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电影未来发展与出路

提要：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经济力量腾飞之时，其文化也受着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冲击。而电影作为当代文化的载体，中国电影充满着危机。中国电影的危机不仅来自如好莱坞等世界强大的电影产业冲击，更是来自自身的体制和机制。以民族主义为理由对抗全球化和好莱坞并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中国电影改革的根本并不是扩展规模而是建立现代企业机制。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产业化改造是中国电影最大的政治。

关键词：产业化 多元化 电影文化 电影市场 民族电影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几十年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产业一直都是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好莱坞在所谓全球化的旗号下对世界电影市场大举进攻，成为全球电影市场的霸主。1998年，美国好莱坞电影出口的收入为68.7亿美元，而2000年竟然达到120多亿美元。而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应该说，就广播影视行业而言，无论是政策措施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电影界的改革力度至少在目前要相对领先于广播和电视。但是，如何判断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成败得失？要不要继续改革？改革还需要解决哪些课题？

中国电影的改革之路

中国电影的改革之路，始于1993年。这一年，一些制片单位开始越过中央级或省市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而直接向下一级发行放映机构销售影片。已经维持了数十年的统购统销局面开始被打破，地域性垄断的防线也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冲击。但是，电影发行的初期振荡，并没有很快催发当时电影体制的整体创新，电影界仍处于大变革的前夜。由于长期形成的观念桎梏，上个世纪整个90年代的电影业几乎处于连年滑坡状态，其负面效应甚至延续到了2001年——这一年，连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拍摄的20来部16毫米胶片电视电影计算在内，全国的故事片产量总共才88部。与影片产量减少相伴而行的是：电影观众人次下降，专业电影院在渐离主营业务的同时数量也不断减少，一贯享受拍片特许权的电影制片厂度日艰难。至此，长期被作为文化事业的电影业，与日益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不适应性甚至矛盾性，严重凸现了出来。正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窘境中，根据电影自身的特性，把电影作为产业来管理和经营的观念渐渐明朗起来。

中国电影成长中的思考

显然，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差距，中国电影正如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一样，是在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下被放置于全球处境的，因而，我们不可能逃脱“后殖民”的基本现实，不可能脱离边缘化的处境。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可能也不应该与世隔绝，中国电影需要走向世界、走向国际、走向全球。因为中国大陆电影需要一个国际化的交流环境，使之能够与世界电影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保持一种互动关系，从而成为世界电影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大陆电影也需要一个国际化的经济舞台，利用跨国资本加强电影生产的投资规模，走向境外市场获取电影生产的经济效益，促成中国大陆电影的再生产机制。国际化语境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更多的机遇，成为一种动力因素推进着中国大陆电影的步伐。

但是，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它毕竟不是象可口可乐、麦当劳一样的简单功能的消费品，而是负载了一种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文化载体，特别是在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电影文化除了其视觉、心理的娱乐功能以外；不可避免地还担负着“再现”民族生活处境、激活民众的现实主义热情、塑造人生理想和民族理想的使命。

因此，“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需要一种民族自信意识。近年来有许多优秀的中国大陆电影如《背靠背脸对脸》、《三毛从军记》（上海电影制片厂1993年出品）、《四十不惑》（北京电影制片厂1992年出品）、《心香》（珠江电影制片厂1991年出品），甚至包括陈凯歌早期的《孩子王》（西安电影制片厂1987年出品）、黄建新的《黑炮事件》（西安电影制片厂1985年出品）在国外都没有获得很高的荣誉，但是这些影片却以冷峻的风格、成熟的叙事表现了中国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表达着对人生原生态的一种摹仿。它们把这种人生遭遇和人生体验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背景中，因而使影片中的人生具象为中国人的人生，传达的是一种中国人的人生体验。这些影片因为它更加本土化而不能象那些“国际化电影”那样有效参与实际上被编织进欧美视野的国际电影竞争，然而，它们却因为对当下中国人命运的关怀而显示出其艺术作为人的艺术所具有的洞察力、同情心和现实精神，从而与大众共享对于世界和自我的理解而与观众达成视界的融合。所以，中国大陆电影不能完全受国际化趋势所制约而忽视或者轻视电影的本土需要和本土价值。中国民族电影不能仅仅是对西方观众那种猎奇的或者有时甚至充满种族歧视偏见的接受期待的满足，而更需要发掘中华民族文化那种天行健而自强不息的生命力，表达富强、发展、进步的历史趋势，为世界塑造一个真实而坚强的中华民族形象，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其意义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

中国电影的未来之路

对于一个电影制作机构或者一个导演个体来说，无论是创作“艺术电影”或者“商业电影”，似乎都无可厚非。而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对于正处在艰难发展时期的中国电影来说，单一的张艺谋或者冯小刚，单一的《英雄》或者《天下无贼》，无论它们取得如何辉煌的票房，都无法完成中国电影文化的整体建构，无法在整体上具备与好莱坞电影抗衡的能力，尽管它们对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实施横向区域电影文化合作的同时，只有在纵向上完成多元形态的电影文化建构，才能够促进中国电影良性、有序的发展。

多元形态的电影文化建构，首先体现在多层次的电影创作上。所谓多层次，就是既需要作为电影文化产业主体的、以商业票房为创作主旨的类型电影，也需要以探索电影语言、追求个人表达为主导的艺术电影，还需要在艺术个性和商业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电影。在中国内地，当然还有在创作数量上占据相当份额的主旋律电影。事实上，近年来的主旋律电影已经越来越显示出超越单一教化层面的类型化趋势。任何单一形态的电影类型，都无法建构起完备、有序的电影文化产业，久盛不衰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全盛时期的香港电影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形成电影类型的多元化、多层次建构，才能形成一个电影文化的有序结构。

对于多元化，中国如今正处在一个绝好的时机，一个能够迸发多元化的时机，因为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任何过渡时代都是本土电影的黄金时代。急剧的社会变迁使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的生活本身已经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于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鲜活的人生传奇。因而，中国本土电影可以比好莱坞电影更加直接地连通中国观众对现实的体验。应该说，90年代以来，像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一个也不能少》，黄亚洲的《没事偷着乐》，黄建新的《站直了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埋伏》、《红灯停绿灯行》等系列影片，以及政治电影《生死抉择》、战争影片《黄河绝恋》、中西文化冲突的影片《刮痧》，还有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新生代青年导演拍摄的影片如《美丽新世界》、《爱情麻辣烫》等，都充分利用了本土现实文化资源，都善于将风云变幻的社会图景和对离合悲欢的普通平民命运与通俗电影模式相结合，不仅表达对转型期现实的体验，而且也表达人们的生存渴望、意志、智慧和希冀，从而赢得了中国观众的喜爱。特别是冯小刚的的电影将本土的文化资源与类型剧的商业策略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电影模式，并且一直成为国产影片的票房中坚。这些都表明，本土现实是好莱坞电影目前还不可能替代的中国电影的文化优势。

中国民族电影根深叶茂的基础则在于中国电影业必须成为能够适应文化消费市场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电影产业，尽管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不是所有的市场规则都适应于电影，但是如果中国电影不能走向市场，那么它不仅在以产业化为支撑的好莱坞电影的冲击面前没有还手之力，而且也因为没有被观众消费而失去任何再生产的条件。市场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中国电影的一种试金石，而一切试图通过电影来传达的人文理想和意识形态观念也必须借助于市场才能成为现实。因此，适应市场需要进行产业化改革，应该成为新世纪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主题。

我们应该致力于探索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的电影政治、经济、文化规律，建立一种具有符合全球发展和国情现实的电影产业和电影市场。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够创造与好莱坞电影不同的更现实、更人性、更关怀、更丰富的电影文化，成为世界性多元电影思潮的组成部分，为全球化提供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格局。

附：参考书籍：

1、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media）》，纽约1966年版。

2、 李少白先生《影史榷略——电影历史及理论续集》，

参考论文：

1、黑丁等《在多元发展的格局中走向新世纪》，《当代电影》北京1994年第3期，第27页。

2、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当代电影》北京，1989年6期第48页。

3、尹鸿《当前中国电影策略分析》，《当代电影》北京，1995年第4期第36-38页。

4、赛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纽约，1979年版第1页。

5、尼柯尔斯《发现形式与演绎意义--新电影与电影节巡回》，《电影季刊》贝克利1994年第47卷第3期第18-20页。

6、尼柯尔斯还著有另一篇讨论国际电影节现象的论文《国际电影节与全球电影》，载《东西方杂志》1994年第1期。

7、国家广电总局调研报告《中国电影产业现状和发展繁荣的对策》。

8、童刚《2003年电影工作回顾》，《中国电影报》2004年第2期。

9、黄会林、俞虹、韩培、陈可红《受众与影视品牌战略发展的民族化思考——北京电影、电视观众基本情况调查分析》，《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第37页。

10、李怀亮《电影市场保护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见《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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