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古诗文的选编特点

　　教材作为教学的主要媒体，是以具体内容和直观形式体现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指导精神的材料，也是教师和学生开展教学活动的材料。自新课改以来，语文教材陆续做出了相应的整改；仅高中的语文新教材迄今为止就已经有六个版本被审定为实验教科书；不同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在古诗词的编选方面都各有特色，下面仅选择人教版普通高中语文必修课本中的古诗词选编特点做讨论。

　　中国古代的诗歌是华夏民族祖先留给炎黄子孙的一笔特殊的宝贵财富，它不但为我们保存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社会民俗风貌，还给我们呈现了古人在人文艺术上的素养。因此，无论是出于追本溯源还是观摩鉴赏，我们都无法否认古代诗歌学习的必要性。基于这种必要性，新课标提出了关于古诗文教学的课程目标：“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中举一反三。诵读古代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为实现以上目标，新版的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在选编“古诗词阅读与鉴赏”单元中作品时，分别在选文数量和质量上做出了改变。

　　首先是选文数量的设定。要让学生“了解并能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并能“在阅读中举一反三”，乃至形成一定的文言语感和传统文化底蕴，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篇目阅读才能实现，那么要多大量的定篇阅读才能实现呢？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共选编了22首古代诗词，在《语文2》到《语文4》课本中都设置了“古诗词阅读与鉴赏”单元，且将这一部分的内容安排在了每一册的“阅读与鉴赏”模块的第二单元，每一单元均选文4篇，其数量相对于其他单元的选文是最多的，显示了对诗词教学的重视。在此基础上，为了均衡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教材要在选文的篇目上给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更富有弹性的空间，该版教材主要通过对每个诗词单元的次重点学习设计实现，并将4篇选文基本都以“3篇精读+1篇略读”的模式设计；在选修教材中安排了适量的古诗文阅读，这样的设计不但满足了不同基础学生的古诗词学习，而且给教师提供了教学重点。

　　其次，在诗词的内容选编和质量上有所提高，主要体现在涉及了对不同时期不同文体的代表作者作品的选编上。要让学生“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就要给学生提供面广点多的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才能让学生在阅读不同时代的作品里塑造文体意识、体会不同的社会风貌、感受不同文学的样式特点和艺术成就，最终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现代观念”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人教版教材为了实现这一指示，不但选编了不同朝代的作品，而且涉及了不同的题材领域，有闺怨闺愁诗（李清照《声声慢》）、托物言志诗（《离骚》）、即事感怀诗（《琵琶行（并序）》）等；在整合这些不同主题、文体、朝代的优秀古诗词时，该版教材采用了时间顺序编排，所选诗作基本体现了当时的朝代特色，下面将《语文2》到《语文4》这三册教材中的具体诗歌分布作简要归纳：

　　从《语文2》到《语文4》的每册教材中，都设立了“古诗词阅读与鉴赏”单元，皆有4篇课文。《语文2》中的4篇课文选编的是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共7篇古诗文，先秦的诗文主要选自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诗经》和《离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首短诗分别选自在东汉传唱广泛的《古诗十九首》及曹操和陶渊明两位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出世和入世两种不同生命价值观的作者作品两首；《语文3》选编了共7篇唐诗杰作，分别是盛唐时期最能表现李白浪漫主义情怀的《蜀道难》一篇和体现现实主义风格的杜甫诗3首，中唐新乐府运动中主张文章合“为时”、“为事”而作的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一篇，以及晚唐工于七律，最能体现其格调绮丽绵密的李商隐诗作《锦瑟》和《马嵬（其二）》共两首；《语文4》选编的是发展到宋代最鼎盛的词共8首，首先是北宋初年第一个一改五代时期花间派词风，开始写“长调”的词人柳永的词作两首（《望海潮》、《雨霖铃》）；接下来是与柳永词风格截然不同、风格清旷豪放的苏轼词两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到了南宋，选编了同样有着豪放词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散文化句法，抚时感事、气魄雄伟的辛弃疾词作两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最后是跨越了北宋、南宋两个时代的女词人李清照的婉约派词作《醉花阴》和《声声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课标精神的指导下，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对于“古诗文阅读和鉴赏”单元的选文选编，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质量有所提高，每一位作者的每一篇选文都具有其代表性意义，都是精挑细选的精华；“精读+略读”模式的提出，使语文教材的灵活性更强，使教师的教学选择空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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