学研究时期

　　由于北京大学遭受了北洋军阀的蹂躏和迫害，很多教授和学者相继被辞职离开北京1927年，顾颉刚、容肇祖等南下到广州中山大学，并和董作宾、钟敬文、杨成志等发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隶属于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草拟的《本所计划书》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进一步进行了发展与扩充。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因地制宜”的不仅提出了对两粤各地进行系统风俗调查的计划，进而把“西南各小民族”纳入研究视野。虽然之前的《风俗调查表》对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民俗调查略有提及，如旨趣的第四项有“对于满、蒙、回、藏、朝鲜、日本，及南洋诸民族”的风俗调查的提及，但上述只涵盖了当时中国的几个人数众多的民族，对于其他的少数民族则只有“南洋诸民族”带过，而《本所计划书》还提到了“如苗、瑶、壮、蛋等民族”。这种变化说明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范围的具体的扩大，特别是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注。由于明确了研究的目标，1928年7月组织研究所赴滇调查少数民族事，派史禄国、杨成志等前往。后史禄国等人中道返回广州，调查活动就由杨成志独立完成。之前，虽然是作为动植物考察为主瑶山之行，辛树帜已经在这次调查中实践了科学、准确和全面的记录了瑶人的风俗面貌。而杨成志独自一人对于西南的民俗调查一共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他预先作了充分的准备，借阅了书籍学习了一些必要的调查技巧，如：调查身份的隐藏或淡化，与人交往的艺术手段等。其次在此次调查中，他学习了彝族的语言——这一重要深入调查的前提。杨成志不仅仅只是停在了观察的表面，更参与了当地彝族的日常生活。不仅给于了当地人礼物和帮助，更劝止了一场兵戎之争。这种在中国第一次长时间的个人的参与体验的方法，无论在民俗学还是人类学的研究中，都极大的深入了对对象的挖掘，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民俗学从由民族使命影响下的歌谣收集为发端，之后随着研究对象的地域和主体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实践中研究方法的不断科学和完善而初步确立了其科学成熟的学科思想。在学科建设已经取得诸多成就的今天，作为可以添砖加瓦的一分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民俗学必定带着那“两个中心”的学术传统迈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施爱东.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4]王文宝.中国民俗研究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廖永麒（1982-），男，藏族，青海西宁人，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民俗旅游资源、旅游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