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偶像崇拜对于中学生这样的青少年来讲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这个领域，我国学者已经进行了一定的调查研究。本文对这些2000年以后的此类研究进行一定的梳理，进一步突出当前中学生偶像崇拜对象的选择以及对于偶像选择的标准。通过文献内容以及相关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文艺体育明星等媒体人物占据中学生偶像选择的主流；并且人格因素在中学生进行偶像选择或在偶像选择归因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偶像崇拜 偶像选择 人格因素
1 引言
偶像崇拜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它通过人们对崇拜人物夸大了的社会认知而产生了光环效应，并将其言行举止加以神圣化、神秘化。在我国的调查中出现了跨时代性、跨地域性。在不同的年代，青少年都出现较普遍的偶像崇拜现象。尤其是在中学阶段。虽然被崇拜的偶像具有时代性、文化变迁性，使得崇拜偶像的选择出现较大的区别，但是偶像崇拜这种行为是共通的。而且，在相对较为相似的社会背景下，不但偶像崇拜的行为是相同的，就是偶像崇拜对象的选择由于当代媒体文化的普及和迅捷同样也变得较大的相似性。这一切表明青少年时期是一种相对必然的行为。
这种现象之所以在青少年中间极其普遍，尤其是在中学生中，是因为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个体，偶像作为因受到青少年特别喜爱、崇拜或尊敬而被视为学习榜样的具体人物在促进个体成熟或社会化的进程中，客观上体现着其本身的功能。宋兴川、岳晓东认为偶像崇拜是青少年走向社会前的一种人生准备，这是其一；其二，偶像崇拜可以补偿青少年因脱离对父母的依赖而产生的情感真空。正是由于这两点，偶像崇拜对于青少年来讲变得更加有意义，从另一方面这种积极的结果又成为有效的强化物。在此之外，偶像崇拜对于青少年的主动选择性又使青少年获得了在青春期急切想要获得而又具有很大阻力的自我控制力。故此，偶像崇拜对于青少年来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目前，对于国内青少年的偶像崇拜的现状，国内多位学者进行了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进行一定的梳理并试图进一步探讨青少年的偶像选择以及偶像选择的认知特征。
2 文献选取及处理方案
鉴于偶像崇拜受时代和文化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中学生等青少年对于偶像崇拜的对象的选取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为了能够反应当前中学生的偶像选择特点，本研究选取了2000年以后，发表在国内核心刊物以及全国优秀硕士论文的偶像状况调查进行分析。筛选出来自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当代传播和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的调查研究共七项。这些调查涉及的地区有成都、重庆、浙江、北京、山东、河北、福建、吉林、山西、香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国内对于偶像的界定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反映在这些研究中，偶像的内容就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马和民曾指出偶像对于青少年来讲是偶像性重要他人，区别于父母、教师、同学等互动性重要他人。偶像不是青少年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具体人物、不会与个体产生双向的交流，因此把互动性重要他人归于偶像的内容是不妥的。鉴于此，本研究剔除了个别研究中的父母、
教师和同学作为偶像。
3分析结果
3.1中学生的偶像选择
通过分析发现，虽然调查来自不同的地域，但是青少年对于偶像的选择具有普遍的一致性。基本分布于以下几个方面：文艺体育明星、科技工作者、政治家、商业名人。而文艺体育明星在其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从总体上明显的高于其他群体。在这七项涉及到偶像选择的调查中有五项的结果表现出了文艺体育明星的高选择性。在雷开春、孙洪彬的调查中选择文艺体育明星的中学生达到了243人，在剔除了互动重要他人的调查总体634人中，文艺体育明星的选择比率会达到38.33%，排在第二位的政治家的被选择率仅为22.40%，比文艺体育明星的选择率要低15.93%；在李丽兰的调查中文艺体育明星的选择比率达到了68.19%，高出第二位选择率为23.58%的著名人物44.61%。在章洁、方建移的调查中文艺体育明星出现的频次达到3536次，占据总体的77.51%；在岳晓东于香港青少年的调查中，前十名的崇拜偶像有八名是文艺体育明星，另两位为母亲和同学都是互动性重要他人，为本研究排除的对象；闵丽综述的结果发现排在第一位的也是文艺体育明星。其他两项研究，潘一禾在调查中对于偶像就界定为文艺体育明星，只有宋兴川、金盛华的研究中出现比率最高的是政治家。考虑到他们的调查是是通过访谈进行的，有可能产生明显的社会赞许效应。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学生对于文艺体育明星的崇拜已经超越了某个人的个体行为，而带有群体性特征。在面对各种公众人物时，现在的中学生更加倾向于选择文艺体育明星作为自己的偶像，并在生活中表现出某些偶像消费行为和某些模仿性行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群体性特征，单从某个个体的角度出发已经难以解释，从社会角度上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这些明星的产品多为娱乐产品，是青少年消费的主流产品；其二，由于近几年媒体的普遍化、多元化，这些明星出现在青少年视野中的频率较高。青少年群体没有参与生产活动的必要性，反而是娱乐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而且娱乐产品的消费成为他们的群体性行为。又由于青少年受思维发展水平的约束性，缺乏深入的理性思考，容易情绪化、极端化、理想化，通过想象美化偶像，而对被美化的偶像产生较高的认同和情感皈依。另外，相对于文艺体育明星，其他几个偶像群体——科技工作者、政治家、商业名人，其行为相对严谨、，有比较定式化社会特征，比较缺乏浪漫性，对于青少年来讲，想象的空间比较低。
3.2.中学生的偶像选择标准归因
从个体角度上，中学生进行偶像选择的主要参照标准是什么？在他们视野中的偶像具有哪些特征？
雷开春、孙洪彬在解释偶像崇拜的原因时，从我向优秀品质、他向优秀品质、能力、作品（由成就、贡献和其他合并得来）四个纬度进行解读。其中我向优秀品质中包含勇于进取、坚持不懈；知识丰富；有抱负；传统美德；自信、乐观。他向优秀品质中包含正直无私；敬业；爱国热情。能力包含技艺高；球技精湛；成绩好。作品中包含为国家或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有才华；卓越的成就；有名；成就/贡献；歌曲好听；对自己的帮助；外貌酷、帅、漂亮、高；优秀女性；有钱；与自己兴趣一致。从调查的结果来看，被选择率比较高的为勇于进取、坚持不懈占总体的36.36%；正直无私29.45%；技艺高19.27%；为国家或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32.36%；有才华20%；歌曲好听19.27%。由此可见，在那青少年的认知体系里，偶像的人格因素、能力特征以及作品的性质和贡献是被优先选择的特征。
潘一禾的调查研究对于偶像的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他用迫选的方法——即只选择一个因素，对明星成为偶像所必备的特征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人格魅力占据首位为23.9%；个性和气质在其次占据23.7%；才华横溢再次为22.2%；对社会有重大贡献被排在了第四位占据11.3%；漂亮、英俊5.6%；不清楚4.3%；无所谓2.9%；阅历丰富2.4%。在这个研究中，偶像的人格因素、能力特征以及作品的性质和贡献几乎解释了全部的因素。其中人格因素更是占据到了47.6%。由此可以看出对于青少年来讲，偶像的能力和贡献是基础，但是在此基础之上，产生重大作用的、真正使青少年产生情感认同的是偶像的人格因素。这其中包括了此研究的人格魅力、个性和气质。它甚至超越了偶像的作品和能力。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学生对于偶像选择的归因还是在于社会公众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内部心理特征和外部行为结果。内部心理特征包括公众人物的个人气质、性格、能力、人格魅力等；外部行为结果包括公众人物的成就（中学生所认为的成就，未必就是对社会作出了巨大的社会贡献、体现社会价值的成就）、容貌等。然而，公众人物一旦成为偶像，则其内部心理特征在其中所占据的地位相对更重要一些。可能中学生初期选择的原因是偶像的作品，但是之后，学生会更加关注偶像的内部心理特征，并且会影响对偶像的行为结果的归因。所以，在前人的研究中发现，偶像选择的原因较多的表现为偶像的人格特征。由此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星的人格因素对于的中学生偶像选择和情感认同产生比较明显的作用。
4 讨论
从以上的探讨中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当前中学生的偶像选择主要集中于文艺体育明星。这些
公众人物具有相类似的职业背景，在当前的形势下，基本属于娱乐行业。而且，当个体一经选择了某一偶像之后，会表现出对偶像行为的关注，并且会进行相应的内部积极归因。那么，中学生如此的偶像选择体现了他们的什么心理功能？因为只有满足个体相应心理功能的行为对于个体才有意义，才会就有持久性。中学生的偶像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综合以往的理论和实践，这些青少年的偶像崇拜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感认同有可能在个体人格形成之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宋兴川、金盛华就曾在其文章《多元选择——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讲到，人格的社会化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人格偶像崇拜阶段,第二人格偶像阶段以及独立人格阶段。其中第二偶像崇拜阶段则是青少年较少对于父母等第一偶像的依赖、认同而产生新偶像的时期——青少年偶像崇拜时期。在这个时期，青少年处于追求心理独立的时期，但是由于其社会化水平的局限，其依赖性、思维的直线型以及情绪的不稳定性和爆发性，使得青少年处于脱离父母等互动性重要他人与依赖性理的冲突之中。而偶像崇拜解决了这个矛盾，另外，在偶像的选择上又表现出个体独立的控制性。尤其是文化体育明星并不是成年人所倡导、主导的主流文化。中学生选择这样的公众人物作为自己的偶像更加能够体现自己的独立性，独立于成年文化群体的独立性，并且体现对于自己事情的控制性。同时，这种偶像的选择行为代表的还是相应的文化群体。而这种文化具有自我的归属意义和边界性。相应的偶像选择使个体归属于某一个同龄的群体，并从中获得心理支撑，对自己的某些行为寻找某种共通性，不至于让自己显得孤单。因为，在青春期阶段，同伴群体在个体的心理层面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尤其是，虽然这种行为在心理上表达了自我的独立性，表现自己的成熟，但是同时不用在生活上、经济上脱离对父母的依赖。而这些脱离往往会带来个体生存上的威胁。所以，虽然会由此与父辈产生冲突，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保证了自我的和谐，也是对于矛盾的中和的一种解决办法。偶像选择，在这个角度上具有建设性意义。
但是，中学生又处于人格稳定化的重要时期。在这个阶段，由于“自我中心”的作用以及抽象思维能力的缺乏，中学生对偶像的认识还是处于较表层，不具有批判性的思考。并且表现出对于主流文化的抵制，而正是这种主流文化的濡化是个体了解某种行为、事物、言语的社会意义，保证个体良好的适应将来的社会。在这样的情境下，个体很难理性的、辩证的分析关于偶像的所表现出的言语行为。所以个体表现的一些偶像崇拜行为体现出非理性特征。中学生一般就将其对偶像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定位在某个特殊人物身上。并由此采取一种颇为直觉的、情绪化和极端化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具体表现为直接性模仿、全盘性接受以及沉湎性依恋，从而把偶像神圣化，对于偶像产生较高的认同，并出现一定程度的情感依赖和行为表现。这在如上的研究中已经表现出来。然而，这种对于这些青少年心理的迎合的公众行为的表达可能会使其错误的解读其行为、言语、事物的社会学意义，从而难以获得适应社会的基本认识。这些行为的表达很有可能通过不断地出现，进行内化，形成相应的自我。基于这些认识的自我建构就很有可能偏离社会要求，从而造成非主观愿望的犯错误。况且，还有可能超越年龄获得本不该此年龄阶段获得知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学生的对于文化体育明星的偶像选择有可能会对自我形成消极的影响。
所以从理论上讲，偶像崇拜对于青少年人格或自我形成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至于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是否真的会对其人格、自我的形成产生影响，如何产生影响，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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