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之城”与大都市的未来的关联

 “死亡之城”这个令人心悸的字眼用来指称大都市，的确有点耸人听闻。这个说法来自刘易斯·芒福德那部皇皇巨著《城市发展史》第八章的标题“大都市变为死亡之城”。当然，芒福德并非是说所有大都市都是死亡之城。他指的是西方古典世界的最后一个大都市罗马的命运。罗马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都市之一，当然也是背着不少恶名的都市。《新约·启示录》中的“大淫妇”有人就认为是罗马城，意指它充斥着欲望和罪恶。称这样一个城市为“死亡之城”似不为过。罗马的宏伟固然后世难以企及，它最后的疯狂、邪恶和堕落也是世所罕见。说这样一个城市是死亡之城，也许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然而在芒福德之前，斯宾格勒在谈到罗马的毁灭时却作了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解释。他把罗马这类大都会的出现称作文明的冬季，意思是大都市的繁荣意味着一种文明走到了最后阶段。所以他在看到伦敦、纽约、芝加哥这类工业文明时期产生的大都市走向繁荣时，却倒行逆施地预言了“西方的没落”。从他的预言至今已过去了一个世纪，西方没落的谶语似乎没有成真，他也因而渐渐被人们淡忘了。那么芒福德呢？他关于死亡之城的叙述仅仅是一种关于历史现象的叙述，还是具有更多的意义？如果仔细阅读他关于罗马城市走向毁灭过程的叙述，相信对当代大都市的发展问题还是会有一些启示性意义的。
    一
    “当我们想到罗马帝国的古城时，我们立即会联想到这个帝国。”芒福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罗马作为一个超级大都市，同时也是帝国权力的中心。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时代，借着军事力量把自身的影响扩张到欧亚非的大部分地区。罗马城也随着帝国的扩张而发展，不仅仅是由砖土之城变成了大理石之城，更重要的是变成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罗马帝国是单纯扩张城市权力中心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城市建设企业：它把罗马帝国的痕迹留在欧洲的每个地方，还有北非和小亚细亚；它改变了旧城市的生活方式并建立起自己特殊的秩序，从最基本开始而逐渐上升，在数百处新基地上建立了“殖民”城镇，“自由化”城镇，罗马城市法管辖的城镇，“纳贡”城镇；各城地位均不相同，但其形式却并非不同。[1]29
    这个超级大都会容纳了当时罗马影响所及的世界上各个城市的文化，用芒福德的话来说就像“一架巨大的造香肠的机器，它把其他各种文化，连形式带内容一股脑儿地灌入自己均匀的肠节之中”。
    这是罗马与此前的大城市相比具有鲜明特征的地方。无论雅典、亚历山大里亚等大城市有多么伟大，都还是以自己的传统为基础的地方城市，而罗马则扩张成一座名副其实的世界城市（Cosmopolis）。罗马的世界性来自这个帝国的世界性扩张：从欧洲、北非到小亚细亚，罗马军团在所向披靡的征服和殖民过程中掠夺和汲取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文化产品和智力资源，这些财富源源涌入罗马，建设起了那个包罗万象的帝国都城。
    不过真正令人感兴趣的不仅仅在于罗马这个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所呈现的恢弘壮观，更重要的是围绕着这个都市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氛围。芒福德在描述罗马的繁荣时提到，随着帝国的征服和移民，在罗马的疆域内建起了许多新城镇。然而罗马城却具有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独特吸引力：“对上层阶级的罗马人来说，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偏僻的地方性城镇：罗马城的声望使他们永远居住在罗马，正像伦敦、巴黎如今使上层人士留居在伦敦、巴黎一样。要生活得好，他就必须住在罗马……在英国当今的同种人士中也常有这种看不起伦敦周围那些新城镇的势利态度。”[1]224
    这段叙述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两千年前的帝国都市，而且直接使我们联想到后代许多大都市所培养起来的都市情结。老舍《茶馆》中有一句台词“要不怎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对自己生活的帝都所表达的依附、归属感和自豪，也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皇城根儿”意识的市民情结。也许每个城市乃至每个村镇都会有生活于其中的市民或乡民为之感到自豪，但从罗马以来的帝都情结则只能属于这种凌驾于万城之上的世界城市所有。产生这种傲视万城心理的基础就是这种大都会的世界性——它不是由这个城市所在的地域条件生长出来的，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征服、吸纳无数外省或殖民地而形成的超地域的巨无霸。
    大都市的强势地位首先表现为对外省或外地资源的掠夺或抽吸。奥古斯都把一座砖土的罗马城变成大理石城市，需要大量的物质、人力和智力资源，这些资源就是在帝国的扩张和殖民过程中从其他地方抽吸到首都的。如人们熟知的希腊雕塑、伊特鲁斯坎建筑，直到叙利亚的持网格斗术等等，不同国家、地域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源源不断被抽吸、汇聚到罗马，构造着罗马的辉煌。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许多著名的古都，但也许只有北京具有这种独特的强势地位。元代最初建都的时代不谈，自明代永乐迁都北京之后，北京就成为吸纳各地（尤其是南方）资源而形成的政治中心。不仅物产来自南方，朝廷官员也大半来自江南，因为进士多出自江苏等地。据沈德符的《野获编》记载，就连朝廷祭祖用的鱼也是来自松江的鲈鱼，经大运河输到北京后因为天热鱼臭而不得不用重料掩味。明代运河经济的繁荣主要就是因京城的这种吸纳作用造成的。为什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呢？当然是因为京城生活的诱惑力。从《茶馆》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内容就可以看出，这个虽然已在衰败的老北京在当时市民的眼里仍然是一块令人羡慕的乐土。
    大都市一方面是在抽吸外地资源，另一方面则在辐射自身的影响。斯宾格勒说“罗马就是世界”，可以说是古典世界的一个形象概括。从希腊化时代起，大都市就不仅仅是汇聚政治经济实力的中心，而且成为展示形象扩大影响的舞台。芒福德用“碑铭纪念体系”（Monumentalism，也称“雄伟建筑主义”）这个概念来概括希腊化时代追求宏大纪念性美学效果的城市建设，认为这是统治者把自己打扮成政治“救星”的方式，一种“权力至上文化”（Power-centered Culture）。在这种政治意图作用下，大都市变成了 炫耀权力的场所。芒福德把托勒密加冕的盛典描述为“表演场”：
    为装备这个场面，用了57000名步兵，23000名骑兵，数不清的战车，其中400辆装有银质车厢，800辆装满香料；最大的塞利纳斯神之车由300人牵曳，随其后的车辆分别由羚羊、水牛、鸵鸟，以及斑马牵曳。后世的马戏班子，哪一个能与这一盛典媲美？如此浩大的行列，即使打破其阵容也难以从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街道上通过。
    实际上，这个仪仗队本身所占据的交通空间，可能超过了几个世纪以前雅典全部人口使用的空间。表现这样一个登基掌权的盛典，需占用各主要大街的全部长度和全部宽度，甚至排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阵也必定需要比城墙范围还大的大片土地。因此我们应当从经常举行各种盛大集会和游行这种概念，而不应从实际需要这种概念上去理解希腊化时代城市的主要轮廓。统治者和规划师所追求的，都是超常的浩大。[1]214
    在这段描述中我们首先知道了罗马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希腊化是类似于当代全球化的一种世界化进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也不是天外飞来的怪物，而正是希腊化这种世界化过程走到最后的极致表现。
    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托勒密的加冕、罗马竞技场的狂欢、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的体育场激情似乎一直延伸到了现代的奥运会、世博会……大都市对浩大工程和盛大庆典的痴迷竟然令我们感到如此熟悉，如同一种跨越两千年和两万公里而代代传承的大都市基因。这种基因赋予了世界城市的统治者和规划者在追求巨大影响方面的无穷想象力，从而造就了不同时代大都市的盛装表演景象，大都市就在这种宏大表演中强化了自身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和控制。大都市因此而成为市民的骄傲和外邦人心目中的圣地。
    二
    大都市的光环后面同时隐藏着黑暗，这也是不可避免的都市文化副产品。但问题在于大都市的统治者往往陶醉在繁华景象之中而忽视了黑暗。可能这些被忽视的东西会成为都市从荣耀走向死亡的潜在因素。
    大都市自诞生之日起就伴生了大都市病，这从罗马城的建设中就可以看到。芒福德认为罗马帝国的真相“包括它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
    正是在罗马城，新的城市规模才得以确立；正是在罗马城，士兵和工程师合力建造了极其宏伟的城墙、壕堑，以及堤坝、水库。正是在罗马城，在它那些宏伟的公共建筑物中，罗马帝国吃力地对付着它所集中起来的大量民众，并给它其他方面的腐败堕落的大众文化加上一层合适的城市伪装，以便反映出帝国的堂皇富丽。
    要调查这种贡献，我们必须准备好经受一场严酷的考验：要喜欢它，你就得把眼睛睁大，同时学会闭上你的鼻孔使其闻不到那些臭气，闭上你的耳朵使其听不到恐怖不安的呼喊，闭上你的喉咙使之不致呕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你得有一副铁石心肠，抑制住任何温情怜悯的感情冲动，换上一种道地罗马式的麻木不仁。在罗马城里，一切规模和尺度都扩大了，败坏和邪恶的尺度的扩大恰是重要表现之一。[1]229
    罗马帝国的确为大都市公共设施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已经使用了2500年的大排水沟就足以使今天一场大雨便造成“看海”景观的中国许多大都市汗颜。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浩大的工程建设并不一定能够惠及普通市民。大型排污设施和贫民窟不衔接，在最需要的地方，偏偏最缺少机械化卫生设施。虽然有巨大的排水系统，公寓楼里蜗居的贫民还是会把尿罐从楼上往下泼。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两千年前的罗马城就已经出现了交通拥堵的问题，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车辆通行。芒福德评论道：
    这一事实表明，城市的街道网络负担不了城市自身所产生的交通流量，这乃是由这种新的城市形式的本质所决定的。而这种无能现象的根源恰同当今的情况一模一样：现今的交通干道又宽又多，却也不得不实行一些愚蠢而无能的交通规则——即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控制城市土地本身的拥挤现象，或者说，没有设法降低城市人口的密度。[1]234
    作为大都市病最明显的症状之一交通拥堵问题居然持续了两千年，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实际上，排水问题、交通问题都只是大都市病的表面症状，更严重的深层问题是由于这些症状的存在和恶化而导致的城市居民中的身份差异。
    芒福德引用罗马讽刺作家的描绘说：“没钱没势的小民们境况不佳，因为上层阶级的人们天天在过节。”在他看来，贫民窟似的公寓是城市中豪华宫殿的补充，是奸猾的承包商、房主和贵族们控制房产谋取利益的结果。建筑承包商给平民和手工业工人建造极简陋的房屋，房主再把这些房子切分成更狭窄的小房间租给穷人[1]235——听上去就像在描绘当今中国大都市中豪华写字楼与群租屋共生的现实。
    芒福德的确是在为当代都市写作。两千年前的罗马城所发生种种大都市症状在今天的都市建设中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恶化，这是值得当代都市建设思维进行反省的问题。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进程旨在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城市化发展的思路从一开始就可能存在问题：城市化变成了一场全中国大大小小城市都参与其中的奥林匹克城建竞技大会，几乎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都开始按照一个模式或目标进行建设——盖高楼、拓宽马路、铺大草坪、建奢华住宅，总之铲除一切老、旧、小的东西，代之以豪华、先进、巨大而光鲜亮丽的新形象；更有数百个城市把自己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种种做法表明这场城市化奥运会的金牌纪录就在于“大”——对照芒福德的描述，感觉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就好像是一场回到罗马的竞赛。
    这场竞赛一开始，所有的大都市病就已经在大大小小的城市建设中都出现了：马路越拓越宽，交通却越来越拥堵；高楼豪宅越建越多，贫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条件却越来越逼仄；城市的娱乐消费产品越来越丰富，城市下层民众的收入相对于物价指数和消费产品的增加却越来越低。当城市为自己这些年来的惊人发展而自豪的时候，拥堵、污染、物价、安全和不公平等等问题却越积越多……就事论事地看，每一个具体事件都有具体的发生原因；但从城市发展的总体状况和趋势来看，不得不注意到这种都市病的深层历史渊源和内在的隐患。
    三
    芒福德说，正是罗马城的浩大、贪婪使这座城市走上了自行毁灭的 道路。一个伟大帝国的辉煌都城是怎样变成一座死亡之城的？在芒福德看来，使城市走向死亡的致命病症是它的寄生性。罗马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一个由刚强的农夫组成的国度变成了“掠夺者和乞食者的国家，要靠邻国的供养而生存，把他们自己的母城变成了个巨大无比的口和胃，吞食着大量的粮食、战利品、手工艺品、奴隶、宗教、神灵、各种零碎知识，把文化的每一种精华、日常生活的每一点庄重，都变成某种既可怕又野蛮，既耸人听闻又卑鄙可憎，既虚伪自负而又毫无意义的东西。”[1]241
    罗马因为过分地吞食掠夺而变成了一个寄生的城市，这种寄生性当然首先表现为贵族生活的奢侈堕落。关于这一点似乎没有人会质疑。《启示录》、《忏悔录》等等基督教著作中对罗马的抨击主要就是把这种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作为抨击的对象。但这个大都市并非仅仅由贵族构成，围绕在贵族周围的还有大批依附于贵族生活的游民。贵族们并不希望下层民众与自己平起平坐甚或爬到自己头上来，但他们却乐意施舍和供养大批游民。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优越感需要，实际上这些围簇在贵族周围的游民们也是贵族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他们会在元老院为讲演者喝彩起哄，必要时为自己的恩主效劳攻击其他贵族，在贵族们的娱乐中作为围观者增添娱乐的狂欢气氛。总而言之，有了依附在贵族周围的大批无所事事的游民，才有了奢华享乐的都市生活氛围。当贵族们成为世界的寄生虫时，这些游民们又成为寄宿在贵族身上的寄生虫。罗马式的大都市享乐主义就建立在这种寄生性上，市政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市民们提供面包和杂耍以维持这种寄生的生活状态。
    大都市的寄生性生活不同于一般个人的生活方式，它是群体化了的生活形态。群体活动的狂欢掩盖了寄生性生活的无聊空虚，刺激性和表演性成为大都市娱乐活动的主要特征。战车比赛、海战表演、猥亵而夸张的哑剧表演，直到充满血腥的拼死角斗，与昼夜相续的饕餮豪饮构成了罗马生活中最具特色也最为人诟病的内容。然而这在罗马却是生活的常规。芒福德提到，为了便利居民们观览这些表演，早在克罗底乌斯统治时代，社会节假日就有159天，其中举行官费运动会的日子就多达93天，占全年的四分之一。当罗马国势开始衰落时，这种习俗非但没有节制，全国节假日的数量还在逐步增加。截止到公元354年，全年举办运动会的日子多达175天，而社会节假日的总数则达到200天。“对罗马市民来说，公共表演的全过程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常规：演出必须继续举行！谁若不出席观看表演，就等于被剥夺了生命、自由和幸福。”[1]247
    在芒福德看来，罗马的这种极度膨胀的寄生性生活方式并非这个城市独有的问题，现代的大都市同样存在类似的症状。一个没有资源、没有生产力、没有生态条件的特大都市靠着政治影响力而无限制地扩张、膨胀；用“面包和杂耍”为源源不断涌入的人们提供生活条件和娱乐刺激，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涌入，形成这种大都市特有的畸形繁荣景象。大都市的这种畸形繁荣景象变成了表现一个帝国繁荣强盛的形象广告。
    当大都市在这种畸形膨胀中洋洋自得的时候，都市发展的危机也在逐渐积累。芒福德把它称作“特大城市象皮病”（Megalopolitan Elephantiasis）。所谓“象皮病”在医学上是指因为一种寄生虫侵入人体而形成的疾病，症状是肢体逐渐变得越来越肥大，直至溃疡、硬化。罗马城的命运的确很像患了象皮病：因为寄生性的发展而变成越来越庞大，同时城市的各种功能逐渐退化；一个宏伟的大都市变成了臃肿不堪而日益腐败的巨大怪物：
    截至此时，古典世界的古老灯火便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394年，举行了最后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537年，卡拉克拉浴场流尽了最后的清水，供应烧水的柴车则几年前就中止了定期的木柴供应。更有象征意义的是，529年雅典学院关闭了，这所学院是最重要的希腊精神象征，若没有它，生活会过分追求物欲。因而，讲求体魄强壮而又精神健康、精神健康而又体魄强壮的古希腊文化，同基本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讲求满足物欲、靠自己的权势过寄生生活的古罗马文化，便同时消失了。[1]250
    这段富有象征意义的描述令人想起《启示录》第18章关于巴比伦倾倒的预言：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
    因为列国都被她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地上的客商因她奢华太过就发了财。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灾殃……
    也许当刘易斯·芒福德用“死亡之城”来形容罗马城时，心里想到的就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的呼喊。
    四
    两千年来，大都市发展得越来越巨大，随之而来的大都市病症状“特大城市象皮病”也越来越严重。罗马城没有解决的问题当代大都市似乎也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但问题的真正困难之处在于，对于中国都市建设的规划者而言，“巴比伦大城倾倒了”的预言似乎是个完全没有意义的胡话。迄今为止，中国的大都市建设热潮仍然一浪高过一浪，丝毫看不到降温的迹象。
    在芒福德看来，如果不设法降低大都市的人口密度和不断膨胀的趋势，罗马式的大都市病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中国当代的大都市热从一开始兴起，就以想象中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大都市建设为目标和蓝本的：摩天大楼林立，高架路穿梭其间，霓虹灯亮彻夜空……这些从好莱坞电影中看到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大都市景象就是人们心目中的美国城市。然而这种好莱坞图像与真实的美国城市之间有很大差别。就拿纽约来说，好莱坞图像中的纽约景象多是从长岛海面望去的曼哈顿区密集高楼群、时代广场霓虹璀璨的夜景或第五大道时装橱窗之类，其实只是纽约城市的很小一部分，却被当成了整个美国的景象。
    更重要的是，就在芒福德写作《城市发展史》的时候，美国的城市建设已开始摆脱繁华大都市建设的思路而走向一个新的方向：趋向分散、小型化和田园化。芒福德对罗马城和特大城市象皮病的批评对美国城市发展理念产生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直到近年来人们仍然会提到芒 福德的批评，如《新地理学网》的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就针对芒福德提出的“特大城市象皮病”问题而提出了建设“聪明城市”（Smart City）的城市建设理念，即建设规模较小、布局紧凑、效率更高的城市。他心目中这类聪明城市的典范是阿姆斯特丹、西雅图、新加坡、巴西的Curitiba和墨西哥的Monterrey。[2]
    芒福德关于“死亡之城”的诅咒是半个世纪之前发出的，中国为什么仍然要重蹈覆辙？当然这里有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和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步伐越走越快，表达“现代化”想象的政治冲动也越来越强烈。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化和“国际化大都市”化，从争夺第六大都市圈的地位到建设世界第一大“巨型都市”，这种大都市冲动的背后是以“强大”为目标的民族国家政治想象的驱动。大都市就是伟大国家的地标，这种想象在现代世界不一定可靠。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当今全世界千万人口以上的巨型城市中，发展中国家占了一大半。尽管如此，这种想象的政治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奥古斯都用自己建成了一座“大理石的罗马”来炫耀帝国的繁荣与伟大。在一个没有了帝国的时代，财富聚集、人群辐辏的大都市仍然会给人带来帝国式的光荣与梦想。对于百年来受殖民文化压迫的弱势文化而言，关于强大国家的梦想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也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如此，尽管大都市的都市病越来越严重，尽管居民对污染、拥堵、安全和生活成本的抱怨越来越多，政府仍然可以放手大规模建设。对于民众来说，城市的不断膨胀虽然可能没有让自己的现实生活更美好，但林立的摩天大厦、琳琅满目的奢华商品、流光溢彩的都市夜景所营造出的越来越庞大而繁华的都市仍然是吸引人的。社会学家们在调查进入大都市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打工者来到大都市并非仅仅为了挣钱，而是向往着见见世面。奥运会的恢弘开幕式和金牌总数、世博会展馆的争奇斗艳和万国来朝的壮观、亚运会的精彩设计和绚烂烟花……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都属于大都市意象的一部分，不仅因其奢华，而且因为这一切满足了一个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国家认同与自豪感，所以吸引和影响着人们的兴趣与态度。城市越发展，对人们的吸引力就越强。人们在不断抱怨的同时，只是希望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麻烦和问题终会得到解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口号即使不是一个叙述句，至少也是一个祈使句。
    然而大都市建设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虽然可以从历史意义上得到解释，这种正当性却凸显出历史观念自身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近代形成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念问题。追求单向扩张进化的现代发展观从根本上来说是反生态平衡的。这种反生态文明的极致形态就是大都市——建立在大规模抽吸、破坏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高密度物质与文化能量集聚的形态，也是“特大城市象皮病”症状发作的城市形态。从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进入了所谓“后工业文明”和全球化时代，人们逐渐开始发现进化论以来的历史发展观隐含的危及整个人类文明的普遍危险。70年代出版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了人类社会无限发展的不可能。当然，这本书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还只能想象资源的有限性对发展的遏制。而时至今日人们所知道的威胁已远远超出了资源问题。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地球变暖、社会不平等、文化冲突、恐怖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难题层出不穷；即使像交通拥堵之类相比而言小而又小的难题，也没有一个可以看到解决的前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进化、发展的推动下发生的，罗马俱乐部因此而提出停止增长的“全球均衡状态”[3]作为解决发展危机的生存状态。进步、发展的历史主义与当代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之间产生了无法解决的冲突。
    五
    中国恰恰在刚刚开始高速发展现代化以追赶发达国家的时候遇到了生态危机，看起来是个不幸的巧合，其实也是一种必然。社会发展的诉求与生存环境的限制二者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目前面临的大都市病是整个现代文明病症的一种症状。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已经发出了警告，但对于危机的严重性和不可逆似乎并没有引起普遍重视。20世纪初以格洛皮乌斯和柯布西耶等人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城市学和建筑学思潮有一种靠技术进步解决文化危机的工具理性主义倾向，由此而产生了国际化风格和完美城市的乌托邦理想。而直到80年代末，一些进化论未来学派仍然相信可以靠科技进步解决人类社会的危机。这些乌托邦理论对美好未来的想象鼓舞了刚刚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无形中支持了当代中国大都市建设的狂热。
    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城市化刚刚开始时，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豪奢的气派曾经被当做“现代化”的标志和“招商引资”的身份。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立体交叉桥》留下了那个时代人们关于那种美好城市的想象。迄今还可以看到的不少美国国会大厦般宏伟的乡镇政府办公楼，虽已成为笑柄，却是那个时代想象的存照。随着都市建设的发展，人们关于美好城市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到了90年代末2000年初，许多城市的建设目标改为“最佳人居城市”和“环境友好型城市”。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了良性阶段仍然是个问题。几年前，当某个大都市提出建设“最佳人居城市”时，有人就说这个“最佳人居”中间少了一个“富”字，应该称作“最佳富人居城市”。因为所有为了适合“人居”而进行的城市建设改造工程，结果是大幅度提高了土地价格和居住成本，迫使平民外迁到并不那么适合“人居”的城乡结合部去。至于“环境友好”有时也很可疑：许多城市为了使环境显得“友好”，大量移栽大树甚至古树，大批建造景观水体；结果是造成许多森林的破坏和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乃至河流干涸，令城市之外的环境变得更加恶劣。诸如此类的悖论几乎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常态。建设完美大都市的后果是使得都市和乡村、大都市和小城市、发达地区城市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以及大都市中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文化剪 刀差越来越加剧，美好的大都市正在制造着越来越糟糕的生态环境。
    当中国学者和城市管理者在讨论怎样才能建成世界第几大都市圈时，想到的就是一种被规划出来的功能完善的巨型城市乌托邦。而在发达国家的都市建设中，这种机器乌托邦恰恰是正在受到质疑的对象：
    我们努力使汽车性能更好而不是减少其数量；我们只是尽力减慢城市蔓延的速度而不是从机制上去逆转其膨胀过程并缩减其生态足迹影响；我们把道路修得越来越宽，越来越长，憧憬“智能化”的高速公路，而不是缩减汽车车道，用轻轨、乡村小路和自行车道来代替；我们给石化能源供给部门提供其所需的种种财政补贴和政策倾斜。毫不奇怪，按这种发展模式，我们永远不会赢得这场战争。[4]
    这是一位美国城市设计专家理查德·瑞吉斯特的警告。“按这种发展模式，我们永远不会赢得这场战争”。现在看来他的预期虽然悲观，但并非危言耸听。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还能怎么办？
    瑞吉斯特在他的《生态城市》一书中对城市的演化发展规律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无论人类文明还是宇宙整体，发展演化的规律并非如现代进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无限扩张的，而是有一个走向“小型化”的趋势：
    进化中的小型化模式非常普遍，事实上在我看来，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进化动力学的第一定律……我建议最好精炼一下“紧凑/多样/高效”这个术语，变为一个词“小精灵”（Miniplexion）。“复杂”（complex）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中向一起编织（plectere）或编在一起（com）。加了个“mini”是小的意思。复杂，精致，微妙交织在一起的，很有韵味。它不仅是宇宙的一个重要过程，它也同样渗透在万事万物之中。[5]
    他关于宇宙发展的小型化规律或许还可斟酌，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紧凑/多样/高效”的小型化发展。
    很容易看出瑞吉斯特的“小型化”与科特金的“聪明城市”这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当代城市的发展应该从膨胀走向内卷缩小和“聪明”化。芒福德为大都市开出的药方就包括了类似的主张：“今天城市文化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增加城市这个容器的消化能力，同时又不让它变成非常庞大的凝聚在一起的一个大团块……把现在存在的许多公共机构非物质化或灵巧化，这样已经部分地创造了一个无形的城市。”[1]574一个灵巧化的无形的城市理念意味着以巨量人口、巨大建筑和豪华气象构造的庞大团块都市的终结，城市将在新的智能水准上内卷和小型化。
    大都市文明也许注定要如芒福德所说的“死亡之城”罗马城那样终结，但这不意味着城市文明的终结。“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代已经结束，都市文化建设到了反思和转向的时候。中国在进行了30年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后，可能需要开始诊断和治疗正在出现的“特大城市象皮病”，为下一个后都市化生态城市或“聪明城市”时代的到来做准备的时刻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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