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繁漪与安娜的民族文化性

摘　要：《雷雨》与《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其中的人物形象既有相通之处又各具艺术魅力。两部作品都各自着力塑造了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繁漪和安娜，但她们反抗的外在表现和精神内涵又有很大的差别，具体体现为她们的性格发展逻辑和反抗轨迹蕴涵着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关键词：民族文化性；自由；个性解放

　《安娜·卡列尼娜》的主人公安娜与《雷雨》中曹禺先生倾注了极大热情塑造的繁漪这两个人物形象自诞生之日起，便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文学的长河中久经扬抑，褒贬不一，使得这两个形象在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更为璀璨。她们之所以如此震撼人心并成为不朽的话题，不仅在于她们本身凝结了人性的复杂性，而且在于她们承载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民族美学的内涵。
　　在封建的婚姻制度下，妇女根本没有自由选择丈夫的权利，无情的封建包办婚姻，不知戕害了多少可怜柔弱的女子，安娜的婚姻就是封建包办的结果，繁漪也身陷封建包办婚姻的家庭结构中，她们都过着没有爱情和幸福的生活。安娜和繁漪都意识到自己是"人"，但安娜追求做"人"的标准比繁漪要高。安娜对国家的法律、社会伦理、家庭观念都作了认真的思索后，一一加以否定，她最终明白了，一切一切都是虚伪的，法律也是虚伪的，同样也不会保护她。安娜曾经顽强地活着，对生活充满了渴望。然而，当她看到"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之时，她以死做最后的反抗和控诉。繁漪缺乏安娜那种对社会与家庭的冷静思索，没有看到造成她悲剧的根源是整个旧体系，而只把反抗的矛头指向"周家的罪恶"，指向周氏父子，甚至也指向四凤，把四凤当作爱情的障碍，因此她的反抗的破坏性是有限的。即使她采取了激烈的反抗形式--乱伦，也只能是对封建伦理的一次挑战，在促使周公馆这个封建气息浓厚的资本主义家庭的崩溃上，起不到多大作用。繁漪的反抗无疑有其积极的一面。她渴望爱情和自由，敢于以"乱伦"的方式蔑视传统的伦理观念。但是，作为生活在一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女性，作为一个在民族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女性，她的反抗也深深烙上了传统陈腐观念的印记。繁漪思想意识中的这种矛盾，是导致她最终未能像安娜那样勇敢地"出走"的文化根源。因此，繁漪是一个比安娜更为深刻的悲剧，而这一悲剧，是由她的两重性决定的。她是一个新女性，又是一个"旧式女人"，她有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但又不得不像大多数女性一样依附于丈夫。作为周家的主妇，本来像安娜一样，有一定的自由，但她却没有借此离家出走。何况，她的反抗，只是因为爱--盲目地爱，不顾一切地爱，所以，当她爱的幻想破灭以后，她的勇气她的决心也丧失殆尽了，等待她的命运只能是疯狂或死亡。繁漪是个失败的安娜，她最终未能走出家庭，未能获得自身个性的解放。
　　显然，繁漪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是表层的、肤浅的、狭隘的，她本身就缺乏强烈的个体意识和自由意志。繁漪虽然在心理上拒斥周公馆，怨恨周朴园，但她从未打算要冲出周公馆这座"死牢",去广阔的自由天地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只希望周萍留在周公馆与她"维持现状"。她与周朴园的矛盾激化,是周萍要中止他们之间的私通关系后使她产生的报复心理,并不是她追求个性解放的表现。她并没有为自我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地位的获得做过任何实际性的努力。繁漪没有安娜反抗的决绝与彻底，"在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冲出旧家庭、追求个性解放上，她远不如娜拉那样坚决和彻底，她只是在走投无路时才有摧毁性的盲目反抗，将一切有罪或无辜的人都在她的愤怒之火中烧为灰烬"。[1](P106)在她身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原始的野性，那种彻底摧毁一切的"爆发力"更是惊世骇俗的。源于西方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内涵在此遭遇了曲解。
　　繁漪是最"雷雨"的一个人物，有人说她的抗争表现出"反封建和追求个性解放的主题"，"表现了一种为爱情与自由而献身的精神"[2]，并称她是"挪拉式"的人物。显然这些论断缺乏事实上的依据。"自由""个性解放"虽然随着五四劲风的吹拂，在繁漪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了较为深入的传播和渗透，但这些名词术语始终是西方的舶来品，在反叛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终究是不全面、不彻底的，尤其是在对抗积淀在个体思想中的传统影响和制约时更显得无力。繁漪虽然受过新式教育，但是"传统文化的积淀对她的思想和行为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使她的意识深层，还潜伏着某些软弱、妥协、认同的因素"[3]（P107）。繁漪甘愿接受封建婚姻门当户对的标准模式，默默忍受十八年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并且还为周冲设计同样的婚姻模式。繁漪和周萍的乱伦只是名义上的，而不是血缘上的，并无实质上的不可逾越性，但对繁漪而言，她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无法摆脱的"犯罪感"。她在潜意识中其实仍然备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正是这些体现在她思想和行为中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使繁漪有别于西方悲剧中的女性性格，从而使她的悲剧命运呈现出民族悲剧美学的内涵。她是封建文化和家长制度无意识的遵从者和维护者，最终成为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安娜和繁漪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有着近乎类似的处境，但是安娜的抗争和反叛更为决绝和彻底，为追求精神自由、个性解放和人格尊严，敢于向整个上流社会提出挑战，使得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在她这儿获得了真正的生命力。安娜执着追求纯真的爱情，不惜放弃了一切世俗的享受和荣耀。安娜处于大动荡的转折时期，民主、自由的强劲春风使得封建的专制、虚伪尤如秋风残云。作为贵族的安娜有着丰厚的物质享受，在精神上却没有任何个性的自由，争取爱的自由和被爱的权利是她实现自我价值体认和获得独立个性人格尊严的唯一突破口。安娜满可以过情妇的生活，不仅免却了精神的磨难，也保住了物质的享受，而且这也是卡列宁所默许的。但是安娜坚持自己的追求，为了得到纯真的爱情，不惜同整个时代、整个上流社会作对，而且是以抛弃优裕的物质享受，宁愿过赤贫生活为代价的，这完全不同于繁漪对待爱情的苟安态度。安娜需要的是真正的独立自由、个性解放、人格自尊，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而繁漪只是要求在不破坏现状的基础上满足一己的私欲，只有对自由和个性的渴求，却没有付诸于行动，更谈不上寻求精神和物质的独立了。周萍是繁漪沉浮于十八年婚姻 苦海中好不容易抓住的一根稻草，只希望这根稻草能为她死水般的生活注入一些新鲜的活力；而安娜却是要通过对纯真爱情的执着追求获得新生，在完成自我实现的同时重新开始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生活。这两个出身、处境和终结命运都相似的女性对于爱情、自由、个性和生活的态度有着如此大的差别，归因于她们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负载着不同的文化因子，因而造就了不同的性格特征。正因为这两个人物形象各自的性格发展逻辑符合相应的文化传统，所以才会如此精彩、耀眼。
在探讨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时可以追溯到中西文化的深层内涵。中国文化一向认为，人，只能镶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生存。黑格尔对此也有同样的论述：应该完全属于个人独立的"内在性"不能在中国得到成熟，人们把自己看做家庭和国家的儿女，只有天然义务和天生的血统关系，而无个人选择，也无个人意愿和独立人格。[4](P123)这段话揭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个人性的缺失。再者，外国文化进入中国文化场，必然要受到中国文化的选择并透过中国式的读解而发生变形。其实，历史上任何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和受益都只能通过这样的选择、误读、过度诠释等变形，才能实现。西方的自由和个性传入中国之初，已不自觉地汇入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原初的内涵和意蕴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本民族的烙印，所以本质上无法被本民族完全吸收和消化，只停留在一种表层的理解和宣传上，因为当时中国不具备充分孕育和发展自由和个性的文化土壤。由此可见，繁漪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不彻底性归根结底是由民族文化性决定的。这一形象之所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久不衰的话题，是因为她是我们民族女性形象的典型之一，内蕴了本民族的文化特征。这就是曹禺先生的伟大之处，他笔下最具有"雷雨式"的性格、抗争最激烈的女性形象仍旧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轨道，因此具有永恒的民族性。而安娜诞生于十九世纪西方自由的国度，个人性在那里受到极度尊崇，自由和个性早已融入民族的血液中，所以她的反叛才会那么坚决、那么彻底，才可以称得上是"娜拉式"的女性。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女性，最强大有力之处就是她那不屈的信念，正是西方文化孕育出了她的坚决和果敢。西方文化崇尚自由个性，置自我于民族国家之上，视任何压抑个人合理欲求的行为为对个人性的剥夺。安娜的反叛冲破了当时"规范"的制约，是对统治阶级权威的挑战，她已经动摇了旧的封建专制所赖以维持的"秩序"，所以受到了"制裁"。但她抗争的勇气和意志代表了先进的思想文化，是民族进步性的标志性力量之一，因此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3]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辛宪锡.曹禺的戏剧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4]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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