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兴衰与新旧教育思想更替—百年职业教育回顾

【摘 要 题】职教史 
    职业教育的兴衰起落从来都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始终伴随着新旧教育思想的更替，反映了整个教育制度的进步与落后。
    回顾20世纪中国职业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新旧教育思想不断更替的过程。这一过程，既表现了中国教育制度不断进步的主流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教育制度中落后势力的陈腐与顽固。
    　　一
    现代职业教育是在师徒传习制度基础上为适应工业大生产需要而产生的教育类型，源于较早发生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我国机器工业规模的较快增长是促使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动因。从平均每年新注册的工厂数量来说，1903-1908年是211家，1913-1915年是413家，1916-1919年为1246家。
    清朝末年对各种力量为农、工、商、矿等实业所举办的实业学堂，通称实业教育。职业教育一词在我国首见于1904年时任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所写的《添聘普通练习文》。（注：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第13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中国的职业教育与早期实业教育，多数学者认为就其基本功能及其教育思想演变过程而言，两者一脉相承，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将这两者仅仅看成是“正式改名”（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第520页）。因此一般都把实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早期阶段进行研究，从而普遍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发轫于1866年由左宗棠奏请并于1867年1月开学的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注：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1981年，第23-24页）
    我国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实业教育，经过早期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的倡导和推动，晚清政府主要仿效日本的教育制度，于1902年和1903年（壬寅、癸卯）首次制订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学制体系，实业教育被列入其中，尤其在1903年学制中，实业教育不仅有初、中、高不同层次，而且与普通教育完全并列。然而实业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从1898年至1910年间，在清政府学部立案的高等实业学堂只有17所；到1909年，全国中等实业学堂也只建立了254所，学生16649人。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于1912年和1913年（壬子、癸丑）制订新的学制体系，把实业学堂改名为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但与实业学堂并无本质区别，发展仍然十分缓慢。1912年至1916年，两种实业学校总数从425所增加到525所，而学生数却从31736人减少到30029人。在此期间，教育界部分人士考察欧美各国的教育制度，越来越多的学者推崇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宣传西方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的教育制度。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一大批职业教育先驱于1917年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标志，开始进入大力宣传并努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新时期。同时，职业教育思想与平民教育思想及乡村教育思想汇合，形成了一股推进教育改革的思想洪流。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也与陶行知为首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以及晏阳初组织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分工合作，大力推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促使有关当局于1922年修订出包括职业教育的新学制。该学制以美国教育体制为主要范例，部分地吸纳欧洲的做法，规定在小学设职业预科，在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设职业科，同时允许在高中阶段独立地分设职业学校。至1925年，全国职业学校数从1921年的842所增加到1548所，达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最高峰。然而由于内外因素的阻滞，职业教育又迅速沉寂，到1929年，全国的职业学校仅存194所。为此，职业教育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黄炎培先生认为“我们所希望，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431页）从而率先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主张，认识到发展职业教育，决不能仅从职业学校，仅从教育界，甚至不能仅从农工商几个产业下功夫，而必须参与整个社会运动。
    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教育、农林等部门相继制订了以《职业学校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关职业教育的法规体系。职业学校从整个教育体系中重新分列出来，形成逐级分流的格局。遂后，抗日战争爆发，职业教育的发展遭遇新的困难，在此后的近20年时间里，就全国而言，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唯当时的解放区，围绕抗日战争需要所举办的职业教育，有较扎实有效的实施，其特点是面向工农大众，短期为主，灵活多样，力求实用，以应战时急需。
    半个世纪过去，黄炎培、张謇、蔡元培、陶行知、陈嘉庚、陆费逵、顾树森、李梦鳞、江问渔、杨卫玉等一批职业教育先驱，为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传播和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不仅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而且有过丰富的教育实践。然而由于社会环境过于恶劣，难有大的建树。截止1949年，全国仅有中等职业学校564所，学生77095人。
    新中国建立以后，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突飞猛进的经济建设，强烈带动教育的全面改革和发展，其中中等专业教育和技工教育获得空前发展，并明确成为新中国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1950-1965年间，虽有大起大落的波折，但总趋势是迅速发展的，其中技工学校从3所增加到400所，学生从3600人猛增到18.3万人；中等技术学校从500所增加到871所，学生从9.8万人上升到39.2万人。
    “文革”期间，全国各类职业教育遭受空前浩劫，学校停办，校舍被占，队伍失散，思想大乱。1969年，技工学校几乎被摧残殆尽，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数只剩3.2万人。“文革”后期，特别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职业教育曾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长。1976年，技工学校达1267所，学生21.1万人；中等技术学校1461所，学生为38.6万人。但普通高中畸形发展，在校生多达1483.6万人。职业学校学生数仅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1543.4万人的3.87%。（注：根据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统计资料》转录或计算）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思想上的正本清源，带动职业教育在恢复中有发展，在调整中有提高。邓小平早在1978年4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1980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都、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特别提到要“加强中等职业教育”的问题；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系统地做出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指示。1986、1991、1996年分别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1991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颁布实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推动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在国际上也属罕见，职业教育事业也获得空前的发展。1980年至2000年间，全国普通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未含成人学校）招生总数、在校生总数和专任教师总数分别增长2.79倍、5.43倍和2.7倍。三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注：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0》（人民教育出版社）相关资料计算所得）：
　　　　　　　　　　　　　学校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专任教师数
　　　　　　　　　　　　　（所）　（万人）　（万人）　（万人）
中等技术学校　1980年　　2052　　　 25.29　　 76.13　　 9.10
　　　　　　　2000年　　2963　　　 111.57　　412.54　　20.38
职业高中　　　1980年　　缺　　　　 24.06　　 31.92　　 1.65
　　　　　　　2000年　 7655　　　　150.39　　414.56　　28.18
技工学校　　　1980年　　3305　　　 33.13　　 70.04　　 6.14
　　　　　　　2000年　 3792　　　　50.38　　 140.10　　14.00
合计　　　　　1980年　　　　　　　 82.48　　 178.09　　16.89
　　　　　　　2000年　 14410　　　 312.34　　967.20　　62.56
　　　　　　　增减(%)　　　　　　　+279%　　 +543%　　 +270%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一个新特点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蓬勃兴起。1980年，首批地方性的短期职业大学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高潮中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1985年，原国家教委开始试办初中后五年一贯制职业教育，至1996年有22所学校被批准实施五年制。20世纪末期，国家要求所有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都与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一样，培养“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从而把这些院校实施的教育统称为“高职高专教育”。截止2000年，全国此类教育的各项数量指标占整个高等教育的比例都超过50%。具体数据如下表（注：《中国教育报》2000年9月28日第1版）：
类型　　　　　学校数　　　 毕业生数　 在校生数　　招生数
　　　　　　　 （所）　　 （万人）　　 （万人）　 （万人）
普通　 高专　　313　　　　 36.53　　 112.73 
专科　 高职　　161　　　　 4.14　　　23.42　　　　47.84
成人高等教育　 871　　　　 78.23　　 261.91　　　 99.85
合计　　　　　1345　　　　 118.90　　398.06　　　 147.69
占整个高等
教育的比例　　69.26%　　　 68.50%　　55.37%　　　　53.62%

 

    
    　　二
    现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现代职业教育引入我国已经130多年了，其发端比普通教育还早。但步履之艰难，远甚于普通教育”（注：顾明远为彭世华著《职业教育发展学》写的《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纵观我国这百多年的教育历史，就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者相比较而言，顾明远先生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史实。甚至进入21世纪的今天，职业教育虽然在法律上和一般的理论观点中已经明确：“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3条）然而在许多人——包括部分教育决策人员——的潜意识中，职业教育仍然是低于普通教育的次等教育，是普通教育的补充。因此，在教育规划中，职业教育往往仅仅成为调节普通教育生源盈亏的缓冲系统，在招生和经费投入政策中，把职业教育放在保证普通教育需要之余的次要地位。
    然而如果把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考察，不难发现它在这百余年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虽然举步惟艰，却在缓慢的前进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自己，愈来愈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说明它的存在确实是社会的客观需要而非主观愿望使然。
    为什么经历百余年的努力，职业教育仍然没有被教育的正规系统所完全接纳？这有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本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前半叶，政治黑暗，政府腐败，列强入侵，战乱不止，虽有一批仁人志士为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兴起而历尽艰难，奋斗不止，最终却成果有限。“文革”期间，一时的政治失误也曾给职业教育带来惨痛的损失。
    经济因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是直接的，因为职业教育是适应机器大生产对劳动力的新需求而产生的教育类型。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教育是学术化的，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生活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师徒或父子关系获得传承。随着工业生产的产生和发展，社会才提出批量培养工业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在原来由“工匠”统揽一切的状况，逐步有了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分工，遂后又有工程设计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分工，形成了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等不同的人才类型。由于培养这不同的人才类型需要有不同的课程体系，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教育类型。职业技术教育是专事培养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的教育类型，从而逐步地与传统的学术教育有所区别。
    我国的机器工业起步于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比西方国家晚了近一个世纪，而且发展十分缓慢，差不多再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1949年，我国的工业化率才达到12.5%，城市化率只有10.64%。新中国建立后的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经济总量和工业化水平都大幅度提高。到2000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高达50.9%，第一产业的同类比重降至15.9%。从1978年至2000年，人均GDP增长了4.59倍。这是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社会动因。另一方面，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仍然高达50%，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比重分别只有33.2%和27.5%，城市化率也仅有36.2%，而第二产业比重居高不下，这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而且发展极不平衡。这又不能不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文化因素和教育因素是不可分割的。在教育普及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教育只能面向少数人，实施精英教育。在长期的精英教育制度下，逐步形成了鄙薄劳动、轻视实践、排斥大众的思想观念，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在这种思想文化指导下制订的教育制度、教育法规和教育政策，阻碍着面向大众而又崇尚实务的职业教育的发展。
    现在，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达到了大众型水平，可是精英教育的传统思想依然存在，甚至还是我国教育系统当前的主流思潮。我国封建教育制度持续时间特别久远，传统教育思想中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许多精华被束之高阁，而“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思想却影响犹深，这也许是使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步履之艰难，远甚于普通教育”的历史原因。
    　　三
    精英教育的主要特点是关注少数精英的培养，以单一的学术标准评价所有的学习者，选拔出少数，淘汰掉多数。而职业教育思想则要实现“学校无不用之成材，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注：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的目标。职业教育的实施过程也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决不限制任何人的个性发展而必有益于个性发展，因此他不排斥精英的培养，但不强调选拔和淘汰，而致力于人人“学会”，人人成功。这恰恰与传统的精英教育理念相悖，于是常常被认为是不正规的、低水平的教育而不容易受到公平对待，使职业教育不能不在不懈的抗争中求生存、图发展。然而教育的大众化、多样化和实务性的增强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也就自然地反映了新旧教育思想的消长和更替，尽管新旧教育思想的碰撞、消长与更替并不局限于某级某类教育，而是从教育整体上体现的，但职业教育发展所引起的教育思想更替至少是一个重要的侧面，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的宗旨是面向少数人还是面向多数人；二是教学的原则是崇“虚”还是崇“实”。
    首先是面向多数人的问题。
    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是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他们都是从事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务性人才，占从业人员的绝大多数。同时，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3条）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因此，大众性几乎是职业教育从产生的时候开始就具有的基本属性。然而并不是在职业教育实践中就必定能够面向大众，关键之一是思想观念问题。而确立面向大众的教育观念是很不容易的，即使是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也完全自觉。例如现在人们都知道女性“半片天”，忽视女性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就根本谈不上职业教育的大众性。可是历史上解决这一问题是特别困难的，当年张之洞力主实业教育，但反对女学；张謇专为女子举办蚕桑讲习所，但响应者寥寥，无法成班；张謇竭力倡导女学，却不屑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允许男女同校。真正解决男女平等问题还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说明新旧思想和价值观的更替是一个十分艰巨而长期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关乎民主、平等和惠及大众的事业，往往会倍受旧势力的阻碍。
    其次是祟尚实用的问题。
    “实”的对立面是“虚”。如果“虚”的含义是指某种“道理”或“理论”，那么“实”是指道理或理论的实际应用，“实”离不开“虚”，应该强调的是“虚实结合”。然而我国传统文化中往往沿袭着重虚轻实、重理轻用，重道轻器，重学轻术，以虚为高，以玄为深，以实为低，以用为浅等陋习，热中于坐而论道。这种认识和习惯在教育领域的长期渗透，形成了理论脱离实际的痼疾，很不容易改变。黄炎培先生在自传式专著《八十年来》中说：“我和六员省视学、各师范学校校长相互地调查研究，发现小学校学生很大的弱点：尽管学习过算术，但是权度在前不会用。尽管学习过理科，略知植物科名，但是庭有草不识它是什么草，家县的木材，不识它是什么木。……于是，实用语文呀，算学呀，纷纷出版。不久具体化为职业教育”。“我们一群人觉悟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这是充满了社会毒素的话，因此，想在‘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上面做些工作，提出了教育与生活、生活与劳动不应脱节的主张”。说明我国当年的职业教育先驱们在倡导职业教育之初，首先觉悟到的是普通教育脱离实际，他们首先致力于普通教育的改革，对于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自然更加强调实用。黄炎培先生甚至直言：“盖职业教育犹是实用教育也”（注：黄炎培《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三年》，《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21页）。张謇要求他所举办的各级职业学校都要注重实用，他说：“顾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注：张兰馨《张謇教育思想研究》第13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然而提倡实用十分不易，职业教育注重技艺，崇尚实用，反而成为它屡受传统思想鄙薄的原因之一。我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来重道轻技，视技术为“奇技淫巧”。在实业教育兴起之初，清皇朝一名为官山东的官员张盛藻为此专门上奏朝廷，认为朝廷命官应学孔孟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注：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2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甚至直到今天，职业教育仍然因为它侧重技艺、崇尚实用而常被视为浅薄的低水平教育。
    就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而言，最大的困难也在贯彻实用的教学原则，它既要职业教育内部牢固的思想基础，又要有充裕的经费和设备支持。辛亥革命后，学界批判实业教育，其核心内容是说实业教育脱离实际；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学界总结轰轰烈烈的职业教育事业之所以很快衰落的内部原因，主要也在学非所用，分析失败的客观条件时，主要是缺乏实习和实训场所。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虽然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以致时而走向极端，时而走回老路，总的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的现象至今还严重地存在着。小学的劳作课和中学的生产劳动课程在多数学校已经名存实亡，劳动和技术至今未能成为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各级职业学校以就业为导向，突出能力培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重视实用、注重能力的教学原则常常被批评为违背全面素质教育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殊不知强调实用与能力，与全面素质教育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无非是在全面素质教育的基础上根据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要求强调了某个侧面。何况离开实际生产和生活，良好的素质又如何能够养成？普通教育一当脱离实际势必误人子弟、殃及大众，不讲实用的职业教育将不仅导致职业教育的衰败，而且将使整个教育脱离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由此可见，发展职业教育决不仅仅是职业教育的事，它的发展不仅有赖于职业教育自身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同时有待于普通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要使“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注：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7页）。因此，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对职业教育的接纳、兼容程度，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水平和这个社会的思想水平。 

 

 

【参考文献】
    [1]　《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
    [2]　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
    [3]　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4]　闻友信　杨金梅《职业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
    [5]　李蔺田主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6]　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1981年
    [7]　历年《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人民教育出版社
    [8]　周邦任　费旭主编《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
    [9]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10]　德全主编《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志》，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年
    [11]　福建机电学校《九十周年校庆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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