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分析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基本过程以及参与各的传播关系；在此基础，本文概括出电视谈话的传播模式，对其中存在的些些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策。
关键词 电视谈话节目 传播模式
电视谈话节目进入我国观众的视野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并曾作为主要节目样态占据各家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有人统计过，2006年全国电视谈话节目超过200个，但大部分节目都只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其中的根源是值得探讨的。
关于电视谈话节目的界定
学术界有很多观点，本文采用叶子对电视谈话节目的界定方式，即访谈节目是电视节目中专访节目形态和谈话节目形态的统称，本文把研究范围界定在谈话节目中，即“由主持人邀集嘉宾及受众，围绕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轻松和谐、平等民主的氛围中展开讨论的群言式言论节目。”从该定义中可以看出，电视谈话节目作为电视节目具有大众传播的属性，同时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交谈又带有人际传播的特点，因此严格说来，电视谈话节目是在大众传播中融合了其他传播类型的节目样态，但这种融合到底是“大众传播的人际化”还是“人际传播的大众化”。理论界存在着争议。同时，也有观点明确指出电视谈话节目的人际交流和日常生活的人际交流有质的不同，上述两种表达似乎过于简单，并没有体现电视谈话节目的本质属性。
从严格意义上讲，电视谈话节目包括制作过程和播出过程，前者以传播为目的，后者是传播的真正实现，是大众传播，但传播的效果则直接决定于节目的综合制作水平。因此。孤立地对播出过程进行分析显然是不全面的。本文拟对电视谈话节目的全过程以及参与各方的传播关系进行细致的梳理，对其本质进行分析，从而概括出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模式，找到电视谈话节目实践中出现的某些问题的根源，并探讨其解决办法。
我们先来分析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过程。
制作过程一般包括前期筹备、谈话现场录制和后期剪辑制作三个紧密相联的阶段。谈话节目的前期筹备是确定话题、设计谈话内容、选择节目表现方式等，这个阶段是由策划、编导和主持人等共同完成的。现场录制是节目的真正实施过程，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谈话交流通常以“准直播”的方式进行(大多数的中国电视谈话节目没有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有浓重的人际传播色彩。一般的谈话节目录制两到三个小时，而播出只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所以，编导要对现场的谈话进行浓缩，并保证节目仍具有“现场谈话”感觉和氛围，这就是节目的后期剪辑制作。
很明显，谈话节目制作是组织行为，目的就是制作一档可以播出的节目。它有严密的前期策划和管理，节目内容、节目形态、节目时长、嘉宾的选择、话题的选择、谈话的方式、谈话的节奏、话题的走向等，都是在一定的规划下进行的，而且，在后期制作时也要遵循预定的原则和规划。这一前一后的规划和删削也决定了电视谈话现场的组织传播特征。在电视谈话现场，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的谈话是以制作节目为目的的，也形成一个组织，有强烈的目的性。尽管现场交流是没有文稿的、即兴的、面对面的，反馈及时的，但主持人和嘉宾的交谈不仅仅是说给对方听的，也是为了谈给现场观众听的，更是说给电视机前的听众的，这与人际传播的自发性、随意性、自由性的特点有明显区别，二者不可混同。另外，由于电视谈话节目是在大众传播平台上的播出的，这对它的可视性、艺术性、思想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综合电视谈话节目制作播出的全过程，其传播模式可以定义为组织传播通过大众传播平台的延伸——公开交谈的艺术展示。
电视谈话节目现场的传播模式决定其谈话现场的特定场景和氛围。传播过程的展开依托一定的社会场景，“社会场景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神秘的基础”，。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会有不同的举止、或受到所在的地方和参加者的影响，场景的区别会影响到传播过程的结构和性质。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现场来说，正如张颂先生提出的，场景是“实境”与“虚境”的结合：主持人在和现场的嘉宾交流是实境；通过媒体平台和大众交流是虚景。对此，约书亚·梅罗维茨也有类似的表述，即媒介平台使“表演的社会舞台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社会场景”，谈话现场是物理场景。媒介创造出的是“信息场景”。谈话现场的这种虚实结合的传播场景构筑了新的交往模式和传播模式。生活中面对面的谈话是没有虚境的，交流对象总是可感的，确定的；电视媒体给电视谈话节目增加了“虚境”，而对这个“虚境”的感知和把握往往体现了一个主持人的职业素养。崔永元讲过自己早期作为主持人参与《昨日童星》节目录制时的一个疏忽：“有个嘉宾说到张嘎子，我就想去看照片，上去了，把照片拿下来，自己看看，再给了别人”。如果是普通人际交流这一系列动作毫无问题，但当时导播立即指出，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照片拿过来，在镜头前展示一下”，“让大家看完以后，再拿过来给观众”。显然，这个所谓的疏忽就是忽略了电视的特性，没有顾及到场外观众对看照片的视觉需求，只让自己和现场观众看清楚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节目的传播效果。媒体创造出的这个信息场景从本质上区分了生活中的传播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即使被大家认为是最像生活中面对面传播的电视谈话节目也从本质上和生活有了距离，不仅多出了一个信息场景，原来的物理场景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两个场景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杂糅在一起互相影响制约。虚境传播决定了实景传播的性质和目的，实境传播是虚境传播目的的执行。
电视谈话节目现场传播关系也是复杂的，是一对对传播关系的有关联的叠加形成的一个系统的传播的网络，是一个组织传播的现场。“是否以组织成员的身份参加信息交流，是区别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关键所在。”每一个参与谈话的人员是作为节目的一员参与其中的，作为节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场外观众进行交流。我们可以用图来显示谈话现场的人员状况：
如图所示：左边的平面代表电视谈话节目录制现场，右边的平面代表场外观众接受信息层面，在这个立体三角形中，先是谈话现场平面有三组一对一的传播关系：主持人←→嘉宾、主持人←→现场观众、嘉宾←→现场观众；每组传播关系又和剩下的那个倾听对象形成了新的传播：主持人和嘉宾←→现场观众、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嘉宾、嘉宾和现场观众←→主持人，这六对传播是有及时反馈的，沉默、掌声、笑声、语言都是反馈的形式。再看连接两个平面的传播关系，两个平面之间听不到反馈。每一个现场的人员组成元素都会单独向观众传播信息：主持人→受众、嘉宾→受众、现场观众→受众；而现场的每组交流又会共同向观众传播信息：主持人和嘉宾→受众、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受众、嘉宾和现场观众→受众，最后现场所有成员集体和受众形成了传播关系：主持人和嘉宾及现场观众→受众。可以看出，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关系实际是两个交流过程的嵌套，即现场构成的每对交流关系又通过电视平台和场外观众构成新的交流关系，正如卞之琳《断章》里描写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谈话现场，各参与成员有明确的分工，同时话语权也有不同的等级。这也是组织传播的特征，因为人际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往往是平等的。虽然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都参与节目的录制，但是他们节目参与的程度、在节目中的地位、话语权力大小是不同的。在谈话过程中，主持人始终掌控着谈话的主动权，控制着话题走向。他有提出问题，适时转换话题、打断谈话的责任和权利。比如崔永元曾在不同场合谈过他如何打断谈话而不伤害观众的妙招，当然他这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拒绝，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可以拱手让出谈话现场的控制权。嘉宾则只有决定是否回答的权利；现场观众为了配合节目的录制，也只能在主持人同意的情况下才拥有话语权。
在分析了电视谈话节目制作的全过程以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谈话现场是整个节目制作流程的一部分，并且受其传播模式的严格制约。电视谈话节目不是把私密的人际交流公布于众，而是“将已经是公开的事情变得更加公开。”正如约书亚梅罗维茨所解释的：“‘公开一公开’的事件是指那些在电子媒介的帮助下超越了空间一时间的范围，每个人都可能接触。”。因此，只分析谈话现场的面对面是不全面的，“大众传播人际化”和“人际传播的大众化”观点显然都有只针对谈话现场这个片段，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模式概括如下：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组织传播，其传播方式组织内和组织外传播两个部分，谈话现场是组织内传播，而组织外传播就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规定着谈话现场组织传播的目的；根据大众传播的目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流程有充分设计和规划；传播场景是对策划文案的一定程度的再现和灵动发挥，传播场景中每个个体都是节目制作团队中的成员，依照大众传播目的的规定性，以组织中的特定的身份进行沟通，享有与特定身份相联系的权利和义务。
认识清楚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模式对提高节目质量有重要启示的。
节目组的品味决定着谈话现场组织的氛围。谈话现场组织虽然是经过策划团队和主持人反复商定的结果，但是这个临时组织常常只存在几个小时便被解散了，伴随着强烈的灯光的炙烤，录像机的监控，让这些关系复杂的成员畅所欲言，形成融洽的交流气氛，难度可想而知。对谈话现场组织的有力支撑和掌控其实更多地来源于现场背后的团队的力量——节目组。组织“能创造意义，具有价值观和规范，因其共同的事件和仪式而代代相传”，所以一个组织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崔永元多次谈到《实话实说》节目组的“人文精神”，认为这种组织文化才是节目品位的保障，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品味不是在谈话现场形成的，不是靠技巧支撑的，它更多地来自整个节目团队的文化品味。《艺术人生》的制片人王峥在谈到团队精神时总结为“用艺术点亮生命”，这是他们整体制作群体的价值取向的体现。通过屏幕我们看到的是谈话现场的气氛、格调，但实际上反映了整个节目制作集体的品位。既是策划又当过谈话节目主持人的阿忆说：“主持人临场把握固然重要，但幕后方案的力量是决定因素，它可以限制明星嘉宾的矫情和嚣张。这种结构非常像是，幕后预案布好沟渠，主持人像个拿铲的农民，嘉宾的话语水流沿着预定沟岸行走，遇到临时阻塞，农民就用铲子轻轻疏导引流。”
谈话现场的组织气候影响着节目品位的体现程度。普尔和麦克菲把组织气候定义为“不断由成员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和再产生的集体态度”，在谈话现场，组织气候就是指谈话的氛围，这是一种看不见、说不出但是可以感觉到的氛围，它会对淡话参与者的心理起到某种暗示作用。现场气氛的和谐融洽程度决定了大众传播的效果。谈话气氛不仅感染着现场参与者，还能延伸至屏幕外，吸引电视机前的观众。在这个临时短暂的组织中，任何一个交流方都是良好交流氛围的缔造者，只不过其间存在权限、功能的差别罢了。主持人要善于激发嘉宾的自我表露的欲望，善于在嘉宾之间、嘉宾与观众之间斡旋，使各种声音、各种观点充分表达，崔永元无疑是调节现场气氛的高手，而《对话》节目高素质观众的参与对现场水乳交融的氛围的形成功不可没。
以上两点，应该作为电视工作者打造优秀电视谈话节目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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