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语言教学之“三种智能”

　　俄国形构主义者（Russian Formalists）一直努力着要从文学作品的语言表现中去界定“文学性”的涵义。普通学习者虽不见得懂俄国形构主义者的理论，却往往也会认为文学的语言应该不同于日常的语言，同时也会假定一般的语言教学应该仅限于（或注重于）教日常的语言。就以我们国内的英语教学为例，中学教科书中的选文都以一般所谓实用的文章为主，偶尔放进一些故事或诗篇，也是把重点放在教字汇、成语、文法等似乎不关“文学性”的东西。在大专的一般科系里，外语的教授也侧重在让学生学习所谓日常的语言。好像只有在文学的科系里，学生才大量地接触所谓文学的语言。其实，即便在外文系，学生在接受听说读写的训练时，大家心目中还是只盼望著要学会所谓实用的语言，不太愿意去碰文学。

　　二、语言三种智能

　　语言学家常说人类的语言是一种最复杂的表意系统。没错，就是因为语言有其复杂性，所以学习语言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精通。不过，因为语言也有其系统性，所以学习者只要领会了该系统中的成分及编排法则，便能有效地利用该语言了。提倡变换衍生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分辨说话的“智能”（competence）与“行为”（performance）两个不同的概念。按照他的观念，学语言便是在增进“语言智能”（linguistic competence），使熟悉“语言通则” （linguistic universals），以便进行实际的“语言行为”（linguistic performance）。其实，所谓增进“语言智能”，便是在体认某语言系统中的成分（音、字、词、语、句等）及其编排方式，也就是习得该语言的语汇（vocabulary） 及语法（grammar）。这等于说，学习语言也是牵涉到两个轴：纵的选择轴，与横的结合轴。一个对某种语言有极大“智能”的人，便是能够在纵轴上选对语汇，同时在横轴上把语汇做正确结合的人。

　　这种“语言智能”的观念，在文学研究的领域时，产生了一个类比的概念，那就是：“文学智能”（literary competence）。卡勒（Jonathan Culler） 在其《结构主义诗学》（Structuralist Poetics）一书中，有一专章讨论的主题便是“文学智能”。他认为语言是第一层次的符号系统（semiotic system），文学则是以语言为基础的第二层次符号系统。学语言的人要懂“语法”（安排语汇使成正确语言的方法），学文学的人则是要懂“文法”（安排正确语文使成文学的方法）。这种说法的确有理，不过，卡勒最后把“文学智能”等同于“文学成规的集合”（a set of literary conventions），倒是有待商榷。

　　待本文看来，“文学智能”也是一种组织语文的能力。某些文学成规，像一首十四行诗中的韵律、节式、比喻手法、主题表现等，固然是学文学者必须熟悉的知识，也因此可以成为创作或阅读该类文学的“智能”，但最基本的“文学智能”应该不是在于懂那些存在于前人已有作品中的模式，而是在于体验一些语文组织的美学原理，在使语言使用者知道于何种情形下语言会用得最巧妙，最有“艺术性”或“文学性”，最能带有“修辞的功夫”，最会产生深刻动人的效果。

　　不过，“语言智能”与“文学智能”应该再融入最近有人开始在倡言的“沟通智能”（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才算完备。在语用学（pragmatics）逐渐受到重视的今天，选择与安排语文已经不是纯语文结构的问题，而是与使用该语文的特殊目的和实际情况息息相关。使用语言者，不管是一般说话、听话的人，或者是牵涉到作品的作家、读者，都必须认清什么样的交谈对象与情况，什么样的沟通目的与态度，才能正确有效地使用语言。徒有“语言智能”，只能关照到“语法性”（grammaticalness）；加上“文学智能”，也只能多关照到“诗性” （poeticalness）。

　　三、结语

　　其实，待本文看来，“沟通智能”基本上还是一种选择与安排的能力。只是那能力并不是用以选择字词来构成有含意的语句而已，它是把选择与安排的考虑扩充到了语言沟通过程的各个层面。按雅克布森的分析，语言沟通过程牵涉到了与话者、受话者、话媒、讯息、语码、与语境（sender， receiver， contact， message，code， and context）等六层面。一般而言，“语言智能”与“文学智能”似乎只把注意力放在讯息和语码的经营上而已；“沟通智能”才把与话者、受话者、话媒、与情境等都列入考虑。一个有“沟通智能”的人，可以说就是最懂经营语言的人，他不仅会说话，会发妙语，更知道在何种沟通条件下该说什么话，该发何种妙语。本文论述在一定层面上尚属浅显，权作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