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06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心理学教育
[摘要]心理学家提出了潜在损失模型和中介约束模型来探讨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探讨了工作角色变量、应对资源、认知评估、应对策略、人力资本与人口学变量等因素在其中的影响。本文对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基于已有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帮助失业者提高幸福感,改善心理状态。
[关键词]失业 潜在损失模型 中介约束模型 影响因素 幸福感
一、失业对心理幸福感带来的影响
工作对个人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失去工作,不仅意味着收入的减少,更会给个人心理幸福感带来巨大的冲击。实证研究指出,失业对幸福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失业员工与在职员工比较,报告了更多的心理痛苦,较低的自尊水平,以及更多的沮丧情绪。国内也有文献分析指出,失业人员会产生退缩、自弃、畏难、绝望等心理。甚至一些失业员工会把自己的失业归咎于政府或领导的责任,从而对社会产生怨恨情绪。可见,失业对个体的幸福感会产生较大的伤害,甚至会有引发社会问题的风险。
尽管有不少文献已经指出了失业者幸福感较低,甚至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但很少有文章去分析失业究竟影响失业者生活的哪些方面,从而导致了幸福感的降低。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实证研究,认真分析从失业到幸福感降低的内部机制,才能在干预工作上有的放矢,为失业人员提供全面而高效的心理健康服务。
二、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回顾职业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关于失业对幸福感消极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两个模型:中介约束模型和潜在损失模型。
1.潜在损失模型(latent deprivation model)
潜在损失模型由jahoda提出,该模型强调工作给人们带来两类利益:“外显利益”,即工作可以给人们带来经济收入;“潜在利益”,是指工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影响,能够促进了人们的幸福感。jahoda指出,尽管人们参加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收入,但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参与工作还在五个方面给人们的幸福带来了潜在的好处:第一,工作能够提供时间结构;第二,工作能够扩大人际接触面;第三,工作提供了生活目的。第四,工作提供给职工一种身份认可;第五,工作提供了集体奋斗目标。该模型认为,失业带来的潜在利益的损失,比外显利益的损失更加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
jahoda关于“潜在利益”影响幸福感的说法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evans等人证明了时间结构与生活目标的缺乏与低幸福感的关系,而jackson的研究确认,由于失业打破了原有的时间结构,失业者报告自己每天的活动缺乏目的性。研究指出,较少的社交活动带来低幸福感以及更多沮丧情绪,而失业者在社交活动方面比在职者要少。尽管员工未必喜欢他们在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但是工作场所的人际接触毕竟增大了社交范围。而作为组织的一员,职工在组织中,为组织接纳与认可,和同事一起奋斗,也能满足员工自尊与归属感的需要。潜在损失模型自身也已被后续的研究所证实:creed等人在2001年的一项研究中测量了外显利益、潜在利益以及幸福感,结果表明心理痛苦的变异中有52%可由潜在损失模型中所指的外显利益与潜在利益的损失来解释。
2.中介约束模型(agency restriction model)
中介约束模型是fryer于1986年提出的用以解释失业对幸福感影响的另一种理论。该理论强调失业主要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财政压力,没有收入来源,会使个体趋于贫困,进而还会带来个人财政预算方面的麻烦。另一方面是计划缺失,失业使得个体无法对未来发展做出详细的计划。这两方面的影响,使得失业者无法对未来生活做出积极预期,看不到通往未来满意生活的道路,而对未来生活的积极预期对幸福感是非常重要的。
中介约束模型的观点也得到了后续研究的支持:fryer等人对临时下岗者和长期失业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前者比后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更好。研究者认为两者对未来期望的不同,导致了其幸福感上的差别。creed测量239名失业者的幸福感、经济压力、未来期望、就业潜在利益等因素,发现经济压力和未来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失业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而经济压力带来的影响又部分是通过影响未来期望作用于幸福感的。
三、与失业影响有关的因素
失业对幸福感会有负面影响这一点已被确证,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影响这一过程的相关变量。mckee-ryan等人在2005年对失业给幸福感带来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发现这一过程的影响变量超过一百个。为了对研究进行总结,mckee-ryan等人将变量分成五大类别,分别进行了总结:
1.工作角色变量
工作角色变量指工作投入、工作承诺、工作价值、职业承诺等变量。这些变量意味着职工对工作的重视程度,或工作本身对员工的意义。一些研究表明,越重视工作的人,他们在失业时幸福感于身心健康就会受到越大的冲击。
2.应对资源
应对资源包括个人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时间结构。个人资源包括的内容类似于核心自我评价的概念,包括了自尊、控制点、自我效能和情绪稳定性等,这些资源能帮助个体应对失业带来的冲击。社会资源指个体能够得到的来自人际关系网中的支持,这些资源也能减缓失业带来的身心痛苦。经济资源指失业者所在家庭的财政总收入等因素,充足的家庭总收入可以缓解失业者个人失去收入来源带来的影响。良好的时间结构,意味着失业者能够对自己的时间进行规划,感到自己的活动具有目的性,也可以减少失业者对过去经历的沉思。
3.认知评估
认知评估指个体如何对失业进行解释。包括了对失业的归因等内容。研究指出,对失业进行内部归因,会对失业者的情感、再就业的期望等均产生不良影响。
4.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包括以问题中心的应对策略和情感中心的应对策略。前者重在解决问题,此处包括失业者努力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以及复习旧知识、参加技术培训等活动。后者重在应对情感冲击,包括积极寻求社会支持等。不同应对策略会对幸福感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一,其间关系似乎较为复杂。
5.人力资本与人口学变量
这类变量指的是与个人背景有关的变量。人力资本包括失业者的受教育情况、能力、职业地位等情况,这些因素会影响再就业的机会,因而影响到失业期间承受的压力。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亲属数量、失业时间等,这些因素在研究中往往当作控制变量,它们往往与前面介绍的相关因素有关,比如亲属数量多往往意味着失业者背负更大的经济负担。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与人口学变量在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如前四方面的因素大。
四、基于已有结论的干预对策
通过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潜在损失模型与中介约束模型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两个理论都认为失业不仅通过财政压力影响幸福感,更通过未来预期、潜在利益等其他路径对幸福感造成影响。关于应对资源、认知评估等影响因素的研究,也给心理健康工作者带来了启发。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应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改善失业者的心理状态:
1.提高再就业的期望
中介约束模型显示,由于预算减少和前景迷茫,失业者对未来的预期与计划受到阻碍,进而影响了心理幸福感。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宣传工作,积极提供就业信息,让失业者看到更多就业渠道与可能。另一方面,社区可以组织失业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甚至是认知训练,改变归因方式,增加失业者的乐观与自信精神,从而看到再就业的希望。这些措施,既推动了再就业,也改善了失业者在待业期间的幸福水平。
2.注重给予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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