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电影明星越来越受到大众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注。与其说《色·戒》成就了一个新的电影明星，不如说是大众与大众传播媒介成就了汤唯与《色·戒》。
关键词 明星制 受众审美心理
作为一部2007年在海内外炒得沸沸扬扬的电影，《色戒》使名不见经传的汤唯迅速成为耀眼的明星，并成为令人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一个明星的出现，能成为一场电影争论漩涡的中心，是一时的效应。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呢?本文打算从电影《色·戒》中王佳芝的形象塑造谈起，对大众传播媒介语境下中国的电影明星机制建构进行探讨。
一、《色·戒》中的明星制造
如果是别人的小说、别人的电影，女主角是谁，也许并不重要，偏偏是李安的电影，偏偏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对女主角汤唯来说，第一次亮相就显得不同寻常。
《色·戒》的故事原型是当时的中统女特工郑苹如。她是上海滩有名的美人，在打算行刺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的过程中，被丁识破，随即被关进了“76号”囚室。丁默村老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将郑转移并杀害，牺牲时年仅23岁。
对于导演李安来说，在拍摄了《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等众多老少皆宜的影片之后，首次推出一部被mpaa评定为nc—17级的影片，可谓是一次匪夷所思的转身。只不过这次转身，李安是在幕后，前台的表演者却是汤唯。
《看电影》杂志在独家专访汤唯的报道中写道：“[色·戒]果然制造了威尼斯的第一场风暴，出乎意料的是。汤唯成为这场风暴的中心，苛刻的媒体纷纷以“超乎想像”非常震撼来称赞汤唯塑造的王佳芝，汤唯的第一次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
李安说汤唯是全剧组一起“做”出来的。此话确有一定道理。在汤唯的周围，可以说众星闪烁。且不说被称为“戏精”的梁朝伟，也不说友情演出的陈冲、歌星王力宏的加盟。在这众多明星的背后，李安更应该算是一位超级巨星吧。把汤唯安排在群星辉耀之下演出，不难看出导演的一番深意。
由李安的电影《色·戒》中塑造的王佳芝，我们可以联想到《漂亮女人》中的薇薇安，麻雀变凤凰的美梦得以实现仅仅靠刚出道的茱丽娅·罗伯茨显然不够，导演加里·马歇尔(garty marshall)也是巧妙地借助大明星里查·基尔的力量来讲述一个美国梦。茱丽娅·罗伯茨从此星光灿烂，这已成为好莱坞明星机制的最好注解。李安作为一个被好莱坞认可的大导演，无疑对这一点也是烂熟于心。他的话不经意间道出了造星所下的功夫：“不只我在汤唯身上下了很大的心血，不只是我的督促，我们整个剧组的摄影、各方面精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可以说很多人下了很多的功夫。所以我们也对她特别的保护，对她的形象、各个方面都特别的照顾。我希望她自己懂得珍惜，那我也希望，媒体啊、观众啊，能够爱惜她。”
二、明星并不是孤立的个人
如果说“安女郎”的说法还没得到广泛认可。而“谋女郎”的提法早已为人津津乐道。尤其是第一任“谋女郎”——巩俐已成为张氏电影成功的一个符号。而离开张艺谋以后的巩俐尽管仍被称为国际巨星，其光环却已打了折扣。这说明，明星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团队、一个群体中的一员。
笔者并不否认明星作为个体的存在，但这里更强调明星的社会存在，明星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明星是明星机制的产物，是大众传播媒介与受众的合谋建构。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表现在明星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庞大的电影工业——通过发现明星、培育明星，利用媒体炒作明星，进而控制票房甚至控制观众。这个问题更多涉及到
当代电影明星机制的建构上。
所谓的电影“明星制”，即是指通过策划、包装、宣传明星，利用明星的知名度和演技特色来吸引观众，以促销电影的一整套商业运作机制。明星制作为“一种制度”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星制”需要完善的经纪制度、对明星精确的定位包装以及大量的媒体宣传等。美国学者发现，“观众的好奇乃是创立明星制的动力”。 电影界的明星制实际上是观众建立的，在其整个建立过程中，观众是完完全全的、不容置疑的主宰。
诚然，演员成为明星离不开良好的自身素质、导演的提携、其他明星的扶助，还有众多的绯闻提升了他的人气，但这些都只是明星机制的要素，更重要的却是机制本身。我们要把明星机制看作一个系统，而不能当作是一个个平面化的、无深度的、浅层的游戏。关于明星机制，笔者认为，可包括这么三个层面：
1、产品层面，是指大众文化领域内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对电影来说，产品就是一个个精心包装的故事，这是明星得以流行的物质载体。《色·戒》就是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对于中国大陆的观众来说，确实是一个奇观。即便在台湾、香港，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2、产业层面，是指以制造流行产品为主，或直接参与生产流行产品的
文化产业。明星依赖于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不要以为电影明星只属于电影业，他(她)属于整个文化产业。对于这一点，我们以往的认识的确不够。
3、创作和推广层面，包括从剧作、导演、明星的表演到上映的整个流程。明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比如电影，从剧作、导演、明星的表演到完成上映，哪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而明星只不过是整个链条中最耀眼的一环。
电影机制不仅包含了电影这样一个本文。而且还有一个新闻传媒所创造的互文本场。明星要依附具体的角色形象而诞生，并以此为大众所熟悉，进入一些媒体的宣传中，如影片的海报、广告片、与影迷见面会、娱乐报刊杂志等，引起大众兴趣和欣赏。这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可见，电影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故事本文，而且为演员提供了一个表现的场域。《色·戒》为汤唯提供的就是一个造就明星的绝好的本文。
张爱玲和胡兰成——郑苹如和丁默村——王佳芝和易先生——汤唯和梁朝伟。
这四对形象纠缠在不同的观众心中。产生特别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欲望，构成了观影的动力机制。再加上男主角梁朝伟曾多次荣膺影帝桂冠，作为明星已得到观众的认可，而作为新人的王佳芝在大量的性感刺激的对手戏中受到大众传媒的超级关注，最后脱颖而出。可以说导演李安很好地把握了造星的各种心理动因。
三、明星与受众审美心理的契合
在对《色·戒》的讨论中我们还是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电影界和学界充分肯定了李安及其《色·戒》，另一方面，一些人却大骂其汉奸表演。笔者认为，对于《色戒》中演员的身体呈现，不管你把它看作演员为艺术献身之举，还是看作电影的商业谋略，无论怎么说都还可以算是阳谋。
至于电影《色·戒》的质量如何，作为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的张艺谋的话不容忽视：“越是国际化的电影节，我越是要避免只把目光放在华语片上，所以这个结果只能证明[色·戒]是竞赛单元中最完整、最完美的一部作品”。
英国学者罗伯特·西伽尔的文章《神话与科学之间：作为神的电影明星》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他发现：在当代社会中一个活态的神话，那就是人们将电影明星“神化”。
“看电影的习惯煽动了电影明星的神化。电影勾勒出了外面世界的轮廓并替代了他自己的世界。电影越是有影响，观众就越是忘掉自己所处的空间而去想象电影中的时空。在电影中允许发生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电影里就如同在天堂，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照罗伯特·西伽尔的看法，明星就是观众心中的神，观众对明星的崇拜，说到底是一种偶像崇拜。在电影里，明星身上凝聚着人对自然、对智慧、对美的理想化想象，也寄托着观众对自我的认知、塑造以及欣赏。
在电影中，明星，尤其是女明星往往处于一种“被看”的地位。当然，“看”与“被看”都应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
我们不一定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学生色诱汉奸的举动而感到崇高和悲壮，但汤唯在《色·戒》中所塑造的王佳芝确实让我们感到了“胸际的一种灼热、一种剧痛，呼吸的一种颤动、一种饱满，心脏的一种翼动，全身的一种摇撼，眼睛的一种湿润……以及除此而外的千百种不可名状的征兆。”
作为一个被历史戴上“汉奸”标签的文人——张爱玲，作为华人导演的翘楚——李安及其《色·戒》塑造的女主角——王佳芝，确实已把观众搅得心神不宁。
保·麦克唐纳认为：“影片个性的确立是因为它是以影片中的某个演员来彰显，而且成为人们认知那部影片的唯一标识。”
由此来看，汤唯的表演已成为《色·戒》的标志性符号，“汤唯就是王佳芝”，这不是一句空话。
反观2007年中国媒体和公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前所未有的公开、强烈地表达了对演员身体狂热的想象与渴慕，强度之高超出想象，甚至许多内地观众为了一览全本《色-戒》，不惜前往香港，并带动了2007年香港下半年旅游事业的发展。这似乎超出了一部电影本身的范畴。
就市场而言，观众通过购票的行为对自己喜欢的明星(或明星的表演)表示支持，无疑也支持了整个电影工业，这正是明星制对于电影工业的意义之所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色·戒》成就了汤唯，不如说是观众成就了汤唯与《色·戒》。
崇拜明星的现象确实不容忽视。陈晓云认为，对明星的争论集中呈现了当代中国具有多重指涉的文化特征，涉及性别、社会、政治、国家、民族以及
全球化等多重命题。一些电影明星，首先被观众认知的，是其身体在银幕上的视觉呈现，然后才是其背后所蕴涵的文化价值或者梦想寄托。
关于电影《色·戒》中的明星问题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内的电影业在面临性别、社会、政治、国家、民族以及全球化等多重命题的时候还很不成熟，中国电影的明星制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国内目前尚没有分级制度的情况下，电影明星机制尺度如何拿捏?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综上所述，由李安的《色·戒》进一步思考我国当代电影明星机制建构的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观众需要明星，电影产业需要明星。适时建立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健康的明星机制肯定是我们的电影产业和观众都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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