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初中学生接受中职教育的意愿及其影响

　　一、引言

　　在中国，中等职业(下文简称“中职”)学校主要由中专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四类学校构成，中职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下文简称“普高”)同属于高中教育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顺应外部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满足经济发展对中等职业技术人才的需要，中职教育历经多次变革，规模不断扩张。发展至今，中职在校生人数已超过2000万人，是改革开放初期时在校生人数的3倍。在过去的30年间，中职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这一阶段改革主要以调整“文革”时期的职业教育结构作为主要目标，突出中职教育应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为经济发展输送更多中等技术人才的作用。为此，政府关闭了大量教育质量不高的半工半读学校和农村成人职业教育学校，同时增加了由政府主办的中专学校和职业高中的数量与招生规模，并且逐渐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以中专与职业高中为主的中职教育体系。

　　第二阶段(1986～2000年)。199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提出未来十年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扩大中职教育的招生规模，使全国高中阶段中职在校生人数超过普高。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普通初中教育，削减职业初中的教育规模，将普职分流延后至高中阶段。

　　第三阶段(2000年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专生毕业包分配制度的取消、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加速扩张以及中职教育自身教育质量的下滑，中职教育逐渐丧失了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好”学生上普高，“差”学生上中职，成为社会民众的普遍认识。初衷良好的选择性分流机制变成了一种淘汰性分流机制(邢晖，2005)。在精英教育的大众情结下，学生和家长越来越偏向于选择普高教育，中职教育体系的学生规模不断萎缩。2004年，中职在校生人数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人数的比重不足40%，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为扭转这一趋势，自2005年起，中央政府一方面在政策上规定普高学生和中职学生的招生比例应大体为1：1，并按此比例向地方下达招生任务;另一方面实施对中职学生的助学金和减免学费政策，以吸引更多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接受中职教育。在一系列政策的努力之下，中职在校生规模开始逐步回升，但现实情况仍不容乐观。有报道指出，当前中职教育对于学生和家长仍不具有吸引力，中职学校招生困难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教育部每年下达到地方的中职招生任务在许多省份都无法完成。如何以一定的政策措施切实提高中职教育的吸引力，扭转招生规模不断萎缩的不利局面，已成为当前中职教育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

　　初中学生毕业后的分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在国际学界一直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议题，相关文献已有相当数量的积累，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国外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初中毕业后的教育选择确实会受到诸如学生学业成绩、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居住地特征等因素的影响(Moenjak　and　 Worswick，2003;Aypay，2003)。在多数研究中，学业成绩对于学生的教育选择都显现出较高程度的影响(例如 Smith，1992;Dustmann，2004)。亦有不少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教育选择与其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例如，父母的受教育水平通常与其子女选择普通教育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Dustmann，2004)。此外，初中学生的分流意愿还可能受到制度和社区环境因素的影响。有研究曾发现，在以职业教育为主导和以普通教育为主导的两种中等教育体系下以及在不同的社会人文环境下，学生的普职分流意愿会有明显的差别(Kauppinen，2008;Busemeyer，2012)。

　　国内学者对学生的教育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高等教育领域，关注农村学生接受中职教育意愿的实证研究数量较少。例如，宋映泉等(2011)利用西部某省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初中二年级学生的调查数据展开分析，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水平对学生选择中职和普高的分流意愿并不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国际一般经验发现并不相符。另有少量研究对北京、浙江和江西学生的普职分流意愿进行过调查，发现中央对中职教育的财政资助政策虽然间接地降低了家庭的教育成本，但仍不能提高初中学生对职业教育的需求，父母职业为非农的学生入读中职学校的可能性显著低于父母职业为农业的学生(姜星海，2002;李兰兰，2009;陈胜祥，2009)。

　　总体来看，以往国内研究在取样上大多仅局限在某一市或省，样本缺乏代表性;另有部分研究在计量方法选择上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例如将学生毕业后的选择这一类别变量作为连续型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有鉴于此，本文将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最新的三省调查数据，采用一定合理的计量方法就以下问题展开实证分析：①当前中国农村初中学生对于就读中职学校具有何种意愿?②农村初中学生接受中职教育的意愿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怎样的影响?

　　二、数据、模型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和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合作进行了一项国际比较研究项目“转型国家职业和技术教育促进农村发展国别政策比较研究——中国和俄罗斯：政策应对和创新实践”。为了解当前中国农村学生对中职教育的需求状况以及中职学生未来可能的劳动力迁移与职业发展前景，中方课题组于2010年11月～12月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先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抽出浙江、安徽、陕西三省，在每个省抽取1个县，在每个县抽取1所初中和l所中职学校进行了入校调查，共有6所学校1876名农村初中与中职学校的学生及其家长接受了问卷调查。调查涉及被访学生的个人特征、家庭背景、教育与就业规划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被访学生中，初中学生(三年级)957名，中职学生(二年级)919名。本文主要利用初中学生数据，并结合中职学生数据中的部分信息进行分析。在初中学生样本中，浙江、安徽和陕西的样本分别占33.2%、33.4%和33.4%。

　　(二)农村学生普职分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测量

　　1.学生学业成绩。影响学生教育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学业成绩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强调教育绩效与精英选拔的教育体制中，学业成绩对于学生教育选择的影响往往是具有决定性的。目前，中国普高与中职学校之间以学生学业成绩为导向的分流趋势十分严重，因此，学生学业成绩对农村学生的普职分流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为测量学生学业成绩，课题组在问卷中询问了被访学生在本校同年级中的学业成绩排名情况，并以此将学生分为三类：成绩排名在前30%的学生为成绩中上水平者，成绩排名在前31%～50%之间的学生为成绩中等水平者，排名在前50%之后的学生为成绩中下水平者。

　　2.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以往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指出，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与学生的教育选择以及未来的教育成就与经济收入有着密切的关系(Cdeman，1988;Smith，1992;陆根书，2006;魏建国等，2009)。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性变量(poliey　vari～able)，它在实证模型中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为政府一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经验证据。例如，如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学生的教育选择与受教育机会确会受到家庭经济状况因素的负面影响，那么，政府便可以通过一定的干预政策({列如实施针对贫困学生的助学金政策)来提升教育公平水平。

　　本文将家庭收入与财产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指标。课题组在问卷中询问了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学生父母近三年来的年收入水平以及家庭经济收入在当地处于何种水平，并询问家庭是否拥有电脑、小汽车、城镇住房、空调等15项资产。

　　3.家庭社会资本。在这里，社会资本反映的是家庭可从亲戚与朋友处获得的有助于其子女就学与就业的社会网络资源，此种资源可能会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学业完成度产生影响，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学生的教育选择。这一结论在以往不少研究中都曾得到验证例如(srael　et　al.，2001;钟宇平、陆根书，2006)。

　　对于家庭社会资本的测量，课题组在家长问卷中设计了如下问题：“您能从亲戚和朋友那里获得以下哪些帮助(可以多选)?”可选项为：①实现就业或升职;② 为自己或亲戚朋友争取到优质的医疗服务;③把(您的或亲戚朋友的)孩子送到好的学校就读;④从亲戚或朋友那里借到钱，或其他生活援助;⑤帮助没有住宿条件的孩子解决住宿问题。笔者认为，农村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对子女就学和就业所起到的帮助作用大多表现在以上五个方面，它们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家庭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的状况。

　　4.财政资助。与物质产品消费相似，个人在进行教育消费与投资选择时同样面临着信息非对称与非完美方面的约束(Hanushek，2002)。有研究表明，学生的教育选择会受制于个人对相关教育市场与政策信息的了解程度(占盛丽，2008)。如前所述，中央针对农村中职学生的助学金政策已实施多年，然而现实中，到底有多少农村初中学生知晓这一资助政策?知晓该政策是否会显著提升农村学生对中职学校的就读意愿?为此，课题组在问卷中询问被访学生是否知道国家有向农村中职学生提供助学金的政策。如果该资助政策有效，那么，知晓这一资助信息的学生接受中职教育的意愿应高于不知晓这一资助信息的学生。

　　5.其他因素。除上述因素外，受教育机会上的

　　男女性别差异亦是以往相关研究时常考虑和控制的因素。同时，在中国农村，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多通常会降低学生个人从家庭中所分配到的教育投入，进而对学生未来的受教育机会及其就业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身处不同地域的学生也可能因地域间在经济发展状况、自然与人文环境及其他地域特征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中职学校表现出不同的就读意愿。

　　(三)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在问卷中，课题组询问被访学生如下问题：“你初中毕业后想要做什么?”可选择的答案有：①接受中职教育;②接受普高教育;③直接就业。由于以上三种选择为无序的多类别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多项逻辑回归(mtt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分析。根据多项逻辑回归方法，当因变量有j类别结果时，需将其中的某一类结果作为参照结果，并将这一类参照结果与其他类别结果两两相对比构建出j-1个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在本文研究中，初中学生毕业后可能的选择有三种，本文以接受中职教育这一选择作为参照结果，所构建的多项逻辑回归模型如下：

　　Ln(oddsj)=aj+∑βij×xij+εij　(1)

　　(1)式中，j=2，3，因此，(1)式实际上包含有两个逻辑回归方程。因变量为几率的对数值，几率(oddj=p(y=j)/p(y=1)，j=2，3)分别表示农村学生初中毕业后就读普高与就读中职学校概率的比值以及直接就业与就读中职学校概率的比值。将(1)式两边同时取指数，自变量回归系数βi转换为eβi，eβi解释为自变量每变化1个单位所引起的几率值变化的倍数。

　　(1)式中自变量包括学生学业成绩、家庭收入、家庭财产、父母受教育年限、家庭社会资本、财政资助信息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模型中各自变量的含义、赋值与统计描述情况参见表1。

　　三、农村初中学生就读中职学校意愿的实证分析

　　(一)农村初中学生接受中职教育的意愿

　　从样本中农村初中学生的分流选择来看，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比例最小，仅为10%，多数学生仍希望初中毕业后能继续升学，接受普高或中职教育。选择普高的学生比例达到71.2%，远高于选择中职的学生比例(18.8%)。这表明，虽然当前农村初中学生对高中阶段教育具有很强的需求，但此种需求主要表现为对普高教育的需求，他们对中职教育的选择意愿相对较低。

　　一般认为，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对于接受普高教育具有较强的意愿，而学业成绩差的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的意愿则相对较高。然而，根据学生学业成绩与其毕业后选择之间的交叉对比分析结果(见下页表2)，本文发现，样本中无论学生学业成绩如何，愿意就读普高的学生比例总是最高的。即便在学业成绩处于中下水平的学生中，选择普高的学生比例仍达到四成。这一结果再次反映出当前农村学生对于普高教育有着普遍而强烈的意愿。

　　在打算初中毕业后接受中职教育的学生中。多数倾向于就读信息技术(24.5%)、医药卫生(14.4%)和师范专业(13.7%)，仅有1名学生愿意就读农业专业。虽然中央政府自2009年开始免除公办职校中涉农专业学生的学费，但在当前中国农业就业与收入劣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形势之下，农村学生对于涉农专业仍无太大的兴趣。从短期来看，此项免除学费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在那些毕业后计划就读中职学校的初中学生中，有半数以上表示不愿意在本地就读中职学校，而愿意到城市就读;有将近80%的学生选择未来中职学校毕业后到县城、大城市或外地就业，而不愿意留在农村。多数学生表示，在城市能接受到更好的职业教育，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挣更多的钱，尽管在他们之中有很多人认为在农村生活要比在城市更适宜。

　　此外，在选择中职学校的初中学生中，有将近80%的人以“学一门技术，以便将来好找工作”作为自己选择中职学校的首要理由，以“对中职教育感兴趣”作为首要理由的人数比例不足9%。相比之下，在选择普高的初中学生中，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作为自己选择普高的首要理由的人数比例达到 40.29%。通过这一比较可以看出，与选择普高相比，农村初中学生选择职业教育的主动性动机明显不足。

　　(二)农村初中学生就读中职学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1.模型估计结果。模型估计结果整体在0.01水平上通过了对数似然比检验，逻辑回归常用的各项拟合优度指标值在0.28～0.43之间，模型估计结果的预测精确度亦在80%以上(见下页表3)。这些指标表明，农村初中学生毕业后的求学与就业选择确会受到模型中所包括的自变量一定程度的影响。

　　2.估计结果分析。在诸多自变量中，学业成绩对于农村学生普职分流选择的影响最为突出。首先，根据次第加入各自变量的实验模型的估计结果，学业成绩变量对于模型整体拟合优度的贡献率接近50%远高于其他自变量的贡献率;其次，学业成绩对于农村学生在普高与中职学校之间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且估计系数较大。依据估计结果，学业成绩越高，个人就读普高的可能性越大。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在同年级学生中学业成绩排名前30%的学生就读普高(相对于中职学校)的几率值是学业成绩排名50%后学生的36倍，而学业成绩排名前31%～50%的学生就读普高的几率值是排名50%后学生的4倍以上。由此可见，学业成绩是农村学生进行普职选择时首要考虑的

　　因素，普职分流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学生学业成绩的选拔与淘汰分流机制。此外，学业成绩对于学生在就业与中职学校之间选择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在吸引优质生源方面，中职不仅不如普高，而且与直接就业相比亦无明显优势。

　　家庭收入、家庭财产与父母受教育年限这三个反映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变量对于农村初中学生毕业后的分流意愿具有不同的影响。父母受教育年限对于学生在普高与中职、就业与中职之间选择的影响均非显著，而家庭收入与家庭财产变量不仅影响显著，而且影响程度较高。对于学生在普高与中职之间的选择意愿，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系数为负，且该系数值随家庭收入水平的上升而递减。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庭越富有，学生越倾向于就读中职学校;而家庭越贫困，学生越倾向于就读普高。家庭财产变量的估计结果同样表明，家庭拥有的高价值资产越少，学生就越倾向于就读普高。之所以有此结果，可能是因为对于富裕家庭的学生来说，他们天生就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未来发展的出路很多，因此也就没有动力将升读普高进而就读优质大学视为自己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升迁的唯一路径。相比之下，贫困家庭学生因无其他可资利用的升迁资源，唯有依凭教育来谋求自己未来的发展，因此在意愿上更加倾向于就读普高。对于学生在就业与中职之间的选择意愿，大多数家庭收入变量亦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家庭越贫困，学生越倾向于毕业后直接就业而非继续接受中职教育。来自家庭经济收入方面的压力可能会促使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在进入普高无望的情况下选择初中毕业后直接就业。

　　家庭所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寡对于农村学生在普高与中职之间的选择意愿无显著影响，但对于他们直接就业与接受中职教育之间的选择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网络资源越丰富，学生越有可能选择初中毕业后直接就业。可以想象，如果学生个人对于中职学校毕业后未来的就业和收入前景没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并且家庭当前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又能够帮助他们在初中毕业后寻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机会，他们自然会倾向于在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而非接受中职教育。

　　财政资助信息无论是对学生在普高与中职之间的选择意愿;还是对学生在就业与中职之间的选择意愿，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依据之前的估计结果，家庭收入水平对于学生的选择意愿具有显著影响，那么，是否知晓政府财政资助信息的学生在就读中职学校的意愿上应呈现出显著的差别，但本文的估计结果却显示，学生是否知晓财政资助信息并不会改变其选择意愿。之所以有此现象，可能是因为当前政府对中职学生的财政资助数额仍处于偏低水平，还不足以有效改变学生的选择意愿。在中职学生样本中，有70.6%的学生反映，当前1500元，年的助学金标准不能满足他们基本的学习和生活需要。此外，2009年政府开始对农村贫困家庭和中职涉农专业学生实施减免学费政策，但享有这一资助的学生比例较低，中职学生样本中仅有13.5%的人曾获得过学费减免。

　　男女生在普高与中职学校之间以及就业与中职学校之间的选择意愿上均无显著的差异，而兄弟姐妹数量对农村初中学生在毕业后直接就业湘对于中职学校)的选择意愿在0.1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子女数量越多，在子女养育与教育方面负担越重，单个子女从家庭可能获得的财力支持越少，因此越倾向于初中毕业后直接就业。

　　在地区间的比较中，安徽和陕西两省初中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的意愿无显著差异，而浙江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的意愿则明显高过陕西学生。依据地区变量的估计系数测算，浙江学生相对于就读普高和直接就业选择就读中职学校的几率值分别是陕西学生的4.7倍和3.8倍。作为沿海发达地区，浙江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安徽和陕西，对技术工人需求较大，社会重商亲商的气氛浓厚，个人寻职与经商的机会较多，因此，浙江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的意愿相对较高。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浙江、安徽、陕西三省957名农村初三学生的调查数据，并结合中职学生调查数据中的部分信息，应用多项逻辑回归方法，就当前中国农村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了一些具有政策价值的研究结论。

　　首先，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初中学生对高中阶段教育有很强的需求，但此种需求主要表现为对普高教育的强烈需求，农村学生接受中职教育的意愿依旧偏低。仅有不足1，5的被访初中学生表示毕业后愿意接受中职教育，且多数学生选择中职教育的主动性动机不强。与农村初中学生当前持有的此种选择意愿和偏好结构相比，中央政府制订的普高学生与中职学生“1：1”的招生任务明显过重。“1：1”的招生计划实际上是人为地将不具备足够竞争力的中职教育放置在一个与普高教育相互竞争、抢夺生源的地位上。为此，政府应考虑未来逐步取消普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计划，将政策目标的重心转向如何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切实提高中职教育质量，以吸引更多原本打算初中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学生回到学校继续接受中职教育。

　　其次，农村学生在普高与中职学校之间的选择意愿主要受个人学业成绩的影响，而在直接就业与中职学校之间的选择意愿则主要受制于家庭经济状况。这一结果为当前实施的农村中职学生财政资助政策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支持。因为家庭经济收入对农村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相对于直接就业)的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所以，可以想见，政府的财政资助应能通过减轻农村家庭中职教育成本负担来提高那些入读普高无望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中职教育的意愿，从而吸引他们在初中毕业后接受职业教育而非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近来有新的经验证据表明，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并不低于甚至高于普通高中教育的收益率潢斌、钟晓琳，2012)。因此，在保证职业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政府通过一定的财政资助，减少学生因家庭经济原因而放弃就读中职学校的可能性，不仅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还能缩小当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在教育对于家庭成员职业获取与收入水平的代际传承具有重要影响的状况下(郭丛斌，2009)，此种财政措施亦有助于改善农村家庭收入的代际非公平。

　　最后，本文研究还发现，是否知晓国家助学金政策对于农村学生初中毕业后的选择意愿并无显著影响。本文认为，这一结果可能与当前政府对中职学校的财政资助标准偏低有较大关联。依据中职学生样本数据以及其他相关调查数据，农村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总和为17761元 /年与这一家庭成本负担水平相比，1500元/年的助学金标准确实偏低，需进一步提高。在确定资助标准时，中央政府还应充分考虑地区间农村家庭收入的差异。目前，中央政府对各省农村中职学生的助学金数额按照同一标准发放，而不同省份农村家庭的中职教育成本负担比例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如表4所示，虽然中职教育的家庭成本在各调查省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却很大，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家庭的中职教育直接成本负担比例在省份之间呈现较大的差别。西部陕西省农村家庭的平均中职教育直接成本负担比例高达41.3%，是东部浙江省的近2倍。

　　为此，政府应充分考虑地区间中职教育成本与农村家庭收入差异，改变当前“一刀切”的资助模式，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助学金标准，给予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家庭的农村学生以有差别的资助待遇，以提升助学金政策的纵向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