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国际关系 心理学分析 融合
论文摘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之路一直是融各学科之所长，避本学科之所短的历程，众多学科在该领域内都找到了一席之地。在当今时代，当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益走向体系层次的建构时，微观国际心理分析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是如何结合的，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尝试进行初步分析，并寻求出两个学科的结合点和可供进一步探讨的线索，进而期待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方法进行丰富和延展。
一、 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及融合
国际关系理论这门学科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理论创新和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其他
社会科学的借鉴。国际关系学者需要研究和面对的是一个基于人的全部特性之上，多层次和复杂易变的世界，人类政治关系的历史绝非是先验式地决定的，更无法简单地从机械力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然而，人性（或者广义地说心理），既包括领导人的个性也包括大众的想法对外交以及国际政治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际政治是人的事物，在关于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争论中，卡尔多伊奇就曾说过：“国际关系理论是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国际关系大师昆西赖特更是把该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确立为16个方面，并把心理学置于两大核心位置之一。但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其分析与实践的核心往往集中在单位和体系层次，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纵深发展。与此对应，个体分析作为单位的附庸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事实上，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分析路径，分别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
尽管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并未占据主流地位，但它对国际政治现实和现象的解释力是不容质疑的，而这恐怕要归因于心理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心理学是研究人和动物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一门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心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关于灵魂的科学。对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哲学思想，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人的心理特性一直是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心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中叶，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的威信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生根。这时，作为心理学孪生科学的生理学也接近成熟，心理学开始摆脱哲学的一般讨论而转向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到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赫尔巴特首次提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现代心理学是在1879年建立的，这一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从此宣告脱离哲学而成为独立的科学。当代心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跨学科性。心理学和一些邻近学科的重叠，已使它们的某些部分难于区别。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分支众多、边界模糊的科学，也是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的科学。
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的结合是在一战后不久。第一次把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安，他在1925年发表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国际关系领域普遍应用心理分析方法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象。自5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第二次大的论战，它是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论战的分歧并非主题和内容，而是研究方法和模式。因此，比第一次论战更带有根本性。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方法是属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场论战中，心理学本体论部分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一方面在“心灵、自我与社会”这一范畴中，心理因素建构了行为，这是个体主义，但它同时又兼顾了整体主义的本体，强调了人、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承传统现实主义的物质本体基础上，又偏重于揭示行为中的心理因素，于是又兼夹了理念主义本体的意蕴。因此，尽管心理理论本体意义的创新不多，但还是给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也为方法论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大批的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著作，一些国际关系大师如卡尔·多伊奇等，也注重运用政治心理方法分析国际关系问题。目前，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决策层次的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解释。
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形成了国际关系心理学。无论从哪种研究路径看，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都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与传统从权力、制度以及新近文化视角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不同的是，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微观心理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探析了国家行为的心理学根源问题。
二、 国际关系的心理分析路径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是如何推演至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的？是如何影响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的？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描述，解释和研究的是处于世界体系内各主权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和多维性关系，以及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的现象，从表面看来，“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心理的直接联系似乎不大，它们是由权力，国家利益，实力，国际格局等客观因素决定的。综合而论，二者的结合主要是从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的。
1． 国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但国家的行为主体是个体。相对于个体概念而言，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它并没有一种可见的行动表现。国家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的抽象性决定了国家行为作为一个分析变量似乎难以把握。但国家行为终归要通过人这一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个人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参与者和主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这里，个体的心理因素与国家行为的关系就可以简化为个体心理与个体行为的关系，这也正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在这种意义上个体行为等同于国家行为。于是，通过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便可以揭示和预测与其相对应的政治行为和国家政策，这也使得个体行为的研究具有吸引力。
从目前学界看，以这一路径为出发点的多数学者用的是个体心理，认知心理，精神分析学说和医学心理等相关理论进行个人与国家行为的因果关系分析。另外，如果根据国际关系中层次分析法中的将国际社会分为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进而将国际关系心理分为个人心理，国家心理和国际心理，那么该研究路径无疑与微观层次——个体心理的分析相一致。
2． 第二种研究路径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拿来主义”。该路径的研究是与其相应的理论假设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并在一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表明，理论的突破与增长又对原有理论的假设进行证伪和演进。理论知识的科学性和增长来源正是在于证伪性和批判。该路径的研究与国际关系心理层次中的中观层次——国家心理的分析是一致的。在国家层次，国家单位可以化约为有意图或“心理”的个体行为体，或作为一个理性整体，这一行为体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反映模式和心理需求，可以说，国家是被看作一种放大了的个人，国家具有自我意识，是国际社会的意图行为体。基于此，对于人的分析在国家层次上同样具有适应性，可将其直接拿来套用。
事实上，每个人对国家的认识都源于对人性的认识，是将这种人的理念扩大到国家，进而形成对国家的认识。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早期西方思想家，他们大多从人性中凝练出抽象原则和政治道德，并将之用在国家层次上，使国家具有人格的特质，理性和道德特征。例如，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构建就是从个人正义出发，将个人正义扩大至城邦，从而论证了合乎正义的城邦原则。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贪婪和对财富金钱的无止境的欲望造成了人与人的斗争，进而产生了国家，并使国家也带有这种人的欲望和个性。现代国际关系心理学也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包括生理，安全，归属，爱和自我实现在内的五种基本需求，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些需求中探源，而国家也具有这种和人类似的需求，如国家安全，在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威信等。国家的不同需要也决定了国家的不同对外行为。另外，国际关系学者们正尝试从人际冲突中去寻找国际冲突的根源，将国际冲突看作是人际冲突的社会化结果。以上这些仅仅是学界研究一部分的初始化成果，当然，国家行为的原因是复杂的，将国家人格化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这种路径与研究方法相信会占有一席之地。
3． 心理学有着众多分支，且各分支的内容有时又有所重叠。心理学的研究主体——人，在各学科分支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抽象的人，具体的人，单个人，群体人等等。从主体属性来看，心理一般可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中，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个体心理首先是指政治个体，其行为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因而主要代表的是国家领袖，决策者和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则通过社会心理来影响国家行为，这又属于另一个范畴，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国际关系与心理结合的第三种路径。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社会精神现象。它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表现为感情、习惯、成见、倾向和信念等，具有自发性、不系统性、不定型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社会心理是一种心理，是内在过程，与“个体心理”，超个体的“社会性”精神实体以及“意识形态”等概念有所不同。社会包含多个群体，由于群体的性质、特点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社会心理，如民族心理、阶级心理、职业（阶层）心理等，从而构成社会心理的横向类型结构。在国际关系中，公众舆论，身份与认同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尤其是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如果说在第一个路径中，个体心理要通过具体角色的行为（决策者）为中介进而影响国家行为，那么此处社会心理的因素对国际行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层次分析中，当把国家看作放大的个人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存在的精神现象（国际心理），例如决定了整个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行为和西方国际关系的趋向是殖民征服和国家间战争的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征服和屠杀等国际心理也可看作社会心理的一部分，这里，宏观变量——国际心理的研究与该路径是一致的。
三、 理论结合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国际政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本性和情绪都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政治的事态和进程。不论怎样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途径，国际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人的历史哲学和主观的政治价值，即便是经济学这种比较严谨和规范化的社会科学门类，也无法完全解读个人和各种经济单元（公司、企业、政府部门等等）的复杂行为及其动机，无法说明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各种现象。国际关系所研究的对象的丰富多样性，是再好的自然科学家和系统科学家也无法概括的。如果把国家仅仅当成无差别无个性的实体或社会及民众利益的代表对待，他们所讨论的国际政治的结构和内涵往往显得特别单一和单薄。心理学派的出现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一次革新，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视角。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分析只是一种宏观理论，而运用心理学、生物学方法的研究则创立了一种微观的视角。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延展，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完善，使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性化成为可能。
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看上去混沌不清，难以把握，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还是人性在“作祟”，是由人组成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作用。人的思维永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人本来就是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的动物，就像恩格斯说的，人始终是“半截子的唯心主义”。历史上的偶然性根源往往在于人的非理性和“犯迷糊”。可以说，没有人及其理性和非理性，就没有复杂性与偶然性，国际政治也就不会存在。
然而，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微观心理分析并非无懈可击，它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首先，具体的国际关系实践和个案存在着许多突发的变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多来自于实验结果和动物行为研究，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其次，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第三，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泥于欧美文化情境，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建立在这种文化情境上的研究结论与成果，其普遍性受到质疑。最后，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化还是具有一定的限度。心理学中的因果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必然关系，而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凌乱，各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大量存在。因此，心理分析的微观理论应与体系分析的宏观理论相结合，这也正是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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